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高饒事件是一個比較能說明毛澤東權謀術的經典範例，而這起事件雖然發生在建國初期，然而暴露出的矛盾和問題一直延續到多年之後的文革和廬山，它留下的經驗教訓的總結也是黨史研究者異常重視的部分。
高崗和饒漱石本來並不是一個係統上來的，他們因為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分別受到毛澤東的看重，特別是“五馬進京”之後，由於工作和毛澤東的統一部署的原因使得他們越走越近，以致於成為所謂的“聯盟”。毛澤東進入陝北之後，並沒有完全取得中央的最大的控製力，在洛川會議前後表現的尤為明顯，所以，其時高崗、康生等人的投靠便顯得彌足珍貴，這自然也是他們後來得勢的來由之一。毛澤東在陝北積極培養高崗的地方勢力，而在中央
依靠逐步緊跟的劉少奇、任弼時、康生、陳雲、彭真等人終於在延安整風之後取得了最後的決定權，確立了毛澤東作為我黨第一代領導集體不可爭議的核心。所以，在一九四五年的七屆一中全會上，以上諸人都得以當選由十三人組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其中高崗、彭真、康生幾個人在五屆之前的黨內還是知者甚少的遠離核心圈的“小人物”（康生比其他二人名氣還算大些，因為和王明的關係）。
抗日戰爭結束後，毛澤東先後派遣彭真、高崗、陳雲、張聞天、李富春、林彪等多人去東北完成戰略大轉移，張聞天的派出是遠竄，而高崗則是親任，東北後期，高崗任東北人民解放軍第一副司令員兼副政治委員，1949年前後，高崗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全權負責東北地區的工作，成為顯赫一時的“東北王”，身邊的所謂五虎上將者如張明遠、張秀山、馬洪、郭峰、趙德尊等人也是特為風光。高崗當時還有一個優勢，那就是聲氣最廣，諸侯中，他和彭德懷一直共事，在東野他和林彪的配合又是最好的，而中南局剛剛掌權的陶鑄原本就是高崗的間接屬下。毛澤東看中高崗並且把他推到前台來也自然不是隨便考慮的了。
毛澤東在任弼時死後，依照慣例遞增陳雲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實為常委），在毛澤東看來，陳雲明顯“軟”一些，所以，毛澤東有意把高崗提上來排在彭真的前麵，稍後也有進一步上升到陳雲之前，補上任弼時的缺分。高崗盡管坐擁東北，但是，他在黨內的資曆比較淺，不要說和周恩來、朱德相比，就是和彭真、陳雲、李先念等人相比也有不如的地方，說起來不過是程子華、徐海東一流的人物而已，所以，這也是被毛澤東看好的原因之一。惟其資曆尚淺，必須借助於毛澤東這顆大樹的照應。特別是對待劉少奇在一九四九年五月間的天津講話的態度上，毛澤東和高崗產生了思想上的共鳴，毛澤東自始至終不認為資產階級是可以和平接收的，而且在晉綏土改的問題上毛澤東對劉少奇遺憾未消，高崗從中策應，二人自然一拍即合。
五馬進京於他人都是調任，而於高崗和小平則是重用。高崗進京之後出任中央人民政府計劃委員會主席並兼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這裏的計劃委員會是仿照蘇聯的模式建立的直接隸屬於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之下的一個極為關鍵的部門，它和當時的政務院是平級單位，也就是說高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開始分化一部分本來屬於周恩來的權力了，這是標誌著高大用的開端。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