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約翰遜《美國人的曆史》讀書筆記之一

保羅·約翰遜是我喜愛的一位作者。他被評為20世紀最偉大的曆史學家之一。入選美國《時代》雜誌2000年一百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他曾是一名激進的左翼人士，但後來右轉，成為傳統自由主義的著名知識分子代表。這樣的經曆使他對雙方陣營的觀點都有更切膚的認識, 因而思想更深刻。不管你同不同意他的觀點，看他的著作絕不枯燥。他的書寫得很生動，多事例佐證。他的最著名作品是《論知識分子-從馬克思和托爾斯泰到薩特和喬姆斯基》。

目前大部分出版的曆史都是進步主義知識分子寫的，都是左派的視角。換一個角度，看看古典自由主義的曆史視角，會帶來一些啟迪。他的1100頁的三卷本《美國民族史》從發現新大陸寫到克林頓，對美國曆史重新詮釋。不為尊者諱，不以成敗論英雄。秉筆直書，客觀中肯。有很多鮮為人知的史料。

在書中，他首先切入的問題是：美洲的英國殖民地和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殖民地有什麽不同，為什麽美國發展強大，而拉美落後衰弱？

原因之一是資本主義（由私人和競爭性的貨幣市場融資）從一開始就在英國殖民地出現了。由許多個人集資投資，以供應和裝備探險隊。這也是為什麽英國人在美洲的殖民地最終如此成功並創造出了如此眾多的基礎牢固的殖民群落。

西班牙人，在對付印第安人的時候，手段殘忍，毫不留情。後來的英國人，注意到了西班牙人的這個典型特征。伊麗莎白時期的約翰·胡克把西班牙人視為道德上的劣等人，“他們集所有的殘酷暴虐於一身……他們征服了一個赤身裸體、逆來順受的民族，從這些人的身上，他們尋求的隻是利益，而不是任何宗教或公共福利的創建，他們施行最殘酷的暴政，慘無人道地把土著人燒烤至死。”而英國人的目標是“傳道和施洗，讓人們皈依基督教”。野蠻和文明的分野，從一開始就給殖民地的發展打上了烙印。

在美國殖民地建立不到十年的時間裏，就產生了按照英國議會模式建立起來的代議製。無論是西班牙人的、葡萄牙人的，還是法國人的其他美洲殖民地中，都不曾有過類似的東西，盡管其中有些殖民地當時已經存在一個多世紀了。

在18世紀中葉，對法國的恐懼，是把美洲殖民地跟英國緊緊綁在一起的一個重要因素。落到法國人的旗下，被視為降臨在他們頭上的最糟糕的一種可能性。英國是一個自由主義國家，有一個最低綱領派政府，有著言論、集會、出版和一定宗教自由的傳統。對於一個大英帝國的臣民來說，要從米字旗轉到鳶尾花（法國王室紋章）是一件頗為困難的事。法國依然有一個神權專製主義君主政體。法國政府強大得令人生畏，無所不在，而且要求過多，甚至把手伸過了大西洋。它征召臣民入伍當兵，向他們征收苛捐雜稅。此外，它還是一個天主教國家，不習慣寬容。拿破侖的軍事獨裁——它預示著20世紀的極權主義暴政——對個人自由來說，是一個比英國議會製立憲王國政府要遠遠大得多的威脅。

最初的弗吉尼亞殖民者都是些紳士冒險家、沒有土地的人、契約奴工，因為渴望在新大陸改善自己的社會地位和財政狀況而走到了一起。他們當中最優秀的人，著眼於英格蘭的公正和自由的經驗主義傳統，試圖應用習慣法，按照公共利益來管轄殖民地，依據全體公民的普遍需要來立法。他們，以及他們的後代，將構成美國傳統（無論是公共傳統還是個人傳統）的一個主要因素——這是一個有益而溫和的創造性因素，對所有時期都有益。即美國傳統的個人自由主義和法治精神。

而五月花號上的人則完全不同。他們來到美洲，主要並不是為了發財，甚至也不是為了謀生，而是為了在人間創造上帝的王國。他們是狂熱分子、理想主義者、烏托邦分子、聖徒。而且，他們當中最優秀的人，或許也可以說是他們當中最極端的人，都是些自以為是的家夥，狂熱、不妥協、傲慢自負。他們還精力充沛、百折不撓、英勇無畏。他們以及他們的後代，將構成美國傳統中另一個重要因素，這一因素富有創造力，卻也是意識形態的和理性的，是多刺的和頑固的，有時候倔強到自我毀滅的程度。即美國傳統中的理想主義和進步主義成分。

這兩種傳統都將牢固確立，然後一決勝負，有時候是建設性的，偶爾也有著巨大的創造力，但有時候卻是社會和政府的危險之所在。

1692年塞勒姆女巫審判，法治的崩潰發生在新英格蘭的政治架構動蕩之時。與塞勒姆審判類似的事件後來還有：1919～1920年間的“紅色恐慌”，1950年代初麥卡錫參議員對共產主義者的搜捕，1973～1974年間水門事件的歇斯底裏，以及1980年代的伊朗門事件。然而，讓曆史學家感到吃驚的是，人們從這一事件中恢複過來的速度，以及當地政府和社會對承認錯誤、做出賠償及探索真相的渴望。這在任何時代的確都不同尋常。對於美國的未來（作為一個人道的、探求真理的共和國）也是一個好兆頭。法治的確遭到了破壞，但它又在懺悔中迅速恢複了。

約翰遜的以上曆史描述回答了文章開始的問題：美國的建立和強大有法製的基礎。美國傳統和法治以及法治的自愈能力就是美國不同於拉美其他國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