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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文謙寫的《晚年周恩來》還不完全等同於李誌綏的《私人醫生回憶錄》，這在於高沒有把周恩來寫的像李筆下的毛澤東那樣不堪，究其原因，並非是高手筆超生，而是周恩來本人就私生活而言，顯然沒有什麽漏洞可以尋找，即使是一段時間之前的所謂私
生女事件自從被揭穿把戲後，再也就沒有太多的素材可供這些人來驅使了。再有，文革、大躍進、反右這些建國之後的錯誤，周不是始作俑者，文革期間，盡管周也說了錯話，辦了錯事，畢竟和毛所處的位置以及毛的所作所為有著極大的區別。此外，周的民間形象遠要勝於官方形象，中國老百姓幾代人都把周看作是中國傳統道德的高尚之處的集中體現，這和毛澤東的大中觀點也是非常不同的一點，加之高本人長期從事周恩來的研究工作，對傳主本人不可能一點感情沒有。基於以上的原因，高選擇了另外的突破口，那就是大肆渲染周的性格上的弱點進而來論證周的所謂的顧全大局不過是老奸巨猾、周的忍辱負重也不過是明哲保身，由此一看，我們原來所知道的周恩來的“大樹參天護英華”僅僅是周的“把戲”罷了，為了進一步配合他的這個目的，高文謙還集中論述了周恩來和鄧小平的關係其實並不是外界一直所說的那樣“親密”，既不是什麽兄弟（鄧稱呼周是兄長），也不是什麽戰友，而是政治上的對立者，他們為了洗清自我都拚命的給對方潑汙水，根據這個邏輯的推理，使得讀者更加相信周恩來不過爾爾，充其量不過是個共產黨在上個世紀的錯誤政策的堅定執行者兼困惑的“老黃牛”。那麽，周恩來是不是就像高文謙所描述的那樣，是不是周鄧的關係就那麽勢利呢？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高文謙、宋永毅集中批判周恩來的地方，一曰軟弱、圓滑；二曰虛偽、自保。軟弱、圓滑者在於周不能抗爭錯誤，高文謙花費大量筆墨來描述周在江西時期的錯誤言行以證明周的這個弱點也是由來已久的。而虛偽、自保者在於周不能抗爭文革的暴行，反而
高呼支持中央文革等口號，據此宋永毅試圖告訴我們，周是文革運動的鼓吹者而非阻攔者。
那麽，我們就來看一看曆史上的周恩來到底是怎麽“軟弱、圓滑
、虛偽、自保”的吧。
周恩來出身於一個沒落的封建地主家庭，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
做過縣令的人，父母這一代除了中了一次大獎以外，再沒有任何的驚喜落在他們的身上，反倒是生活中的厄運不斷的襲來，讓幼小的周恩來開始逐漸把肩膀伸向外麵的混沌的世界以分擔家族的痛苦，這也就養成了周的堅韌不拔、忍辱負重的性格，人在少年時期的社會、家庭之於他的影響往往貫穿於他的一生。這點是毫無疑問的。
在社會、家族的多重白眼之下，周恩來知道妥協、犧牲和暫時的退讓比一般泛泛的蠻幹、逞強更有優勢。這點在他參加革命之後特別是在他的晚年體現的最為集中。就像有的人把自信理解為自大，把自謙理解為自卑一樣，我們不能強求那些人一定要轉換自己的理解，但是，我們要正視問題的全麵，而非一個點。
然而，妥協不等於投降，也不等於叛賣，在白色恐怖來臨之前的周恩來並不比那些自稱是最革命的人們差，他早在中山艦事件發生後就主張強硬的回擊，他早在立三路線還是主導地位時就表示
不同的看法，他早在大躍進的前夜就說出“我作為總理在良心上
過不去”的話，周恩來比任何一個領導者在麵對革命出現的新形勢的態度上隻不過多了冷靜和思考以及權衡。因為還有比犯顏直諫更加重要的東西，那就是全局。當全黨還稱呼朱毛井岡山紅軍為“怪物”時，周恩來就看到了武裝鬥爭的必要性，他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八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第一次以常委的身份指出武裝割據的重要性，為此他吸取了陳雲、嚴樸等人在浙江暴動的教訓
