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歐欣悅，在湖南的一個農村長大，如今在德國已生活20餘年。回顧我的人生曆程，從農村到長沙到北京，到現在定居德國，我走過了相對波瀾的日子，命運曾給我一條既定道路，但我沒有接受，而是走出了自己的人生。

我想，那些童年的貧窮、痛苦最終結成了人生果實，成就了今天的我。

（2020年，德國，朋友為我拍下近照）

1.和別人不一樣的小女孩

1973年，我在洞庭湖邊出生，出生時父親在鋼鐵廠做高爐工，而母親是民辦老師，由於無暇顧及我，我被送到了外婆家生活。所幸的是，在那裏我度過了一個貧窮但快樂的童年。

在我的記憶裏，外婆家的一切都和泥土相關，原始，粗糙，全是泥地、土牆、土灶，而茅草的屋頂總是頂不住巨大的風雨，也聚不起熱氣。

湖南的冬天濕冷，侵入骨髓，沒有暖氣和取暖的東西，外婆家的屋子裏比屋外還冷。我記得秋末冬初的一個傍晚刮台風，瓢潑大雨使我們的屋子四處漏水，我和外婆外公抱著火爐在床上瑟瑟發抖地取暖。但雨越來越大，水也越漏越多，外婆把家裏所有能接雨的臉盆腳盆包括碗都用上了，不停地在各間屋子裏跑來跑去，剛把這盆水倒掉，那邊的碗又滿了。

在極度的寒冷和貧困中，外公開始抑揚頓挫地吟誦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床頭屋漏無幹處，雨腳如麻未斷絕”，最後外公長籲，“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當時我還年幼，多年以後我才理解這首詞的意思，它已深刻地刻在了我早期的記憶裏。

外公家原本是一個書香門第，祖上出過很多進士和秀才，對於教育非常看重。但後來家道中落，又因為早年外公被打成臭老九，脊柱被打壞，眼睛也幾乎被踩瞎而喪失勞動力，貧寒的家隻得靠外婆一個人在勉力支撐。

雖然窮，但是我記憶中從沒有過餓肚子的經曆，外婆和手巧和能幹聞名於鄉裏，她總能把雞喂得又肥又壯。每天天不亮就開始起床為我們做早飯，為了孩子們還特意種了桃樹李樹無花果樹和桔子樹。外婆對我也十分寵愛。家裏沒有電視和收音機，聽說五裏地以外的大隊部有電影看，我嚷著要去，即使再疲累，外婆也會放下手中的農活，帶著我走上崎嶇的山路，滿足我的無理要求。

而重視教育的傳承一直沒斷，在我三四歲的時候，外公已經開始教我背唐詩、寫毛筆字。到上小學的時候，我已經背完了唐詩300首。小學又學習了宋詞100首。到初中我又自學完歐洲史，把歐洲各文學名著如《基督山伯爵》<<百年孤獨>>等看完了，這些都來自於外公和母親的熏陶。

6歲的時候，我到了父親身邊上小學。在外婆家的時光是我非常快樂的一段時光，以至於和後來的生活形成了強烈反差。

到了父親的鋼鐵廠，我與同齡的小夥伴格格不入。他們嫌棄我不會說漂亮的長沙話，而隻會說鄉下的土話; 我穿的也是姨、舅穿破穿舊了的衣服，到處都是補丁，既不合身也不好看; 男生們更是欺生，總是打我，很長一段時間裏，我經常會血淋淋地跑回爸爸的職工宿舍，而爸爸也不在，他要上班，三班倒。我沒有朋友，也沒接觸過同齡的女孩，當上小學後第一次握住同齡女孩的手的時候，我感到非常驚訝，原來女孩子的手可以這麽柔軟和溫暖。

這樣的不合群在幼年的我心中播下了一顆種子：我和他們不一樣。

種子在中學開始生根發芽。大多數我當時的同學，都是讀完初中就在鋼鐵廠繼承父母親的職位。一想到父親那上千度的鍋爐和高溫的車間，那千篇一律的工作讓我窒息，我不想安心於此，想要改變自己的命運。

小學和初中的時候我的成績一直是班上中上遊的水平。從初二起，當其他人開始青春萌動各自思春時，我卻將精力專注在學習裏，學習成績也開始拔尖，從高中起慢慢開始成為了學校裏的學霸。因為我知道鯉魚跳龍門的故事，而高考則將是我首先要跳過的第一道龍門。

