你若是開車從杭州西北方向出城，不一會就進入了德清縣境內，風景秀麗的莫幹山就在這個縣。春秋末年，吳王派莫邪、幹將在此鑄成舉世無雙的雌雄雙劍，山因此而得名。莫幹山有“清涼世界”的美譽，與北戴河、廬山、雞公山（河南信陽）並稱為中國四大避暑勝地。古時這一帶屬吳越。德清縣唐代叫武康。

古代這裏有一種民間風俗，家裏有人出遠門，母親或妻子為出門人做衣服，必須做得針腳細密。要不然，出門人的歸期就會延遲。衣服的針腳越細密，歸期越早越準確。在這一帶鄉間，老年人還知道這種習俗。唐代詩人孟郊的《遊子吟》中的“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就是反映的這種古代風俗。孟郊是武康人。

這兩句詩過去從來沒有人注解。不知道這個習俗，也不可能正確解釋這句詩。指出這一點的，是一位默默無聞而又很顯赫地活了一個世紀（虛歲99歲）的老人，他的名字叫施蟄存。在他後來寫的《唐詩百話》中，他專門講到這一點。

一提到這批五四時代文化先驅，我就老是納悶，為什麽萬惡的“舊社會”（清末、北洋、民國時期）教育出來的人物，隨便請一個出來，都是一位學貫中西、知識淵博、有大家風範的“通才”、賢者。而我們知道的這些個大家，他們真正的經得起時間檢驗的作品，也大多是一九四九年以前或者是八十年代以後的東西。（如果他們還有幸堅持到那會兒）。想到這兒，總叫我思緒低回惆悵。我們浪費了多少寶貴的時光啊！

施蟄存（1905年12月3日—2003年11月19日），中國現代作家、文學翻譯家、學者，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係教授。

施蟄存出生在浙江杭州，8歲時隨家遷居江蘇鬆江（現屬上海市）。後上杭州教會學校之江大學及上海大學、震旦大學。老師是陳望道、沈雁冰、俞平伯、田漢這些名家。教材之一是周作人編的《歐洲文學史》。施蟄存的英語、法語都好。 他接受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他的性格也在這樣一個倡導個性解放、精神自由、創造自由的時代氛圍中形成。這個沾著江浙兩省泥土芬芳的子弟，在上海灘沐浴歐風美雨，自詡“政治上偏向左翼，文藝觀上堅持自由主義”。學術界評價施蟄存為“學識上的通家，人格上的達士”

施蟄存是一位對中國文壇有著巨大貢獻的人物。這不僅因為他在三十年代就獨樹一幟創作了一批具有現代派色彩的作品，而且因為他1932年起主編大型綜合性文藝刊物《現代》雜誌，使《現代》“成為中國現代作家的大集合”，《現代》發表了大量左翼作家的作品和左翼文壇的消息，很多作品和資料成為重要的曆史文獻，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作出重大貢獻。魯迅的佳作《為了忘卻的紀念》等篇，是在這雜誌上登出的。

1937年起在雲南、福建、江蘇、上海等地多所大學任副教授、教授。1952年院係調整後一直在華東師範大學中文係任教授。1937年以前，除編輯工作外，主要創作短篇小說、詩歌及翻譯外國文學。抗日戰爭時期寫作散文。解放初期的五六年間，他的業餘時間都花費在外國文學的翻譯工作，翻譯了200萬字的外國文學作品，特別是東歐、北歐及蘇聯小說。1958年以後，致力於古典文學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

說他很顯赫，很早就大名鼎鼎，是因為上世紀30年代在上海和魯迅先生的一場筆墨官司。“洋場惡少”是魯迅給施蟄存的命名，因為這個命名，施蟄存幾十年吃盡了苦頭，這是魯迅所始料不及的，也是人們對施蟄存的誤會的來源。施蟄存也自嘲說：“十年一覺文壇夢，贏得洋場惡少名。” 

事情起源於1933年10月發生的魯迅與施蟄存關於《莊子》與《文選》的論爭。在回答《大晚報》副刊關於讀書的提問，“文章要寫得好，讀什麽書？”施蟄存隨手寫了《莊子》和《文選》兩本書。

