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軌電車難題（Trolley problem），是英國哲學家 Philippa Foot1967年設計的一個倫理學的思想實驗：你看到一輛刹車壞了的有軌電車，即將撞上前方軌道上的五個人，而旁邊的備用軌道上隻有一個人，如果你什麽都不做，五個人會被撞死。你手邊有一個道閘，按下道閘，車會駛入備用軌道，隻撞死一個人。你是否應該犧牲這一個人的生命而拯救另外五個人？

半個多世紀來很多人為這個難題絞盡腦汁，我不是哲學家，不為這個傷神，我有我的答案，咱先不表。

我上大學的時候，有過一個震動全國的大討論：風華正茂的大學生張華跳進糞坑救風燭殘年的老農犧牲，金子換石頭，值嗎？

我還記得一個故事：抗戰時期，一位媽媽懷抱嬰兒和村民一起躲進地道躲避進村的鬼子。嬰兒突然哭鬧，媽媽毫不猶豫捂住孩子的口鼻，直到……。

這個故事在當時的年代是當作正麵事跡宣傳的，犧牲個人保全集體，無私的奉獻。而到了80年代，人們的思想發生變化，對於張華的行為才引起了大討論。其實，這些根本上都是哲學層麵對於生命價值的思考，我不是哲學家，沒有資格告訴別人怎麽做，但我知道自己會怎麽做。

如果我是那個媽媽，我絕不會用自己孩子的生命換任何人的生命，不可能！我會在保全孩子生命的情況下把孩子的哭聲降到最低，用手捂嘴巴，用衣服把孩子裹住等等。如果我是張華，我很可能不會跳進糞池，我怕臭怕髒，但是我會想辦法找根竹竿或繩子，我會大聲呼救，但我不會閃過哪怕一絲的念頭：我的命比這個老農民珍貴的多……。我因為自私沒有保護全村的人，沒有挽救老農的生命，也許這不夠道德，但我相信人可以沒有道德，但是不能沒有人性。

回到電車難題，我不會去使用那個道閘，我會本能的大聲呼喊，希望前麵的人注意，我會尋找一塊石頭或木樁去阻止電車……。人隻能關注當下，關注那一刻怎麽盡最大的努力，讓自己做的好，做好了自己，其餘的由上帝決定，任何人沒有資格決定他人的生死。

我相信，人在危急的時刻的決定，不是理性的判斷而是感性的靈機一動，那種“此時此刻想起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諄諄教導”“想起來雷鋒叔叔”都是瞎扯淡。我敢說，張華跳進糞坑救人的那一刻，什麽都沒想，那是一種本能，人類善良高尚靈魂一刹那的閃現。

而那個母親的故事，多半則是一種劉胡蘭英勇就義般的宣傳，我對其真實性表示質疑，因為它不符合我對正常母性的認知。

其實武漢封城的決定與這幾個倫理難題不完全是一回事。武漢封城對於決策者來說有相當多的時間可以綜合考慮。問題在於，他們拿來作為參照的因素有哪些？當然我們不知道，隻能猜測。我覺得，封城的意義是，把病毒限製在武漢不讓它擴散，這樣可以保住其它的城市，挽救整個中國乃至挽救世界。至於封城後病毒在城內傳播的規模以及對城內居民的危害很可能是當時無法預測的。

但是，現在當我看到如今武漢城內可怕的死亡率，開始懷疑當初決定的正確性。如果不封城，如果不強製一家人呆在一個封閉狹小的空間裏相互傳播病毒，是不是會減少一些相互的傳染，如果有更多的人能轉移到其他城市，是不是能讓那裏更好的醫療資源發揮作用而從死亡線上拉回更多的人？當然，這也許這都是事後諸葛亮。

我無權評價封城的對錯，隻是覺得封城之後相應的措施沒有跟上：外地的醫務人員來增援，武漢缺少相應的接待條件，醫院的資源嚴重不足，後勤生活補給也沒有跟上。正因為這些原因，武漢的死亡率遠遠高於其他任何地區。為什麽不把武漢的病患轉移到其它城市呢？封了城，也絕不能讓武漢人民自生自滅，正好像不能把道閘一摁就聽任電車朝那一個人衝去，你還是要盡最大努力讓那個人逃離鐵軌，盡最大努力去阻止飛奔的電車。為什麽至今還沒有轉移武漢的病患？與其讓外地的醫務人員千裏迢迢的趕到生活極其艱苦的武漢，不如讓他們在自己家鄉為武漢人民服務。

至今，全國各地都在一麵防治本地的病毒一麵盡全力支持武漢，場麵感人至深。但如果不能真正張開雙臂接納武漢人，“武漢加油，我們都是武漢人”是不是有些蒼白？

當然這隻是我一廂情願，即便政府做出了這樣的決定，恐怕實施起來恐怕不是那麽容易。看報道，當美國政府準備把撤回的僑民安頓在洛杉磯附近時，當地華人紛紛抗議，飛機不得不改道……。

封城的決定本身都無所謂對錯，隻要出發點是善良的。在對疾病傳染率不清晰的情況下，為了減少感染人數那是善良之舉。畢竟，決策者們也是普通的人，慌亂之中做出慌亂的決定不足為奇，隻希望現在能有切切實實的措施把武漢的死亡率盡快降下來。

天佑武漢，天佑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