（14歲，被學校選拔參加夏令營，在張家界留影。中間的是我）

2.醜小鴨的蛻變和三級跳

16歲那年我被學校保送上大學。因為家裏交不起學費，甚至連火車票的錢都掏不出來，於是我去了離家最近的有補助的大學，即湖南師範大學，學當時熱門的專業生物。當然，往返於家裏和大學的火車上我經常逃票。

進入大學後我仍然比較孤僻，不太喜歡理人。大學以前的家庭條件並非我所能改變，但之後的人生，我想，我可以自己選擇。從進入大學的第一天起，我下定了決心要考研究生，我要靠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

因為外婆和母親幾個姐妹都是縣裏出名的美女，所以估計我也不會太醜。他們擔心，孩子如果過早的沉迷於自己的容貌，就會影響學習成績。 所以幼年的時候，家裏一直讓我穿著不合身的衣服，家裏本來也沒有條件，母親也刻意不打扮我，還有意讓我認為自己是個醜丫頭。我也一直對自己的長相有點擔心。沒想到上大學後我的追求者不少，學校的青春禮儀小姐選拔賽也把我給被選上了，這讓我也多了一點點自信。

（1991年第一次做禮儀小姐，接待香港無線電視總裁邵逸夫先生捐贈湖南師大逸夫圖書館）

而此時身邊的朋友都開始談戀愛，禮儀小姐隊裏的同學更因為能接觸到社會人士，很多人早早就淪陷了，還有人被包養，不少人走上了與我完全不同的人生。但我一直很堅定，不為所動，堅持自己考研究生的願望。

早在我12歲的時候，在生物書上我讀到，物種分化得越晚越高級，我就告訴母親，人類也一樣，成熟得越晚，未來的層次就越高。長期以來我都秉持著這樣的觀點，一直努力讓自己接觸更多的知識。我的整個大學，被專業課和工作占滿，它們著實成為了我人生的養料。

大學畢業後，我如願考上了北大醫學院（那時候叫做北京醫科大學，簡稱為北醫），再次開啟了我新的人生征程。此時，人生為我注定的那條路已經徹底和我分道揚鑣，我開始了自己的闖蕩。

在北大醫學院的三年，我仍然一如既往的努力，通宵熬夜做實驗是常事。畢業後，我被係裏留下來繼續做科研並同時擔任助教。如果不出意外，幾年後我將繼續在係裏讀博士，再過幾年就能當上講師，多年以後我就能成為副教授教授，看起來前途似乎一片光明。

（24歲，我在北大醫學院的碩士答辯）

 但此時，另外一個人生問題又擺在了我麵前。那時候我已經過了25歲，在當時的父母以及社會眼裏，我已經是個妥妥的“大齡剩女”，每個人都在催促我，給我安排相親，這讓我十分難受。同齡的同學們要麽早就結婚或者配對出國了。我的學曆在當時太高，給我介紹的相親對象就往往是二婚，所以一直不成，後來甚至連看門的大媽看我的眼神都帶有憐憫，要給我介紹一個掃地的大爺。到最後，我的女性朋友都懷孕休假生產去了，而我還單著，前所未有的壓力撲麵而來。

這個時候，我開始思考是否要去國外。在我畢業的一年多時間裏，師兄弟姐妹們全部都出了國，隻有我留在了國內。一邊是係裏穩定的晉升路徑，一邊是國外的自由，我有些猶豫。

（北醫工作照）

抱著試試看的心情我往美國、德國和加拿大幾個國家發了幾封申請博士職位的信件。因為我當時已經發表了三篇第一作者的文章，所以都得到了回應，其中美國、加拿大都給了比較好的職位，德國這邊更是主動，第一次麵試完後馬上約了第二次麵試，麵完第二次直接敲定了要我。

當時德國這個項目是公開發布在《自然》期刊上的，是德國知名企業拜耳藥業集團和斯圖加特大學合作的。他們給我比其他3個項目都豐厚的獎學金，每個月2300馬克，也就是1萬多人民幣。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這個獎學金相比我在北醫每個月500元人民幣的工資，還是挺有誘惑力的，看著前景良好，我欣然前往。