魯迅看到了就說, 施蟄存是一個商人的兒子，難得看見一本古書，看到了《莊子》和《文選》就沾沾自喜，提出來叫別人學習，以表示自己淵博。

魯迅還說，青年人要多讀外國書，少讀中國書。少讀中國書，不過不能為文而已。

這位青年作家還是有一點敢碰文壇巨星的膽略。施蟄存用清楚的邏輯，反駁說，別人問的是寫文章，根據先生的意思，可見要為文，還是要讀中國書。

《莊子》與《文選》的論爭，開始也隻是讀不讀古書之爭，但在爭論中，雙方都有些言重，並且都“鬧意氣”。魯迅稱施蟄存是“遺少群”的“一肢一節”，是“洋場惡少”。施蟄存對魯迅也有些不敬，明知“豐之餘”是魯迅的筆名，還要說些不敬的話。

徐中玉先生近年評論道：“一位從近處想，讀點古書對青年寫作有助，一位從遠處想，提醒青年不要沉到古書中去，原都有善意在，並不複雜。”這話中肯。

魯迅稱施蟄存為“洋場惡少”，他當然不會高興，但他後來早已淡然處之。他曾說，魯迅尖刻，與錢鍾書差不多，“罵人”從不留情麵的。

前幾年，林賢治先生在《魯迅的最後十年》（中國社科出版社版）一書中，對魯迅與施的這一爭論的評述並不公允，書中稱施先生當過國民黨當局的“書報檢查官”，實際上是“莫須有”的罪名，理應在此為施先生洗刷罪名。

當時當了“書報檢查官”的，是“新感覺派”的另一位代表作家穆時英。穆時英寫過《上海的狐步舞》，施先生一次在談話中證實穆時英當時是跳舞場的常客，狐步舞確實跳得好。對穆時英去當“檢查官”，施先生是不滿的，並對此深感惋惜。 

但這場筆墨官司後來被就解釋為不同政治見解的爭辯，恐怕不是爭論雙方預料得到的，尤其是解放後，給施蟄存帶來的影響特別大。

魯迅逝世後不久，在虹口公園舉行過一次悼念活動，施蟄存前往參加，還向報界發表談話，表達對魯迅崇敬之心。1956年，上海各界從萬國公墓將魯迅靈柩遷至虹口公園(即魯迅公園) 施蟄存前往參加儀式，並寫詩悼念。

他在詩的序裏說：“秉毅持剛，公或不移於睚眥，知人論事，餘豈敢徇於私曲”，言辭真誠，感人肺腑。很真實地表達了施蟄存對那場爭辯的態度。（睚眥：ya zi，極小的怨恨）

魯迅對施蟄存的一些激烈措辭，如今看來是過份的。一九四九年以來，在魯迅問題上，也是搞的“兩個凡是”。凡是魯迅批評過、“罵”過的人都是壞人、階級敵人；凡是和魯迅搞的論戰，一定是魯迅正確。華國鋒對毛公的“兩個凡是”都可以破除，對魯迅的“兩個凡是”恐怕也應該不作數了吧！

五十年代，施蟄存在大學講授中國文學史。他講課與眾不同，不帶講稿，才情洋溢，最大的特點是從不引用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話，而這種引經據典在五十年代卻是大學課堂裏一個潮流。

1957年，在那場反右中，施蟄存自然是在劫難逃，他被劃為“右派”。一九五九年，他以“右派分子”資格，從嘉定勞動回來，被安置在華東師大中文係資料室工作。在資料室的故紙堆裏，他開始處變不驚地進行古典文學的研究，同時業餘收藏、研究古碑帖和金石研究。或許可以說因禍得福，在絕大多數作家、教授人雲亦雲、了無建樹的日子裏，他開拓了一個新的文化領域。在現代學人中，像施蟄存這樣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中，在天日重光之後，一下子拿出這麽多成果的人是不多的，陳寅恪、錢鍾書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施蟄存當時的生存狀態似乎比這兩位還要惡劣。

上世紀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施蟄存沒有發表過一篇文章、出過一本書。但這並不意味著他的放棄，正相反，這段時間，正是施蟄存整個學術生涯中最有價值的一個階段。正由於有這段經曆，他才可能在八十年代開始出版了《唐詩百話》、《水經注》、《北山集古錄》等古典文化研究的專著。

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的作家李劼曾經寫到，聽在係資料室做了幾十年的老資料員說起施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施先生挨批鬥時被打翻在地，他鎮定自若站起來，理理衣衫，拾起被打飛的帽子，撣去塵土，戴在頭上，重新站直了繼續聽憑折騰。老資料員感慨：“施先生當時的風度好極了。” 

