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諾貝爾獎都會給中國人帶來一絲不安和焦慮。今年，和平獎總算名至所歸，沒有和中國人做對，大家皆大歡喜。

可是，諾貝爾醫學獎卻頒給了美國、法國和加拿大科學家，此前被中國人寄予很高希望的屠呦呦與此獎無緣，不免讓國人又一次失望了。

其實，這毫不奇怪。不少人可能直到屠呦呦獲得拉斯克獎之前從沒聽說過這個名字，更不知道青蒿素為何物。於是有人說，屠呦呦被埋沒了40年，博大精深的中醫被忽視了。

不對，屠呦呦和青蒿素從來沒有離開中國人的視線，那難道屠呦呦隱姓埋名了？為什麽大力推廣讚揚中醫的人在維護中醫的辯論裏從來不拿屠呦呦和青蒿素作為殺手鐧呢？

早在2004年，有一篇文章就把青蒿素從中醫的功勞簿上拉了下來，這篇文章叫《青蒿素是中醫的奇恥大辱》。

這話從何說起？ 

現在我們簡單地回顧一下青蒿素的發現過程。

上個世紀的60年代，出於“抗美援越”的需要，中國有關部門調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開發新型的治療瘧疾的藥物。科研人員們從幾千種草藥中篩選，最後鎖定了黃花蒿，但是黃花蒿中所含有效成分很難提純，尤其經過高溫水煮之後更被破壞，所剩無幾。屠呦呦的貢獻在於提出用乙醚提純這種有效物質，經過190多次試驗後，“青蒿素”被發現了。明明是黃花蒿素，卻要用青蒿素這個名稱（青蒿中根本不含青蒿素），這樣做的目的值得玩味。

如果說，屠呦呦是從《肘後備急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中得到啟發的話（此方為其中收集的40多個偏方之一），那自《本草綱目》到《瘧疾論》的“主流”中醫文獻為何幾乎沒有治瘧方提到青蒿，更別說真正有用的黃花蒿了。即使用了黃花蒿，中醫傳統的煎製也將“青蒿素”這一關鍵成分扼殺了。

難怪有人這樣形容青蒿素的發現：“一大群科學家，走進一間老祖宗留下的房子，翻箱倒櫃試圖尋找到他們想要的東西，最後在屋後的垃圾堆裏發現了寶貝，後來還有證據表明，這個寶貝不是屋主的，是一個房客偶然留下的，並被屋主丟棄了的。”

客觀的說，青蒿素的發現過程沒有一個真正的中醫參與，更沒有中醫理論的支持，而是現代科學把中醫（確切的說是草藥）作為一個研究對象罷了。

屠呦呦在獲獎感言中說，青蒿素的發現是中國傳統醫學給人類的一份禮物，真是言過其實了。如果中國傳統醫學早就成功地利用了青蒿素，她和她的團隊化那麽多時間和精力來研究個啥呢？而一千多年來這青蒿素如又是何為中華民族的健康作出貢獻讓我們的祖先繁衍生息的呢？

曆史記載的很清楚：明嘉靖四十年(1561)永寧爆發瘧疾,光緒《吉安府誌》卷五十三: “嘉靖四十年秋,永寧瘴作,疫死千人。”；明萬曆時期東南誌區大範圍瘧疾流行,萬曆五年(1577)江西的永新、永寧、福安等地“死者無算”,永新“死者不可勝紀”。三十一年浙江嘉興、秀水、桐鄉等縣“瘧疾盛行,腹腫則死”。1950年,全中國有瘧疾病人三千萬,當時每年病死有數十萬,故位五大傳染病之列。

如果說舊中國和新中國建國初期農村缺醫少藥，那皇宮裏的禦醫總是神醫吧？請看：

1693年，清康熙帝患瘧疾,當時所有宮廷禦醫和民間高手用盡所有秘方偏方都束手無策，最後還是法國傳教士用奎寧讓萬歲爺得到康複。康熙老爺故此痛斥中醫為“南方庸醫”。

有趣的是，當時我朝文武對洋鬼子極度不信任，先是拿了幾個打擺子的百姓做“臨床實驗”，果然藥到病除，後來幾個奴才挺身而出親口嚐試，發現“與我天朝百藥無異”，這才敢給康熙爺用。當然，人家的奎寧也是從南美洲的一種植物中提取的。

現在常常有人說中醫不靈是因為你沒有找到好中醫，可是連皇帝的禦醫都不靈，那就不是有沒有好中醫的問題了。要知道曹雪芹的爺爺曹寅也是患瘧疾，訪遍江南名醫走投無路才向康熙求助，可惜沒等到皇上的“進口藥”特快專遞寄到，一命嗚呼了。

中醫不是“治本”嗎？可是中醫認為瘧疾是“煙瘴”，即飄浮的霧氣導致的中毒，這和法國醫生Alphonse Laveran發現的瘧原蟲並證明瘧疾是由母蚊子傳播給人類的這一“本”大相徑庭。不知“本”，何以治“本”？

屠呦呦和青蒿素已經成為過去，榮譽值得驕傲，但如果我們還是阿Q般沉醉於“祖上”的闊氣中自豪的話，“青蒿素”又能給我們帶來什麽呢？

屠呦呦最大的貢獻不在於發現青蒿素，而在於再一次證明了“廢醫驗藥”的正確。我們應該從青蒿素的發現中得到啟發，把罩在中醫身上“博大精深”的光環摘下，坐下來把中藥看成世界草藥學的一個分支，認認真真一味一味地分清哪些是精華，哪些是糟粕，不要再為中醫的落後辯護，更不要為“童子蛋”這樣的“文化傳統”申報什麽“非物質文明遺產，否則，中華民族的複興永遠將是一個美麗的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