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咚：中國憲政之爭的背景和原因

鄭誌學在《認清“憲政”的本質》一文中提出，“憲政”包括九個方麵內涵：第一是三權分立，互相製衡；第二是司法獨立，違憲審查和憲法法院；第三是多黨輪流執政；第四是議會財政；第五是有限責任政府，即小政府大社會；第六是自由市場經濟；第七是普世價值，包括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等所謂現代西方價值觀；第八是軍隊國家化；第九是新聞自由。他就此強調，“憲政”在理論和實踐上，都特指資產階級憲法的實施，是西方自由主義的政治主張和製度安排。如果說，楊曉青等署名文章還帶有些許學術探討性質的話，那麽這篇顯然為化名作者所寫的文章，無疑是在明確為這場反憲派和挺憲派（泛憲派、社憲派、憲社派以及儒憲派之合稱）的論爭定性，認為挺憲派的目標指向十分明確，就是要“在中國取消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製度”。無論是語氣還是用詞，都能看出其代表了某種官方色彩，體現了更明顯的政治意圖和政治價值，可以說是反憲派的一篇綱領性文章。

據說，起初有關方麵準備拋出17篇反憲文章，係統攻擊憲政主張，形成集中兵力打殲滅戰的效應，試圖清除西方政治理論影響，徹底打壓乃至消滅憲政在中國生存的根基，但他們錯估形勢，忽視了民意的力量，結果適得其反，在輿論強烈反彈之下，始作俑者不得不決定撤下其他文章，使得憲政之爭暫時告一段落。來也倏忽，去也倏忽。這場憲政之爭持續時間並不算長，卻帶有明顯的策劃痕跡，由於其激起了廣泛的社會爭議和針鋒相對的批判，再次凸顯了憲政對於一個現代國家確立政治合法性和穩定性的重大意義，並顯示了其在公民心中具有不可取代、不可動搖的地位的事實，因此必將對中國政治發展進程產生微妙而深遠的影響。其中，反憲政派狂轟濫炸的決定性後果之一是恰恰暴露了其潛藏在語詞遊戲之下的真實想法。鄭誌學為挺憲派所做的蓋棺論定的斷語是“在中國取消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製度”，反過來也表明反憲派的核心訴求，是在中國永遠確保共產黨的領導以及其所依托的意識形態和國家基本製度基礎：社會主義萬世長存。對所謂的憲政九大內涵的駁斥，實際上都是為這一核心訴求服務的，概括起來其實就三句話：不要西方式的權力製衡和約束，執政黨行使權力，除了名義上不能在任何實質意義上受到限製，掌握對國家、社會、公民的絕對控製力；不要西方式的自由經濟體製，堅持公有製為主導的政治地位，堅決杜絕私產者控製中國的經濟命脈進而產生控製政治的欲望和可能；不要西方式的價值觀和民主製度，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國家基本意識形態，有效控製公民的思想和言行，堅決防止西方自由民主理念導致民眾的反抗，危及自身統治。從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三個方麵都維護和加強中共的傳統影響力，就要從根本上阻止西方話語體係戰勝中國式馬克思主義話語體係居於主導地位，阻止西方憲政在中國的實現。

那麽，有關方麵為什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尤其是，敢冒突破中共前領袖鄧小平欽定的在政治上不爭議基本方針的風險，在一個全球化、中國與世界聯係越來越緊密、越來越難以割舍、信息流通無比便利快捷同時無法阻擋的時代，急不可耐地挑起如此愚不可及如此自毀形象的政治爭議？其背後是具有很深刻的現實背景和原因的。總的來說就是，從當下看，中共十八大後，朝野對政治改革都抱有過高的期待，一些人對曆史和現實情況進行分析後提出了急切的憲政主張，認為要反思中共建政以來的曆史、“中國夢就是憲政夢”，反思曆史必然觸及其中的破爛不堪之處，搞憲政就必然觸及何時終結一黨執政的問題，由此撓癢了有關方麵的敏感小神經，引發了其警惕，並由此醞釀掀起了這場反憲政運動（《南方周末》新年社論事件可看作起始）。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展的實際情況看，經濟上中國利用了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實行市場化改革，逐漸使民營經濟在中國占據了越來越大的比重（在發達地區，民營經濟比重普遍超過了中間線），生產關係的轉變以及私有階層和中產階層的崛起必然要求政治、社會對此適應，必然使得民眾渴望享有更多的權利，分享國家發展的好處，但政治和社會改革的明顯滯後，導致經濟發展與政治和社會發展不相協調，一方麵使經濟改革和發展失去動力，出現了滯緩的問題，一方麵引發了政治腐敗增強、貧富差距增大、官民對立加劇等諸多的社會矛盾和衝突，中國發展形成了巨大的內部緊張，需要釋放和舒緩，而唯一的途徑就是尋求政治上的突破，其中最核心的內容就是在國家製度中設計必要機製，對權力進行有效製衡和約束；確立私有財產權神聖不可侵犯的國家製度，為私有製經濟發展提供法律保護；保證民眾的政治參與和享有更多的自由權利。而這些唯有通過憲政才能實現。由此引起了執政黨強烈的憂患感、危機感和緊迫感，其中的保守勢力企圖以徹底根除憲政來維護既得利益，確保子子孫孫世代永享。從國際大環境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萎縮趨勢更加明顯，社會主義國家碩果僅存，和中國一樣，越南、古巴先後進行了改革，其中越南還在往前走，朝鮮由於拒絕改革國家發展麵臨窘境。除此之外，專製體製越來越不得人心，受到所在國人民的強力反抗，紛紛瓦解，就連中國的近鄰緬甸在政治改革領域也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績。西方民主製度在全球範圍內大舉擴張，在世界上擁有了最大份額，主導地位更加明顯。與此同時，在中國固守政治成規的情況下，美國“重返亞洲”並合縱連橫，形成對中國的威懾態勢。可以這麽說，中國是大國中唯一仍在實行傳統的威權主義體製的國家，在意識形態領域堅守自己的語詞體係，周邊民主國家林立，對華態度錯綜複雜，大國矛盾糾結鬥爭頻仍，其孤獨感可想而知，因此也急欲從根本上消除內部和外部要求變革的訴求，而憲政以及其背後的西方政治理論被認為是其向中國推出的“糖衣炮彈”，因此予以重點批判，以免陷入憲政背後的“話語陷阱”，最終喪失執政地位，喪失一切既得利益。

