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得獎，國人五味雜陳——張藝謀怎麽拍不出pi？

客觀的說，把李安和張藝謀放在一起用奧斯卡的天平來衡量有失公允，就兩人的能力來說，各有千秋難分上下，但是張藝謀為什麽就沒有啥作品拿得出手呢？

不，《活著》是張藝謀的代表作，《活著》不管是思想性還是藝術性都不在任何一部李安作品之下。把《活著》的劇本給李安，李安不見得能導出同等的影片，當然《喜宴》《斷背山》拿給張藝謀也可能就平平庸庸，畢竟倆人的成長背景和所處社會文化截然不同。如果李安所拍的第一部像樣的作品被打入冷宮，李安還能繼續追求他的夢想而讓老婆養活自己嗎？張藝謀自《活著》以後就死了，原因也在這裏。

好了，言歸正傳。什麽樣的電影才是好電影？

從李安和張藝謀的例子可以看到，好電影首先取決於一個好劇本，而劇本本身就是一件文學作品。導演的作用是成功地運用電影語言將文字轉化成集語言、動作、畫麵、音樂和演員表演於一身的影視藝術。

所以，好電影最根本的因素是好文學作品。所以最根本的問題是：什麽是好的文學作品。

首先要探討的是，什麽是文學的功能？

在我看來，文學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人類生存的需求，人類千百年來為了生存都在協調著三種關係：人和自然、人和社會、人和自己。

人類用科學處理第一種關係，用政治學，社會學、曆史、法律處理第二種關係，而哲學和文學試圖解答的就是人和自身的關係，尤其是文學，讓人類體驗了對美的追求，對情感的表達以及對人性的拷問。

純粹的審美，電影或許不是一種最佳的表現形式，比起繪畫、音樂、詩歌、舞蹈等等，電影的表現手法不足以讓一些隻可意會的美學元素得到發揮，而在情感的表達方麵，現代人已越來越笨拙木訥了。昔日咱們還有“君主長江頭我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今天的人會說，傻呀，發伊妹兒呀，視頻呀，上非死不可呀！

昔日詩人還感歎：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如今誰還這麽癡情？別說都十年了，大奶還沒死小三二奶就排著隊呢！

人性、隻有人性才是文學最高永恒的主題。優秀的文學作品不是揭露鞭撻批判更不是歌功頌德，而是拷問人性。

《悲慘世界》、《巴黎最後的探戈》、《失樂園》、《感官世界》、《色戒》、《辛德勒名單》、《朗讀者》、《 阿甘正傳》、《少年派》等等等等，這些電影清楚地回答了什麽樣的文學（影視）作品才是好作品。

可惜的是，中國長期受到曆史和文化的影響，“人性”是一個很陌生的詞匯，老祖宗的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就把我們探討人性的大門給關上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大套之乎者也的道德倫理說教，理解的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一直到毛澤東時代，共產主義、白求恩、雷鋒就是我們的楷模，凡是不符合最高權威指示的就是不道德的。人性？那是資產階級的腐朽的大毒草。

於是，共產主義的政治掛帥就取代了人性的探討。

誠然，政治無處不在，政治是現代生活的一部分。問題是，作為一名作家或者電影導演，我們如何表現生活中的政治？ 當人性也反映在政治中的時候又如何表現政治中的人性？

這個問題，我們對比一下米蘭·昆德拉和奧維爾就比較清楚了，《生命不可承受之輕》始終圍繞著政治，但是昆德拉卻把政治寫成了人性，該小說不但是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更是一部哲學著作；而奧維爾的《動物農莊》和《1984》卻把人性寫成了政治，把複雜的生活減縮到一個政治的層麵，唯政治的層麵。這兩部書和電影如果沒有中情局的介入決不會那麽火，即便如此，目前也沒有多少人關注這兩部作品。至於美國中學把它們當教材，和我們當年處於意識形態把《老三篇》放入教材是一個道理。

昆德拉特別不喜歡《1984》，曾說《1984》開了個惡劣的頭，是“偽裝成小說的政治思想”，因為那種對極權的強烈憎惡，導致了作品離藝術和美本身越來越遠，所以奧維爾的小說不能照亮“社會學與政治學都無法進入的神秘之地”。

什麽是“社會學與政治學都無法進入的神秘之地”呢？在我看來就是人性，灰色的人性。

李安曾在一次采訪中說自己的作品始終試圖解讀灰色的人性，他不管是涉及同性戀還是“漢奸”這樣敏感的題材，都沒有預定的立場甚至見解，就是對《少年派》中最大的政治——“宗教”，該作品也沒有作出任何評判，而是借人性、神性和獸性之間的交結拷問人心內在的老虎，探索生命的意義。

優秀的作品，一定是讓人回味的，人之所以回味，是因為在思考，思考人性，思考人生。

如果《感官世界》和《失樂園》僅僅告訴我們：性是肮髒的，婚外情是不道德的，這兩部作品也就和文革大批判沒啥區別了。

看了Amour的介紹，感覺這也是一部揭示人性的好片子，一定抽空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