委派賀龍去湘西組建新的力量，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周恩來第一個在中央常委中給朱德、毛澤東“正名”，說他們的活動“深入群眾、大有可為。”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八日，也是周恩來堅決支持張國燾去鄂豫皖領導武裝鬥爭，並且在張走後，他不避嫌疑的極力推薦有軍事經驗的聶榮臻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這在周來說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周的這些主張既不是為了給自己培養羽翼，也不是撈取政治上的時譽，他都是從黨的生命的角度出發
，一秉大公。在當時的黨中央支持毛澤東的觀點和看法的隻有周恩來一人，高文謙參加過編寫《周恩來年譜》應該知道這個基本事實的，他在書中說周恩來起草二月來信以致於毛丟了兵權，這點也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二月來信是中央集體起草的，也是政治局的集體討論意見結果，它的決議影印件至今還保存在中央文獻研究室的資料館裏麵，作為室務委員的高也不會說不知道吧。而重新把毛澤東推到領導崗位的九月來信則恰恰是周和陳毅的共同看法（具體參見我的舊作《毛澤東與陳毅的曆史恩怨是非》）
，在支持毛澤東這一點上倒是可以說周是由來已久的，周到瑞金後在第二次寧都會議之前，中央換馬的決定還是周給阻攔住了，繼續委任毛為紅一方麵軍的總負責，即使在寧都會議後，周仍然堅持毛來領導紅軍的具體作戰指揮，高文謙雖不否認這一點，但是他強調這是周的圓滑，要知道，毛澤東當時是少數派，連後來極力鼓吹毛澤東思想的一度擔任黨內第三號人物（一九四三年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的任弼時也在寧都會議上對毛澤東大張撻伐
，周即使對毛不挽留也不會被看作是“落井下石”吧，更何來圓滑世故一說呢？高的這本書在論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關係史上時更多的則是大談特談毛澤東、周恩來仇隙較深，而對毛澤東、周恩來的合作避而不談，即使談到也說是形勢所致，似乎毛澤東、周恩來一直以來就是以仇人的身份在共同工作，誠然，毛澤東和周恩來雙方都有分歧之所在，不過就此就把他們曆史上的關係定位在那樣一個狹小的空間裏麵，能說是尊重曆史嗎？一是一，二是二，周恩來反對毛澤東的地方要談，他支持毛澤東的地方也要談，真誠的反對和徹底的支持都是不能忽略的，刻意的回避或者
曲寫都是有違真相的。因為我們誰都要承認一點，遵義會議上僅僅依靠張聞天、王稼祥的支持而沒有最高三人團中具體負責軍事行動落實的周恩來的鼎力襄助，毛澤東重新回到中央領導最高層是不可想象的。高的書裏麵用後來在打鼓新場等地的會議和新的三人團組建前後的矛盾來說明毛在遵義取得的領導權並不是後來官方史書上吹噓的那樣“絕對”，這點有一定的道理，不過也是以偏概全，誠然毛澤東最後站穩腳跟是在1942年，那是遵義會議後的第七個年頭，然則毛澤東於遵義會議上取得的勝利是具有決定性的這點不能否認或者說不能輕描淡寫。賀子珍在晚年回憶毛澤東時曾經說過毛澤東這個人很少喜形於色，即使在三次反圍剿勝利以後也是很難看見他因為政治軍事上的事情興奮的溢於言表
，可是，遵義會議的當天晚上，毛澤東不僅這麽興奮，而且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破例的和賀子珍談及了會議的內容，賀說道：“他就在屋子裏麵走來走去，很高興的樣子，吸煙，還說‘承蒙他們看得起，又把我請了回去，這次畢竟要露一手出來了。’談話延續到了後半夜。可見，毛澤東對於遵義會議的重視程度。這麽一個具有決定性的會議和轉折點，周的作用之巨大，是誰都不可以否認，而承認一個被國際和王明點名打倒的少數派頭子而且還在沒有國際認可的條件下，周恩來所承擔的風險之大也是不能忽略的，他退縮了嗎？這是圓滑就能做到的嗎？這是素來軟弱所能擔當的嗎？
周一直給人溫文爾雅的印象，然而在爭取真理的認知上，周從來
不是溫良恭儉讓的。而一般人以為溫良的表現就是軟弱和世故，那也是十分片麵的，周一生不乏拍桌子的舉動，而且拍的地方和拍的對象也不是什麽小爬蟲之流。