回想起來，當初絲毫也沒害怕過異國他鄉和前路的渺茫，有人問我怎麽有勇氣？我一不會德語，在德國又沒有一個熟人！可是我原本就一無所有，又有何畏懼？！

（臨出國了，即高興也忐忑）

3.異國他鄉一個人的打拚

 在德國的前三年並沒有我想象的那麽美好。文化差異是個問題，我還遇到了一個沒有人情的導師。

導師是一個工作狂。下班後別人都休息了，她吃完晚飯後又會回到實驗室，繼續工作至晚上十一二點。作為她的學生，我得比她更加勤快的工作，也就是說每天早上最晚8點到實驗室，一直忙碌到至少到晚上8點才能離開，有時要待到晚上10點以後，期間我幾乎沒有時間吃晚飯，並且全年周末無休。

但並非所有學生都和我一樣，德國學生們往往在我到實驗室一個小時才到，下午還要喝下午茶，五點左右就結束了工作。後來我才知道，導師之所以招我，不僅僅隻是因為我的優秀，更因為我是個中國人，勤奮，任勞任怨。

導師也不讓我學德語，一方麵她不願意我把時間放在實驗以外的任何東西上，另一方麵，她不希望我與本地學生交流，以防他們告知我德國的法律並不允許像她這樣壓榨職員，因為她同時克扣了我進一半的工資，用這份工資另外養了兩個大學生做助手。

在這個實驗室工作的頭一年，因為孤獨寂寞和無助，我幾乎整整哭了一年，甚至沒有接觸過真正的德國社會。到德國三個月之後我才知道德國的超市晚上6點就關門，周日也不開門，經常錯過超市上班時間而無法購買食物的我，還幾次餓暈在公交車上。這樣子過來兩年後，本來苗條的我，因為整天不動迅速發胖，還一周接一周的生病，剛剛病好幾天又繼續生病。

那時候我也沒有朋友。在實驗室裏，因為我持續的加班，也不參加德國同學們的任何活動，比如一起去食堂吃午飯，一起喝下午茶等，這讓他們都很不悅，覺得我的加班使得他們壓力變大了。而90年代的中國留德學生本就不多，除了公派留學生，其他的大多是小留學生，他們互相攀比誰家更有權有錢，男生為了搶女朋友大打出手，不少還成為了留學垃圾。我卻一個人獨來獨往，不用父母寄錢還拿著德國政府給的高額獎學金，自然而然就成為了他們的眼中釘。

工作到第三年，這樣的日子越發難以忍受，我也越來越不喜歡導師的人品，而壓垮我的最後一根稻草是導師的不講禮貌。

作為博士生，我會給德國的本科生帶實驗課。有一次我正在講課，台下有20來個學生，導師忘記了她的實驗器材放在哪裏，以為是我放錯了位置，踹門進入教室大罵我。雖然後來她找到了，也沒向我道過一聲歉。

常年的壓力和沒有朋友讓我感覺快要精神分裂。來德國之前，我一直有個堅定的人生理想。小時候母親給我看《居裏夫人傳》，我就暗自在心中下定了決心，想獲得諾貝爾獎，成為中國的居裏夫人。

但這兩年讓我覺得夢碎，一來是重複的工作消磨了我，另一就是，我看到了科研天才和瘋子的存在。和我同桌的德國師兄，不僅有著絕佳的科研頭腦，更有著瘋子般的拚勁，博士學位做了六年，博士論文發表在<<科學>>雜誌上，一畢業就直接被拜爾藥業收入公司，聽說很快就提為實驗室主任。反觀自身，我自歎不如。

我向母親表明了想要退學的想法，母親並不理解。我的一位高中同學，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他保送巴黎大學後也被導師壓榨，但他是個內向的男生，最後忍到畢業拿到了博士學位。母親希望我向他學習。

那時候發生的在美國的中國博士生盧剛開槍擊殺導師並自殺的事件，讓全世界人們都震驚不已。我思考了很久，覺得自己要麽會走盧剛的後路，要麽會抑鬱發瘋，於是決意退學。就這樣，我失去了兩年多的時光，但也並非一無所獲，至少我熟悉了德國生活，也重新認識了我自己。

重振旗鼓，我想，也不能一無所成回國，就重新申請博士，這次，對於項目的挑選我就更加綜合考慮了。認真挑選了幾個醫學院校和研究所，最終我選擇了有著德國牛津劍橋之稱的圖賓根大學，並且選擇了一個“正常” 的導師。

