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倆是親兄弟。

兄弟倆早年都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英國文學專業，學貫中西。

哥哥不久赴美深造，曾任報刊編輯、紐約市立大學教授；弟弟參加了中共地下黨，解放後任職於新華社，五七年被打成右派。

或許是不同的人生經曆和軌跡，兄弟二人的思想方法和價值觀減行漸遠，以至於最後積怨成仇，分道揚鑣。

奇怪的是，哥哥定居美國50多年，卻還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一個在文化意識與感情歸屬上的中國人，他希望故土早日富強早日統一。他鼓勵在美國出生的女兒認歸中國是自己的祖國。自尼克鬆訪華開始，他每年都向中國駐加拿大使館寄去一份簽證申請。直到1978年，他突然收到中國駐美聯絡處主任黃鎮的信，同意給他去中國的簽證。

此後，他多次回國探親訪友，講課。他的文章表達出對中國巨變的興奮與欣慰，有對親朋老友的真情懷念，也有對社會上一些不良現象的無情抨擊。老朋友評價說：“他愛國之深使他憂國也切”，雖然“針砭時弊，說出這些肺腑之言對他是痛苦的，但是他不能緘默。”

相反，經曆了反右和文革殘酷折磨的弟弟，對於中國社會就不僅僅停留在“針砭時弊”之上了，這位老右派心靈上的那一道道從未愈合的流血傷痕，“經曆帶來了太深的傷害，回憶是一道化膿的傷口。”

身心的創傷使他鬱鬱寡歡，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說：“即使人可以再活一遍，你肯放棄你的工作，與我交換受一輩子屈辱，坐一輩子冷板凳嗎？”

他患上了憂鬱症。他沉默寡言，好以有種有苦難言的神態，他的愁眉苦臉好似已經成型，笑顏難開，即使到美國旅行探親，他也常常陷入憂思，對觀光毫無興趣。

相比之下，生活在美國的哥哥具備兩種文化背景，既有東方的細致縝密，又有西方富於幻想的浪漫氣息。他坦誠、率直、開朗，為人熱情真摯。至於政治觀點，無疑有些左傾。因此，兄弟倆產生了巨大的爭執和隔閡，弟弟至死都沒有原諒哥哥“為中共張目”，也僅僅因為哥哥的一篇書評，厲聲大罵，斥為“幫中共講話”，從此，兄弟倆老死不相往來。

而哥哥自然不能理解弟弟內心的痛楚，不免耿耿於懷指責弟弟是“在極權社會中成長的知識人士，往往養成一種看事物很極端的態度”，他認為這種態度是“非黑即白”，是“文革陋習”。 

他們共同的侄兒如此評價：“要讓出身殷實家庭，畢業於教會大學，留美五十年的叔叔真正了解今日中國的真實麵目，幾乎是不可能也是不現實的事。”

政治信仰的不同的確可以讓夫妻反目，兄弟成仇。人生經曆的天淵之別，尤其是長期生活在自由世界裏的人是很難理解一個遭受了極權社會磨難並留下深刻創傷和烙印的人的。

 可悲的是，有些人將帶著這種烙印過一輩子。

1999年1月16日，弟弟身患癌症，病逝於北京。 

臨死之前，弟弟沒有給哥哥留下一句話，卻留下一個令人震驚的遺言：骨灰不留在中國。

1999年3月的一天，弟弟的家人將他的骨灰帶離祖國。他在這片土地上的使命已經結束。骨灰被家人安葬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臨近太平洋的一個山崗上的陵園裏。也許，若幹年之後，兄弟倆能在天國裏握手言和。

對，大概您已經知道了，這哥哥是現居紐約的當代知名美籍華裔作家董鼎山先生；弟弟是翻譯了《一九八四》、《奧威爾文集》等名著的著名翻譯家，作家董樂山。

我欣賞董鼎山的文采，我也欣賞董樂山正氣浩然，嫉惡如仇的氣節，但是我卻不能理解董樂山帶著如此憤恨與積怨走向死亡。

死亡既是一種解脫，更是一種超脫，在即將麵對死神的時候，為什麽還不能放下恩怨，扔掉政治鬥爭的狹隘，從而喚醒內心深處寬容友善的宗教情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