一九二七年，中央主要負責人張國燾，這裏需要交待一下背景，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由張國燾、周恩來、李維漢、張太雷、李立三
五人組成中央常務委員會，張國燾任臨時總負責。所以，有人一直以為張去南昌所使用的所謂的中央代表隻是一個虛的頭銜，這是不了解曆史所致。張那時候不僅是欽差大臣，也是第一號人物
，他在起義問題上推三阻四，以致於惲代英拍案而起：“我們共產黨人拿起了刀槍，陳獨秀這個家長隻會唱兩黨合作的高調，說什麽聯合是我們唯一的出路，他壓製了工農運動。”張國燾請他息怒，並且說：“甘地，甘地，有話好好說嘛。”惲代英激動的說：“我不是甘地，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按：甘地是惲代英的外號，因為惲代英長相酷似印度的聖雄甘地）而後，周恩來
在第二天的爭論中也拍了桌子，周的這次發怒讓全黨震驚，也就是因為這次發怒，譚平山才讓衛兵把張國燾綁起來的。周恩來說
：“我們幻想著赤色的旗兒飛揚、共產花開放，不鬥爭行嗎？如果你（張國燾）繼續固執己見，我隻有辭職！”張國燾在黨內的地位特別是大革命後期已經是僅次於陳獨秀的，況且他出任總負責是共產國際掛號了的，周的頂撞顯然要冒著很大的危險的，事實也是這樣，後來南昌起義失敗後，中央就把主要責任推到意氣用事的譚平山身上，以致於譚堅決脫黨。周恩來也做了“深刻”
的檢查。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在黎平召開的中央會議上討論毛澤東
的建議，形成傾向於毛澤東的意見的決議，博古雖然不同意但是少數服從多數，周恩來在這次會議上第一次明確的表態支持毛澤東，因為李德有病沒有出席該次會議，會後，周恩來向李德說明了會議的內容，李德不同意，周恩來大怒，拍了桌子，高文謙在
書中引用周恩來的警衛員範金標的回憶是不確切的，李德在自己
的回憶錄中《中國紀事》一文清楚的寫道：“當晚的會談隻有我和周在一起”一個警衛員是無從得見的，李德同時寫道：“這次連周也向我拍了桌子。”這是在遵義會議之前，即使是在遵義會議之後，李德的軍事顧問頭銜仍然還在，周恩來有很多理由可以和李德講理，而且周也不是一個易於惱怒的人，然則卻拍了桌子
，在他的眼中，顧問已經把中國革命和共產黨人推到了懸崖邊上
了。周的這次拍桌子，毛澤東印象很深刻，因為後來李德向博古訴苦，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的八大之前的七屆七中全會上說到：“總理那次拍了桌子，一下子就把局麵扭轉過來了，也是老實人不發火的緣故吧（周恩來插話：主席的好主張貫徹不下去嘛）。”周的異乎尋常的舉動讓政治天平再一次向毛澤東撥轉。
周在堅持原則上並不是含糊的，說到周的所謂的軟弱，也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至於說到他晚年的種種舉措的妥協性那和當時的殘酷的鬥爭是息息相關的，它的複雜不是一個簡單的軟弱能夠說明和代表的，而高文謙把周恩來的軟弱說成是曆史上一以貫之的
結論就更加行不通了。
高文謙和宋永毅都列舉了大量的事實來說明周恩來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是明哲保身、自保圖存，而非人們經常聽到的“大樹參天
護英華”，他說的“違心話”，辦的“違心事”，在他們看來也是十分罪惡的，那麽，我們也從另一個角度看看他們的主張是否那麽站得住腳。
一九五八年的南寧會議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這個會議也是周恩來和毛澤東個人關係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從這次會議以後，
周恩來和毛澤東的作為戰友的關係結束，而主從的關係上升。此前雖然毛澤東在高饒事件之前曾經利用新稅法的事情打擊過周恩來，然而那次周顯然不是重點，況且新稅法的爭論還隻是停留在
一般意義上的爭論，即使饒漱石上綱很高，卻對周本身沒有什麽
