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為什麽容易左傾

有個比喻：民主黨的票倉是“無知少女”: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青年、婦女。顯然知識分子群體容易左傾。

2005年調查，美國高校裏72%的教師是左翼，15%是右翼。從黨派來說，50%的教師支持民主黨，11%支持共和黨。這個比例，越來越向左翼傾斜。1984年調查時，高校老師還隻有39%是左翼。又據UCLA高等教育研究所，1990年有42%的大學教授自認為是左派，但是2014年，這個比例上升到60%，而保守派則從18%降到了12%。左派陣營的教授數目是保守派陣營的五倍。到2017年，大學教師中注冊的民主黨和共和黨比例大約是10:1。女性中的比例16.4:1，男性中的比例是6.4:1。助理教授中，民主黨與共和黨的比例最高，為10.5:1，教授中為8.2:1。越是遠離經濟基礎的院係，越是脫離實際的學科，就越左傾。經濟學：3:1，化學：4.6:1，數學：5.5:1，英語係為26.8:1，社會學為27:1，人類學為42.2:1。人文院係81%教師是左翼；社會科學75%；工程學院51%；商學院49%。

這和工商界形成對比。2015年，《哈佛商業評論》發現，共和黨選民占據了美國公司董事會50%的席位，而民主黨則僅占24%。一般民眾也與學院的意識型態相反，蓋洛普調查2014年有38%的美國民眾自認為保守派，24%為左派。

知識分子的左傾表現為聖化情結；追求烏托邦；相信人類的改造藍圖，認為人類社會是可設計的，而不是自發完成的；傾向集體主義，反對個人自由；喜歡占領道德高地和自我崇高，有道德優越感；相信平等高於自由和結果平等；喜歡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隻對抽象的人類感興趣，對具體的人缺乏愛；西方有原罪；主張多元文化。

人們常常認為知識分子階層是社會中先知先覺的一群，受教育程度高，文化程度高；他們的意識形態代表著社會前進的方向。但這隻是錯覺。美國國父約翰·亞當斯說：“知識與美德沒有必然的聯係，單純的智力和道德無關。”知識分子容易左傾的原因有下列四點：

首先是聖母婊情結：知識分子都有一種救世主心態，喜歡占領道德高地，關注天下的情懷讓人感到高尚，產生道德優越感。知識分子喜歡走極端，試圖在地球上實現隻有天堂才能實現的目標。曆史表明，每一次這種嚐試都會撕裂深淵，走向荒謬。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生活在幻想和激情中。這種浪漫情懷虛構了他寄予希特勒的理念。他在納粹的改造民族的計劃中看到了希望。這種幻想導致他投靠納粹。

高尚是好事，隻要這是自己的行為。理想主義隻能要求自己，一旦用來要求別人，就很危險。性質就完全變了。每個人都有平庸的權利，隻要他不去害人，別人不能強迫他人高尚。為天下拔自己的一毛是崇高的，值得敬仰，但敬仰不能成為侵犯個人權利的借口。不能以利天下為理由來拔別人的一毛。知識分子左傾表現在己之所欲，強加於人。以自己的道德為天下人的道德，以自己的烏托邦為天下人的理想。

其次知識分子知行脫離。一方麵享受布爾喬亞的優裕生活，一方麵高談拯救普羅大眾。後者是對前者產生的內疚負罪感的彌補。己所不欲，強加於人。肉欲的沉淪需要精神的高尚來補充。用對抽象人類的博愛代替對具體的人的關懷；用高調來代替生活中的真實情感。高談左傾可以提升自己的道德快感。

知識分子在象牙塔中做學問，不切實際，脫離常識。他們不必為自己的理念負責任。沉溺於小圈子的意識形態和一味追求道德標杆，忽視大眾的普遍需求。很多知識分子從事的研究毫無意義，甚至是垃圾。學術界有句話“不發表就完蛋”，他們的很多研究都是單純為了發表論文而做。左派的理想和理念是他們脫離實際的研究的生存環境。

最後在高校當左派最安全：在美國知識分子圈子裏，尤其在高校裏，由於取消文化和言論自由的雙重標準，做一個左派是非常時尚的事情，而做一個右派才需要真正的勇氣。左派的容忍精神差，右派常被攻擊，甚至生存困難。而左傾永遠是安全的。2003年哥倫比亞大學的助理教授德澤瑙瓦（DE GENOVA）抗議美國侵略伊拉克說他希望美國兵在伊拉克經曆一百萬次摩加迪休（1993年美國參加聯合國維和部隊遭到叛軍伏擊，陣亡18人），雖然政界和美國社會強力要求哥倫比亞大學解雇德澤瑙瓦，哥大援引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論自由權”保住了德澤瑙瓦的飯碗。德澤瑙瓦的職業生涯並未受到影響，現在已升任休斯頓大學的比較文學係教授和主任。而UCLA教授Gordon Klein不為黑人學生提供以喬治·弗洛伊德事件逃避期末考試的便利，就被校方公開譴責他濫用權力並暫停職務。南加州大學教授Greg Patton在課堂中講解語言中的填充語，用了中文口語中“那個”做例子，聽起來像英語對黑人的蔑稱“Nigger”，被學生舉報後被暫停職務。太平洋大學教授Richard Paxton由於在課堂上所謂對種族和性別的政治不正確言論（他說所有的人都有性別屬性和美洲原住民好戰）被學校開除。說明學術界的所謂言論自由權利是隻對左翼的。而左派的多元文化不包括他們反對的那一元。近年來保守派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高校演講，不是被轟走，就是被示威者阻止進入，或者在會場上被打斷，或者學校屈於壓力撤銷邀請。保守派作家Charles Murray在佛蒙特州米德爾伯裏學院演講被左派學生轟下講台，同行者被毆打。高校不能容忍右派的言論自由，但卻邀請伊朗獨裁者內賈德到哥倫比亞大學發表反美反猶的演講。2019年一個保守派組織在加大柏克萊分校招募成員時，被左派分子暴力襲擊。紐約大學一位教授表達自己對政治正確的看法，被學生轟出教室，被學校暫停職務。芝加哥大學教授哈拉爾德·厄裏格在推特中不讚同解散警察和街頭暴力，被多名學者要求辭職。佛蒙特州的高中校長蒂法尼·萊利因在臉書上質疑示威者的言論被迫提前退休。Syracuse大學校報解雇了一名質疑警察有製度性種族主義的統計依據的專欄作者。《費城問詢報》強迫發表了一篇譴責借抗議搶劫放火的文章的編輯辭職。在很多高校，右翼隻能像地下黨一樣偷偷摸摸地組織活動。一個公開的保守派在高校謀職很困難。人都有避害趨利的習性，環境如此，高校中左右分野的比例懸殊也就不足為奇了。

缺乏多樣化聲音的校園，成了培養左派的溫床。那些十八、九歲的孩子，沒有傾聽過不同意見之間真正的辯論就被稀裏糊塗灌輸了左傾思想。調查發現在大學即將畢業時標定自己為自由主義者或極左派的人數比新生中如此自評的人增加了32%。而認為自己是保守主義者或極右派的人在即將畢業的學生中的人數則下降了28%。近親繁殖的後果造成了大學生群體越來越左傾。很多文科學生，畢業後任職於媒體，這也是美國媒體左傾化的一個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