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忘了回複心姐的兩個問題。

心姐在她昨天的帖子裏說：“你在評說這兩個人物（郭沫若、巴金）的時候，有一個重要的問題一直沒說，是什麽使這樣兩個中國大知識分子，學貫中西的人，如此的讓後人詬病，甚至不恥，除了他們的個性因素以外。”

這是一個最為關鍵的問題，其實也正是我原帖試圖探討的問題。我的確一直喋喋不休地重複兩個字：人性。

有網友在我博客裏留言：“指責郭沫若不道德是不合適的。郭的舉動符合人性，反映的是人性脆弱的一麵，多數人在他的位置和曆史時期都會這麽做，包括現在指責他的人們。所以我反對空泛地討論道德。在我們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道德水平其實都差不多，誰也不比誰高。凡是自稱道德水準高的人，十之八九是騙子，如溫家寶就是此類人。”

這位網友最後的結論有些偏激，但是我同樣認為我們不應該在道德層麵審判郭沫若。我不明白為什麽巴金在文革中的行為比郭沫若惡劣多了，為何一個成了英雄一個成了混蛋？難道就是因為巴金覺悟了？覺悟了我們就不應該總結曆史教訓了嗎？可時間給郭沫若同樣的機會了嗎？

既然是人性的脆弱讓人們在特定的曆史環境下做出了令後人不恥的行為，以我個人的認識，我還找不到什麽良藥來防止後人不再重新穿上前人的鞋子。曆史的發展一再證明，悲劇總是在不斷的重複上演，隻不過換了道具，換了演員而已。

心姐說：“剝奪思想自由的獨裁政治都會造成人類中的邪惡有恃無恐，暴君發瘋，人性中惡毒肆意泛濫；正是教育使理性的光輝啟蒙人的正直善良使人不受霸權的愚弄，才會避免漢娜的悲劇。”

是的，暴君發瘋，普通人人性中的惡毒借以爆發，那是不是責任都在暴君？即便這樣，是不是沒有暴君人性之惡就完全沒有爆發的可能呢？

我也說了，暴君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暴君產生於普通人之中，普通人的內心都有暴君的種子。曆史也證明，暴君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冒出頭來，暴君也是眾人抬上神壇的，希特勒甚至是通過民主選舉上台的。

請允許我摘錄幾段劉曉波的“反動”言論：

我絕不認為中國的落伍是幾個昏君造成的，而是每個人造成的，因為製度是人創造的，中國的所有悲劇，都是中國人自編自導自演和自我欣賞的，不要埋怨別人，反傳統與革新要從每個人開始，中國打倒“四人幫”之後，人人都成了受難者，或是反“四人幫”的英雄，他媽的，文革時你幹什麽去了?那些知識分子寫大字報比誰都寫得好，沒有土壤，毛澤東一個人不會有那麽大的力量。

隻否定少數當權者而不否定大眾和每個人自身，也不是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專製主義的真正否定。毛澤東再有力量，也不能一個人進行“文革”。毛澤東的力量來自於人民的愚昧和軟弱，他是十億中國人之愚昧的集大成者。

在“文革”中，沒有億萬隻手臂高呼“毛主席萬歲!”，沒有覆蓋中華大地的紅色語錄本，沒有遍布每一個角落的“早請示，晚匯報”，沒有十億人齊聲高唱《東方紅》，毛澤東的名字怎麽會成為永遠不落的、普照人間的紅太陽呢?

由此可見，暴君和民眾的關係不是分裂的，而是相輔相成互為表裏的。難怪韓寒說既要殺戮權貴，也要殺戮民眾。

另一個問題是，《朗讀者》中的漢娜是一個文盲，是不是正因為她是文盲才成了納粹幫凶，而受過教育的人則不應該做出令人不恥的事，所以我們不應該把文盲和學者相比呢？

我覺得，原作中把漢娜設計成文盲是一個比喻，比喻人性有的時候的確是黑白不分的，這既是人性的脆弱，也是大眾心理的寫照。當整個社會陷入瘋狂的時候，個人也就跟著失聰失明失語。

要知道，希特勒當年在德國是受到萬眾擁戴的，絕大多數德國民眾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德國軍隊中甚至有相當一批一流的科學家，原子彈也是首先在德國開始研製的。

試想，如果愛因斯坦沒有受到迫害，他是不是也會加入研製原子彈的隊伍？其實愛因斯坦首先向美國建議研製原子彈，而直到廣島長崎被炸之後數年這個人類曆史上最了不起的天才才開始反省自己“一生中犯下的最大錯誤”。以他的聰明和對原子武器的了解，他怎麽沒有意識到這種武器對人類帶來的危害呢？然而誰又能意識到呢？

由此帶來另一個話題：沒有原子彈日本會投降嗎？如果說原子彈對二戰勝利起到了決定作用，那是不是說正義的一方取得最後的勝利並不一定是必然，就像北美印地安人敗在了非正義的歐洲殖民者手裏一樣？

最後一個問題：我們怎樣不再讓自己或後代重新穿上他們的鞋子，讓悲劇不再重演？

很困惑，人類似乎無能為力。曆史總是輪回著，善和惡永遠並存，如果徹底消滅了惡，也就無所謂善了，沒有黑暗，也不會有光明。人類經曆了一次次的戰爭，卻無法哪怕是一天停止戰爭，新的一次世界大戰也在所難免。因此我悲觀的認為，“不讓悲劇重演”隻是一句美麗的口號，悲劇無法避免，經曆過悲劇的人隻能做到不延長悲劇，不加深悲劇。

對於受過文革“洗禮”的人，所能做的是把曆史完整的保留下來供後世參考，當災難再次降臨，我們能做到不再犯同樣的錯誤，不助紂為虐也就對得起我們的良心了。至於後代會如何，但願上帝保佑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