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老板，馬文先生是一位挪威後裔的美國人。首先，一看就知道是個麵善的老實人。在公司呆了有20多年，一直就是個實驗員。我跟了他快兩年，到後來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這位老板，雖然不得誌，可是他是一個很樂觀，很友善的人。他告訴我他實在看了不少美國人在公司裏玩的花樣。那時因為我們這個新的單位成立，所以經過這麽多年，他才被以前的一個老板網羅（也就是我們的大老板）轉進來而且破天荒的成為一個最低管理階層的組長。講起他的過去，還不勝唏噓。他說那年他剛結婚，被派到工廠負責監督開工。每周日飛到南部工廠，周五晚回來。他實在舍不得離開新婚的老婆。因此，下班後經常和同事泡酒吧。有一次老板來工廠視察，兩人吃晚飯後，一起在酒吧中續聊。大概是因多喝了兩杯威士忌，在要求老板盡快把他調回去被拒後，起了口角。我的老板大概是一時激動，又想老婆，對他的老板吼了兩句。好了，這一吼就注定他做了20 年的實驗員。一直到這個單位成立，我們的大老板才拔擢他。我們這個組，那個時候的成員都是技術高強，進來的都是標準的技術實驗員。我能進入，也是因為他們知道我的技術專長。我仍舊是組裏的唯一中國人。我們經常討論工作上的技術問題，大家非常專業。這些老美都是一時之選，日子過得非常滋潤。

我一上班，我的老板就常常找時間跟我談公司多年來他所看到，經曆過公司醜陋的事情。他說那些上麵的領導階層都是彼此有關係的。那個圈子非常齷鹺。舉凡酗酒，吸毒，玩女人等等。你要進入那個圈子，前途才能輝煌騰達。你在公司的成敗，與你的工作表現並不是常常成正比的。那些工作表現越好的人員，你就永遠呆在實驗室做實驗。因為老板們要用你的結果升官。然後，拚命給你工作。對那些不會做實驗的人，就少給他們工作。多少年後，我自己做了老板，才發現這個道理。因為會做實驗的人，有時你不給他充足的工作，他們會覺得不夠挑戰。對那些技術不行的人，為了求生存，隻得放下身段，跟著老板後麵奉承著，混著。而這些人往往比誰都有辦法。我這個老板，是個天主教徒。他說就憑這一點，他是沒有辦法與他們沆瀣一氣的。老板再三強調，在這個小組，他計較的就是工作表現。我的老板要我安心的工作。同時很明白的告訴我，根本就死了想走管理階層這個路子。他一再告訴我，隻要我幹的好，以後我會找到我理想的工作機會的。

從事醫藥開發是一筆大的長期投資。我們的經費充裕。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負責對蛋白質的鑒定，分析。那時在美國做蛋白質最有名氣的就是瑞士的羅氏（Roche）。後來，在美國幾個大的生物遺傳公司的管理階層都是從這個公司出來的。我們這個單位在那三年期間完成了許多曆史上的首次完成的工作。我也有機會，認識了許多從事蛋白質研究的一些頂尖的教授與從業人員。同時也到歐洲開了兩次會議。那個時候，我們做研究員的一般隻能參加國內的學術會議。第一次是到比利時，我順便去了巴黎，阿姆斯特丹。第二次是到德國的巴頓-巴頓。這兩次旅遊使我對歐洲有了些許的了解。說實在，我還挺喜歡歐洲的。在德國停留了一個禮拜，巴頓是個小城。晚上也沒地方去，就在旅館看德國的電視。我讀大學時，修了兩年的德語。我們的教授是維也納來的神父。我們學德文的方法就是從會話開始。那位神父，隻說德文。到了第二年，我們看德國電影，還用德文寫作文。那時我的德文可是呱啦呱啦叫的。尤其我的德語發音，抖抖小舌頭，還蠻正點的。可是來美國後，不用德文就全部還給老師了。沒想到，在德國的一星期，天天耳澛目染的環境下，我的德文居然隱隱約約的出現了。最後一天我到了法蘭克福換機，停留一晚，我開始用簡單的德語問路與人交談。我告訴自己，如果再多呆三個月，我的德文一定會很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