（2001年，第二個博士項目，與瑞士蘇黎世大學合作）

學習工作恢複正常之後，我也開始有了感情生活，在圖賓根的第二年，有很多德國本地人追求我，其中不乏富商企業家。我交了一個男朋友，第一次見麵，他包下了一座城堡與我共進晚餐（據說周總理曾經在這個城堡裏吃過飯，還特別喜歡,不知真假），讓灰姑娘的我對他另眼相看。

他是一家公司的老板，資產過億，家裏停著十幾輛車，蘭博基尼是他追妞的工具。他每次吃飯食材都要最新鮮的，從原產地空運。任何奢侈品隻要我開口，他都會馬上送過來。擁有巨額的財富，他每天的生活就是享樂。

（乘坐蘭博基尼在意大利多洛米蒂遊玩）

和他談了半年，我忽然就覺得無聊，那些昂貴的物品帶給不了我快樂。我一直以來秉持的奮鬥精神和他的享樂主義格格不入，他身邊的鶯鶯燕燕也讓我十分不滿。我覺得這並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於是就和他提了分手。

很多人說我傻，說我沒有遠見，但我沒有後悔過，花著自己通過努力掙來的錢，買到的每一樣東西都讓我更加珍惜，我喜歡這樣的踏實。

後來我遇到了我的先生。他是瑞士人，在隔壁實驗室讀博士後，非常熱愛戶外運動。而自小在山裏長大的我，一直自稱山的女兒，徒步、爬山絲毫不在話下，正和彼此的胃口。就這樣我們開始了戀愛，每天一起早起去實驗室上班，然後一起下班，日子過得規律淡然但安心。

（我和先生都很熱愛戶外運動，時常一起攀岩和登山）

博士畢業後找工作我搖擺了許久。我的很多朋友都在美國工作，我的父母希望我回國，因為我依舊可以回北大任教。最後因為先生的原因，我選擇留在了德國。

（博士畢業答辯會上，我非常開心）

我們一致認為，家裏不需要兩個教授。先生是那種為了科研，哪怕是賣了自己都願意的書呆子，所以他留在學術界搞研究，我則進入德國醫藥金三角的醫藥公司裏工作，並在兩年後升任公司經理。

此時我已經三十多歲了。作為生物學者，我深知生物的節律，人過了35歲後生育對母親對孩子都不好，我和先生決定要撫育一個孩子。於是34歲這年，我懷孕了，因為覺得在公司裏沒有什麽晉升空間，我選擇了辭職。擁有了一個可愛的兒子以後，我選擇了自己創業。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德國和中國有著越來越多的經濟和文化交流。而語言的障礙和文化的差異，是很多時候大家的跨不過的坎。因為我出色的語言能力，還有豐富的中國和德國的生活及職場經驗，經常有各個德國公司和政府單位請我去做翻譯和谘詢。

記得有次因為中國展商違規被抓進德國監獄，我被邀請過去做翻譯。活動結束後先生給我打電話，他說“你去哪裏了？怎麽打電話找不到人，我都擔心你是不是出了車禍。”我說，“我剛才在監獄裏”， 嚇得先生都說不出話來，還以為我幹了什麽違法的事情。

出入政府機構的次數多了以後，有一天市長提議，讓我組織領頭成立一個中德友好交流協會，負責我們當地的所有中德交流活動。

（中德友好協會搞活動，我代表中方向德國警察贈送禮物）

日子在安穩和平靜中進行。兒子在慢慢長大，我一邊自己忙業務，一邊堅持鍛煉，期間考下德國健身教練證和瑜伽老師證，業餘時間在健身房教課。先生則在事業上大展鴻圖，攻克一個個科研難題的同時，先後培養出十幾名碩士、博士和博士後。

幾十年過去，我們仍然是當年求學的窮學生模樣，不買名牌不用奢侈品，一切自己動手。弄了一個小菜園，陽光好的日子裏我會在菜園裏度過愜意的時光。即使新冠來臨，我們仍然自給自足，回歸生活，回歸傳統，不需要多少現代文明，簡單是我們快樂生活的真實寫照。

從湖南農村到德國，我實現了一個非常大的跨越，但回頭來看，也是自己穩紮穩打一步步走出來的，那些年努力的自己，一點一點給自己鋪出了一條既定命運之外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