有一段時間甚至隻發生活費，連住房都被造反派強行縮小，隻能在三樓曬台上自己搭上一間小板屋生活。“文革”後期，他住在二樓朝北亭子小間，放上一隻小方桌就很擁擠了，而且室內還有一隻抽水馬桶，他隻能利用它，就坐在屋角這隻蓋上蓋子的馬桶上寫作或接待客人。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80年代初。那時讀書、研究碑版、寫讀書劄記及看大張拓片就在這小房間，但要佝僂身體才能觀賞。他總共寫了四五百萬字，現在我們能夠看到的他的幾十部書(包括選編與翻譯作品)，都是那時的積累。但是施蟄存自己說：寫得“最多的是思想總結，小結，檢討，坦白書，改造日記，交待文件，全不是文學創作。”

施蟄存老先生曾經對自己的人生有過一個很生動的比喻，他說自己的一生開了四扇窗子，東窗是文學創作，南窗是古典文學研究，西窗是外國文學翻譯和研究，北窗則是碑版整理。他的“東窗”費時最長、耗力最多。以“西窗”產量為最多，他自己估算大約有三十餘種印本。有英國司各特《劫後英雄》、奧地利顯尼誌勒《多情的寡婦》和德國格萊賽《一九0二級》、《匈牙利短篇小說集》、《波蘭短篇小說集》等。

在“南窗”領域，他著有《唐詩百話》、《詞學名詞釋義》、《花間新集》、《讀詞叢劄》，校勘整理了《陳子龍詩集》。在“北窗”，他將畢生心血收藏的曆代碑帖700餘種，匯編成一套《曆代碑刻墨影》，成為海內外征服“黑老虎” 的權威大家。（碑帖是拓片，色黑，內容上研究難度大，收藏也容易上當，行內稱“黑老虎”。）走鍵至此，想到台灣海峽那邊也曾有過一位啃“黑老虎”的大家，就是那位寫“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的於右任。 

七十多年的文化生涯中，施蟄存四麵出擊，無論在哪個方麵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他一身兼作家、翻譯家、教育家和古典文學理論家，被譽為“百科全書式”的專家。施蟄存在三個專業裏先後培養出十餘名研究生。

就這樣，一個著名文學家在逆境中完成了向文史研究的過渡，在這一點上，施蟄存與沈從文頗為相似。當我們把他的創作和研究聯係一起考察時，可以看到，作為中國現代主義小說倡導者的施蟄存，與作為雜文家、文史專家的施蟄存，正是一個完整的個體，這正是中國文壇最需要的“通才”。由於多年的儲備，默默無聞地耕耘，這位世紀學人，成為了一位在中國文化界有多學科建樹，海內外聲譽日隆的學者。 

施蟄存早年以寫心理分析小說著稱，早在1929年施蟄存在國內第一次用心理分析創作出小說《鳩摩羅什》、《將軍的頭》而一鳴驚人，成為中國現代派小說的奠基人和中國“新感覺派”的主要作家之一。代表作有《梅雨之夕》、《春陽》等篇，著意描寫人物主觀意識的流動和心理感情的變化，追求新奇的感覺，將主觀感覺融入對客體的描寫中去，並用快速的節奏表現病態的都市生活， 施先生的小說注重心理分析，著重描寫人物的意識流動，。

 三十年代，是他的小說創作的高峰期，《上元燈》、《將軍的頭》等，被視為“新感覺派”的代表作。八十年代，這些作品在冷落多年之後重新出版，引起了年輕一代作家的關注，並影響了他們對文學的重新審視和把握。

在《石秀》一篇中，石秀在與楊雄結成了異姓兄弟，卻陷入了對楊雄之妻潘巧雲的暗戀。石秀的心理由愛欲的苦悶和烈焰所織成的魔網所困，又在義氣和忠心之間發生著激烈的鬥爭。他在看到和尚裴如海把潘巧雲勾引走後，終於在仿佛是失戀而又受侮辱的羞怍懊喪中，刀剖了自己喜歡的女人。施蟄存用驚世駭俗的筆觸寫到，每剜一刀，石秀看見那美麗的肢體泛著最後的桃紅色，都感到一陣滿足的愉快。著名文學史家楊義先生說，這篇小說把《水滸傳》中的倫理範本變成了現代心理學的病案。