具體的傷害，也不能說完全對著周來的。然而，南寧會議這次大大不同，會議進行到後期已經開始討論周的去留問題了，可見鬥爭的火爆程度。本來關於冒進的問題，大家包括周恩來、陳雲、李先念、薄一波四人都是把他當作工作上出現的漏洞來和毛澤東談話的，而毛澤東卻把這件事一下子上到是不是跟著他繼續走的政治路線大方向上來，批判不僅對事也對人，把周恩來的曆史問題一咕腦的推出來，形成一個印象那就是周恩來的對抗不是偶然的。毛澤東甚至威脅周、陳、李、薄等人說他們“離右派隻有五十米遠”，周恩來在毛澤東這次離京之前說的“作為總理我良心上過不去”的話刺激了毛澤東，毛澤東說出了比之更狠的話來，
以致於讓當時還和毛澤東保持一致的鄧小平都坐不住了（具體細節將在《周恩來與鄧小平的關係》一文中論述），換總理成了南寧會議的主基調。在周來看，毛澤東已經不再是一個注意傾聽屬下的建議的領袖了，而是一位越來越惟我獨尊的“孤家寡人”了
，所以，在一年之後的廬山會議期間，周恩來代表中央“幫助”
彭德懷時說了這樣一番意味深長的話：“今年，你（指的是彭）
替了我了，去年我也像你一樣。”這句言簡意賅的話所包含的辛酸和苦惱應該是外人不易見的。所以，我們至今看到的廬山會議
的所有講話中周恩來的發言是最為蒼白無力的。
當時間推移到一九六五年，毛澤東在上海親口告知周恩來，他和林彪的準備拿下羅瑞卿的打算之後，周恩來已經明白毛澤東的打招呼的含義所在了，文革這次大運動，毛澤東實際上已經把問題全部挑明：路線就是個人，個人也就是路線。以往的所謂的跟路線不要跟人已經被剝去了，現在擺在周的麵前的是一個赤裸裸的
表態：是否緊跟毛澤東。而適時，毛澤東和林彪的結盟基本完成
，毛澤東以控製軍隊對黨內形成巨大壓力和優勢，繼而瓦解劉少奇的攻守同盟，周恩來站在夾縫中，何去何從是自然不需要更多的考慮的，換了誰都要選擇毛澤東，這不僅是曆史上形成的經驗認識，也是現實，毛澤東擁有絕大的權力，軍隊堅定不移的站到毛澤東一邊，抗爭的唯一出路就是粉身碎骨。然而粉身碎骨還不是主要的，一旦大局決裂，中國的命運勢必岌岌可危。高文謙等人極力指責的周恩來為什麽不采取抗爭的手段呢？而是選擇了屈從，這是從今天來苛責前人的做法，也是一葉障目不見森林的論述，不可取。
我們試著還原一下曆史，假如周恩來站到劉少奇、鄧小平那一邊
，除了政治局常委會上多出一張反對票還會多出來什麽？多出來一個犧牲者，也就是說文革的第二個回合可能不是打倒彭羅陸楊
或者說打倒彭羅陸楊之後就是周恩來，而在批鬥周的會上，劉少奇也一定是衝在前麵的，這點不用假設也能想見，不是說劉想這麽做，而是必須這麽做，劉最後的覺醒應該是在聽到被開除黨籍的時候。黨內的鬥爭說到底還是誰掌握了槍杆子的問題，毛澤東
在遵義會議之前也是因為以往的正確主張贏得了領兵大將的同情和懷念，而後會理會議毛澤東為什麽那麽重視林彪的來信遷怒於彭德懷？因為林也好，彭也罷，他們手中握著的是槍杆子。革命鬥爭時期如此，建設時期也如此。政治說穿了是實力的角逐，而非一定意義上的是非的爭論。
在這樣一個早就勝負判明的鬥爭中，周恩來選擇毛澤東還有什麽奇怪的嗎？毛澤東對斯諾說：“個人崇拜嘛就是這樣，你寫的書如果別人都不愛看，你怎麽想？”毛澤東如此，何況周恩來，周不是聖人，也不是再造的神靈，他的作為人的特征的東西你一定要把它歸類到什麽陰暗、懦弱等，我以為牽強。再有一個，周選擇了跟隨毛澤東，不是普遍意義上的盲從，周居中調解，盡力補救，這也是文革中江青等人對周的最大不滿之所在。高文謙的書中不也是說了嗎，當有人高喊打倒劉少奇時，周恩來就背過身去
，不聽，直到這種口號消失為止。周恩來對劉家的安慰不也讓王光美說了一句：“總理真好”嗎？在那樣一個背景之下，周所能做到的隻有這些，周恩來並不是一個憚於犧牲自我生命的人，然而他所不能隨意犧牲的是作為總理的周恩來。紅衛兵運動起來之後，形勢越來越複雜，毛澤東把群眾運動掀起來的目的就是把水進一步攪渾，政治局的人不再單純的麵對投票的問題，還要迎接那些高喊口號的“群眾呼聲”，當政治鬥爭從桌麵轉化到街麵時
，誰控製了群眾就等於控製了真理。毛澤東一手抓軍隊，一手抓群眾，大局已定。
