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說每一個讀這篇小文的人內心都有專製的種子，但我可以說我自己心中有一個小毛澤東。

我出身在一個文革重災區的大院裏，自己的家庭也是文革的受害者，用家破人亡來形容絲毫不過，所以我有資格對文革說三道四，我更有資格發泄罵娘。

不過正像驢兄說的，我是個矛盾的人，我可以前一分鍾大罵文革，大罵老毛，後一分鍾換個公正的麵孔“理性”地探討。

畢竟，發泄個人的恩怨和探究曆史真相是可以也是應該分開的。

毛澤東有罪嗎？郭沫若、巴金等在文革中的言行應該拿來反思嗎？我想，答案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文革如何發生，文革鬧劇中的芸芸眾生如何成了演員和導演。

今天，站在道德審判席上慷慨激昂的人似乎都是文革中的受害者或者是旁觀者，總之都是清白的人，其實正像劉曉波質問的：“打倒“四人幫”之後，人人都成了受難者，或是反“四人幫”的英雄，他媽的，文革時你幹什麽去了?那些知識分子寫大字報比誰都寫得好，沒有土壤，毛澤東一個人不會有那麽大的力量。”

文革熱火朝天的時候，我還穿著開襠褲，當然我沒有做過壞事，但是我知道我周圍的鄰居甚至受到迫害的親人中不少人都反過來揭發過別人，貼過別人的大字報，向領袖表過忠心，寫過肉麻無恥的自悔書效忠信，但是這些人又的的確確是正直善良的人，隻不過人性的弱點和中國知識分子所特有的特征在一個特定的時期得到了表現，誰能說自己就一定是遇羅克張誌新呢？

我小時候特想當英雄當解放軍，凡是當時社會上受到崇拜的我都崇拜，我還趕上了加入紅衛兵的末班車，當鮮紅的臂章戴在手臂上的時候內心多麽榮耀啊，可惜打砸搶已經過時了，否則我也可能去抄家，弄幾兩黃金和幾幅字畫來，咱自己家的那些寶貝最後也隻“賠”了幾百人民幣……。

我知道，我是有這個決心和勇氣的。那時候，雨天裏抓癩蛤蟆來五馬分屍，用石頭砸死野貓，用鞭炮綁在知了身上製造“轟炸機”是我們熱衷的“娛樂項目”，如果能去抄家，如果能報複一下老師該多帶勁啊！

我之所以如此恬不知恥地把自己的陰暗說出來，不是我多勇敢，我知道有不少人也是如此。文革之後創作了《於無聲處》的上海作家宗福先就說過，文革時他由於家庭出身問題而沒有加入造反派，其實他內心太向往造反派了，隻不過不夠資格而以。

還有的時候，一個人做一件事情或不作一件事情並不是完全出於政治或人格的原因，各種曆史和環境的機遇和巧合都會影響一個人的命運。神在阿賭中網友是我敬重的前輩，他在我博克裏留言說他文革時被認為是批鄧的積極分子，後來又成了反四人幫的英雄，這一切隻不過是某種令人啼笑皆非的天意，根本談不上“高尚”還是“無恥”。

故去的人經曆了不堪回首的歲月，那種痛苦和煎熬不是今天一般人能體會的，與其泯著咖啡雙手叉腰“道德”“人格”“無恥”“不要臉”地發泄，不如思考一下，文革是否還會再來，再來一次我自己是否會成為紅衛兵？

我知道，親眼目睹過紅小將的風采，我自己可能不會用皮鞭去抽打老師了，但是如果文革換了一個麵目，比如網絡上掀起文革了，我會是一副什麽嘴臉？回顧自己網絡上的言語，我還真不敢打保票。甚至假設我在中國，中美兩國打起來了，我麵對美國大兵的刺刀，心裏想著一家老小，我不能保證我不作叛徒，畢竟我是個要保命保家的膽小鬼。

所以，人性的弱點是難以消失的，文革的土壤還紮根在我們中間。如果說郭沫若的詩歌是獻媚的話，那麽數年前的《黨啊，我親愛的媽媽》又是什麽呢？文革結束了那麽多年咋還有這樣的作品，咋還有那麽多人扯著嗓子引吭高歌？如今國內公園裏的紅歌角樣板戲潮不也代表了相當的民意？我們分析一下這些現象難道不比發泄自己的情緒，炒郭沫若的冷飯，和網友鬥嘴更有意義呢？

中國人“鬥爭”的基因真是代代相傳，不要以為一個文革結束了，和人鬥的傳統就消失了，咱仔細想想這兩天的言行，有多少是在辨是非，有多少是在和人鬥？畢竟，和人鬥，那種把別人鬥倒再踩上一隻腳的感覺很爽。

記得有一個叫徐正全的年輕人，文革時是一個造反派頭頭，因為打死過人後來被判死緩，然而1989年出獄後，他雖然有所反思和懺悔，但他堅持認為文革經曆，是他“人生中唯一的亮點”，表示“雖敗猶榮”，“至今不悔”。因為他在文革中找到了自己的價值，享受了被人擁戴的感覺。  

另有一部記錄片采訪了五位前中學紅衛兵：徐友漁、田壯壯、黃玲、劉龍江和胡曉光。其中一位說到，文革是自己四十多年的人生中“最輝煌”的時刻。

難怪現在隻有屈指可數的紅衛兵公開向受害人道歉，而這些人現在確以‘學者’身份出現研究文革，大言不饞地批判郭沫若。郭沫若文革時沒有用皮帶抽過同事吧？

指點江山容易，拷問自己心靈難。而中國社會的進步需要的是更多的人站出來捫心自問，需要更多的人向巴金那樣寫出一本《隨想錄》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