《梅雨之夕》則被評價為現代都市人的性心理小說中非常圓熟的作品。“我”從公司回家，在梅雨天中與一位美麗的姑娘邂逅，下意識地陷入兩性吸引之中，當這種下意識激發到一定程度時，“我”又理智地用家庭倫理責任予以抑製。發乎於情，止乎於禮。

施蟄存是把弗洛伊德理論帶入中國的人之一。半個多世紀後，他還在對人說：“你難道不知道我譯過4本顯尼誌勒(奧地利心理小說家)的小說嗎？”弗洛伊德的書，靄理思的《性心理學》，是當時上海很容易買到的。擁有著“中國現代派鼻祖”和“中國現代小說的先驅者”稱譽的施蟄存，以冷眼笑看著發生在21世紀新新人類身上的一切。他說過：“今天的一些女作家，愛用‘身體’寫作，這些不新鮮，30年代的左翼都玩過……”

真是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兒。 

施蟄存早就主張文學家應該是“通才”。 九十年代初，施蟄存在《隨筆》雜誌上發表了一係列針砭現實、振聾發聵的雜文，正表明一個文化“通才”所具備的素質。這一切，恰恰是他留給我們的最為珍貴的精神遺產，恰恰是當今浮躁的社會中不少知識分子所欠缺的，也是整個文壇所欠缺的。

鑒於在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上的貢獻，施蜇存曾被授予“上海市文學藝術傑出貢獻獎”（1993年）和“亞洲華文作家文藝基金會敬慰獎”。

百年是一個世紀的風雲。施蟄存是20世紀中國社會和文化發展的最直接的審視者，最忠實的記錄者。他見證了一個世紀的風雲變幻。在參與見證20世紀中國文化完整性這一點上，他比其他幾位前輩更名至實歸。

施先生曾回憶與張愛玲見過二次麵，一次在淪陷時期回上海，邵洵美請客，張愛玲也來，穿中國緞子的繡花旗袍，樣子很特別。另一次是解放後上海第一次文代會，張愛玲就坐在施先生臨座。那次文代會是在上海吳淞路的一家原來的日本戲院裏舉行的，最後還合影留念。

談及錢鍾書，他要說到錢的“惡客”（上海方言，刻薄之意）。錢鍾書寫《圍城》，不是寫長篇，而是發泄他的“惡客”。

對於沈從文這位在上世紀80年代後迅速恢複在文學史上名譽和地位的大師，施蟄存同樣不趨時隨大流，他說：“從文雖然自己說永遠是個鄉下人，其實他已沾染到不少紳士氣。”“早年，為了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革命而投奔北平的英俊之氣，似乎已消磨了不少。”“從文一生最大的錯誤，我以為是他在40年代初期和林同濟一起辦《戰國策》。”施蟄存對於人事的價值判斷不感情用事，棱角鮮明，可見一斑。

施先生說的不僅是幾十年文壇上的事，更是他對中國現代文學和文化發展的嚴肅思考。

人們以為他是十裏洋場風流倜儻的人物，是如劉呐鷗一樣的浪蕩子。走近施蟄存，才知道在個人生活方麵，施蟄存並不像他小說中的人物那樣“現代”和“荒誕”，也不像他的朋友劉呐鷗那樣，既需要女人取樂，愛女人的肉體，欣賞性感的女人，又嫌惡女人，瞧不起女人，認為女人“除‘性’以外完全沒有智識”。

施蟄存雖然在作品中也寫了一些都會青年的風流韻事，但施蟄存在生活中卻是一個非常嚴謹的人。施蟄存1929年10月24歲時與比他大一歲的陳慧華女士結婚，七十幾年對妻子忠貞不渝，疼愛有加。家裏有事，還是太太說了算，施蟄存先生多遷就妻子。許多年前，當施老夫人還健在的時候，來客大聲叫一聲“施先生在嗎？” 施先生就會幫你叫一聲“阿奶(施蟄存晚年這樣稱呼自己的太太)，有客人來了！”多麽溫暖人心的稱呼！

施先生的學生宋廣躍先生回憶道：“先生和師母的感情是平靜而又深沉的。雖然他們早已超過了金婚紀念日，但他們依然有著脈脈的溫情。一次，師母坐在沙發上，先生在她身邊坐下，眼波中流瀉出少年人一樣的柔情蜜意，拿手輕輕撫去師母頭上的華發。而師母則呈現出少女一樣的甜蜜的羞澀。這刹那間持續的情景，令我久久難忘。”