周恩來即使參與了文革，他也可以選擇側身事外的做法，高高掛起的做法也不是學不會，也不是裝不像，然而，周恩來選擇的是鞠躬盡瘁。如果僅僅是用軟弱、圓滑來解釋周恩來在1967年到1969年親自兼任工交總指揮的理由，人們會相信嗎？哪處火車堵塞，哪處關門停電，哪處就要有周恩來的電話乃至身影，周恩來
所不願放棄的僅僅是他腦袋上總理的頭銜嗎？他一個七十歲的人在乎政治局下屆是不是還選他當常委嗎？他在乎，但是，他更在乎的是中國不要在這場浩劫中完全垮掉，鬧劇最終要收場，隻要在收場時還給子孫後代留下一點殘餘，周恩來就心滿意足了，周所保持的或者說他盡力用屈辱換取的“晚節”就是這個層麵上的意思。
高文謙多次指責周恩來不管賀龍，對賀龍專案審查的漏洞視而不見，賀龍去西花廳也是不請自到等等，那麽我們也再看一下曆史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林彪作出批示：“賀龍的問題正在升級，誰也不能利用各種各樣的理由對他進行袒護。”（《中共中央文革資料匯編》第六卷）十八日，周恩來隻有請賀龍出走，那時候周之所以說秋天他去接賀龍，還有就是抱著一個希望，希望毛澤東出麵，賀龍自己也說過：“隻要這個人（賀龍當時指的毛澤東的畫像）出來說句話，說賀龍是個好同誌，我就什麽事情都沒有了。”然而，在八屆十二中全會開幕之前，毛澤東在休息廳對林彪、周恩來說：“賀龍我看是保不住了，總理，你還要不要保他？我看你也不要保了吧。”大家以為這時的周恩來還能說什麽呢？
宋永毅多次強調周保護的都是毛澤東不準備幹掉的人，這點也是沒錯的，但是，他利用這點試圖說明周保護的都是無足輕重的人也是十分錯誤的，具體可見我的舊作《周恩來的文革搶救運動》
一文，這裏我要說的是，周恩來保護的業務幹部為後來的撥亂反正做了極大的貢獻，也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儲備了必要的人力。高文謙指責周恩來沒有很好的保護好劉少奇係統的北方局幹部，我以為也是求全責備，為何？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林彪在《劉少奇專案審查報告》上批示：“完全同意江青同誌的批示，向指導專案審查工作取得重大突破的江青同誌致敬！”（引文同上），林彪是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唯一的副主席，法定的第二號人物，一九六八年的如日中天的林彪尚且如此，周恩來應該如何？
請高宋二位教我。劉少奇既不能保，覆巢之下豈有完卵？
當年十裏長街送總理那悲壯感人的一幕今天我們再次看到它的時候，想到的不僅僅是人們對周恩來本人的品格的敬仰，也會發現那同時也是人們對那個黑暗的時代的控訴，然而，人們為什麽選擇了周恩來作為切入點呢？正是因為黑暗的政治下的陰霾籠罩才讓大家倍感周恩來力挽狂瀾於既倒的不易，倍感周恩來忍辱負重的艱難。中國自古以來不乏英勇殉難的，也不乏慷慨赴死的，然而以一身之軀抵擋狂飆雷暴甘受當世罵名者幾何？
解決西安事變期間，東北軍張學良的部下苗劍秋曾經問過周恩來
：“你們的黨員死了，你們不哭，這是不是不人道啊，是不是近乎殘酷啊？”周恩來這樣回答他：“我們今天的每一步前進都是用烈士的鮮血換來的，我們沒有理由用廉價的眼淚來表示對死者
的尊崇，我們隻有加倍的努力把革命進行到底才是對他們最好最大的安慰。”我以為周恩來的這段回答其實是他一生行動的指南
，特別是在文革中。
周恩來臨死之前，葉劍英囑咐身邊的工作人員說：“總理肯定有一些看法要說出來，你們要準備記錄。”然而周恩來至死也沒有說任何解釋，鄧穎超回憶周恩來時說：“他最後就和我說了一句話，我作的這些以後讓曆史去理解吧。”周恩來一生很多的時候都是處在被誤解、被猜疑、被打擊，他為自己抗爭、辯解的機會有沒有？有，但是，他不願意利用這個機會來為自己說什麽，他把這個機會留給了千秋萬代。唐代宰相裴度曾經這樣稱頌武侯：“此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周恩來是之謂也。
大道獨行、其道不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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