施先生還是一位豁達的人。他曾有一幅張大千的山水畫，後來有一個學生從香港過來，對施先生說要把畫拿到香港去拍賣，後來，這個學生和這幅畫就一起消失了。人們知道後都覺得很可惜，說這幅畫肯定能賣不少錢，而施蟄存先生卻說：“沒有關係，大不了就是一張紙。我們都是經曆過各種戰爭的，那時隻有兩樣東西不會貶值：大米和黃金，其餘的滿地都是，尤其是書和字畫。那時人們要撿，遍地都是。” 

還有一次，有一個人寫了一本關於唐詩的書，裏麵有不少內容是抄襲施蟄存先生的，他的朋友知道了很氣憤，說要把這件事告訴媒體，先生大手一揮，說“放他一馬”。 

哈佛大學教授李歐梵譽施蟄存為“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文學開創者”的老人。他去拜訪施蟄存，問施先生喜歡看美國什麽雜誌，他出口說道：“Vanity Fair（名利場）”，於是李歐梵返美後寄了幾本給他。問他看了沒有，施蟄存搖搖頭，淡淡地說：“看了，大不如前了！”李歐梵恍然，當年———上世紀30年代———施先生愛看的這本文化雜誌，品位比現在“高出許多”。

上世紀30年代，施蟄存主編《現代》雜誌，法文譯名意為“當代人”，指能夠和世界文藝潮流同步的人。李歐梵稱：“現在再翻開這個雜誌的內容，特別是內中介紹的西方文學，仍然令我咋舌，驚異不止，在當時的環境下，竟然如此‘識貨’，幾乎所有的西方重要現代作家都介紹了。”

在《現代》上亮相的，包括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還有當時隻是美國“文壇新秀”的海明威、福克納等人。文學史家評論：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時期”，中國當代作家才通過漢語譯本“重新發現”了這批作家，並從中找到靈感和自己的文學偶像。“當人們在80年代手捧艾略特的《荒原》為其深刻地反映這個時代的本質而感慨萬千時，殊不知，早在50年前，《現代》雜誌早已介紹過這位詩人的這部作品，隻不過，以自己長著一個希臘式的鼻子而自傲的邵洵美把這部大著的名字譯成了貌不驚人的《荒土》而已。” 

他的小說，《將軍的頭》、《石秀》、《梅雨之夕》、《魔道》、《夜叉》……幾乎每一篇都是實驗性極強的作品。他與李歐梵談論西方現代文學，對任何“冷門”問題，都如數家珍，對答如流，以至於哈佛教授李歐梵自愧：“我多年身在美國，購書和借書都甚方便，為什麽施先生說的書名和作者大多對我仍然陌生？”李曾對自己的學生說，“我們這一大堆學者，集全部精力研究西方現代文學，恐怕還比不上三十年代的一個年輕人———施蟄存先生。” 

早年專注於現代主義文學的探索，後來長期擔任大學教授，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和金石碑帖，施蟄存堪稱傳奇的經曆表現在個人魅力上，形成一種奇妙的混合體，被讚歎為“包含著中國古典溫雅氣息與西方文化紳士情調”。 

百年歲月對於曆史隻是一瞬，對於生命個體卻是奇跡。尤其當這個生命同時還承載了文化，那麽，一個百歲的文化老人也是一個文化奇跡。他能夠長壽就是兩點，一是不怕死，很豁達，二是求生欲很強，生活態度非常積極。 

我不抽煙，也反對別人抽煙。但是世上就有怪事。施蟄存先生抽煙，抽雪茄。他的房間裏時常飄蕩著淡淡的煙霧。他抽了一輩子煙，活到九十九歲！你怎麽解釋？

施先生何以會活得這麽長久？走近施蟄存，人們才會理解，一個原本並不健碩的人何以能平靜地越過一個世紀的坎坷，那是需要深沉的生存理念作底蘊的。

這位老人一生的成就與波折，映照著我們民族文化曲折的命運和曆史責任。施蟄存先生曾經說過：“高等院校的文史哲教師必須自重，了解自己的負有祖國文化的曆史任務，萬不能因物質生活條件不好而放棄自己的職責。”現在，要做到這點，其實很難。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我們這些後來者，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享用者、繼承者，不可忘記那些正在一個個地離我們遠去的前輩。

沈從文先生曾經寫道，我和我的讀者們正在老去。

一句話，就是一首讓人傷感的一個時代的驪歌。

冬雨瀟瀟，斯人已遠。 悲夫！

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日 大寒節氣日 於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