中共建政成功就是基於對憲政的認同和以此為鬥爭工具團結反政府派別與當時的執政黨國民黨進行各種博弈後的結果。反憲政派反複引用了毛澤東在那個時期的有關論述，此處不再贅論。中共建政的第一件重大國事活動就是召開全國政協會議，製訂《共同綱領》，在當時的條件下，其扮演了憲法的角色；此後又於1954年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憲法的精神和原則下，建立了國家政治的基本架構，從內容到形式其模型都來自西方。比如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後設立國家主席，主席下設立國務院總理）執掌行政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司法部執掌司法權，全國政協（後來的全國人大）執掌立法權，分明就是三權分立的不同表現形式。所不同的是，建政以來數十年中共都實際上居於最高領導地位，且分立之三權係統與西方不可同日而語，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從中共建政史看，凡是確立憲法地位、遵循憲政的基本原則至少名義上如此的時候，總是相對順利的，凡是違背憲法精神和原則、亂搞一通乃至連名義都不要的時候，總會出現種種艱難曲折。後者最顯著者莫過於公認慘絕人寰的文化大革命。結束文革後，為改變國家政治和社會失序的狀況，重修憲法被擺到了重要議事日程，1978年憲法仍帶有濃重的文革色彩，到了1982年，在鄧小平等新一屆中共核心領導層的主導下，重新製定了憲法，此後又經過了若幹次修訂。1954年9月，劉少奇在《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中曾用了“憲政”之說，比如他說憲法草案“是中國近代關於憲法問題和憲政運動的曆史經驗的總結”。2008年初，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也在全國人大報告中，對2004年通過的一係列憲法修正案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它們是“我國憲政史上又一重要裏程碑”。所以說，自從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為了從國民黨手中奪取政權利用憲政問題向其發難，爭取各大反國民黨派別的同情和支持，並成功建政後，即使沒有以最高領導人名義談及“憲政”，也沒有真正徹底實施過憲政，但至少從未明確反對過憲政，直到這次反憲派大張旗鼓地發表反憲文章，也沒有得到政治人物的正式呼應，反倒在民間呼聲下悄然撤退，憲政之爭暫時止息，但後續影響仍然深遠。

在前改革時代，中共就建立了憲政的基本形式，而到了改革開放的年代，憲法的根本大法的權威作用進一步體現出來，中共的每一步改革和發展成果在黨的政策中進行表述後，都需要以憲法的形式予以確認，否則就無法放下心來。這實際上也是在肯定憲法的意義和作用，肯定憲政對於政權合法性和穩定性的重要價值。比如，隨著中國經濟改革的深入進行，市場經濟、私有製等傳統上屬於資本主義範疇的一些做法，在中國漸次實行，中共指導理論也不斷發展變化，“三個代表”思想、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相繼提出，它們都在中共主導下寫進了憲法。但憲法的修訂與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達到一定程度後必然要進行政治化並對政治本身提出更高要求的現實並不適應。所謂的經濟政治化是指，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私有財產權神聖不可侵犯、私有製經濟發展的權利等重大經濟原則和製度問題都要從政治層麵予以體現，使之進入憲法。所謂的經濟對政治提出更高要求是指，導致腐敗蔓延和市場失序的因素即權力不受限製的使用、民眾無以也無力監督必須結束，這也要在憲法中予以體現。正是政治上的不適應，引發了理論界、知識界和輿論界對實行憲政的急切渴求。但很多人要麽是無視曆史，要麽是無視現實，總之提出的主張根本不可能被正享有絕對權力者所接受，還有一些人試圖依靠這些絕對權力者良心發現，自我改變，有些人從維護絕對權力的角度出發，試圖從傳統文化中尋找合理性，為專製主義尋找依據，有些人認為中國已經是很好的憲政，比資本主義憲政優越，隻要不否認社會主義憲政即可。總而言之，這些論爭的背後是中國經濟和政治發展帶來的巨大內部緊張感，使得執政黨以及依附它的各種學術主張者和在野的學者之間發生激烈的觀點衝突，為擺脫僵持不下的局麵，有關方麵企圖徹底否定憲政，為憲政之爭進行政治上的定性，希望就此遏製住憲政主張者和憲政之爭，通過“爭”達到“不爭”的目的，以此維護現存政治秩序，去掉其長期執政道路上的羈絆。即令他們能夠依靠權力的支持向其反對者發出各種“帽子”和“判決書”，也無法改變或者阻止中國經濟和政治發展內在邏輯的要求，一方麵這種要求造成內在的緊張，並表現反憲派公開跳出來攻擊挺憲派上，一方麵它也會繼續推動中國發生真正的變革，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包括強權統治者。反憲派強調，憲政就是要在中國取消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製度。其實根本無關憲政什麽事兒。憲政也隻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一個政治表現形式。世界上沒有永恒的政治表現形式，也沒有永恒的政治組織，更沒有永恒的政治領導，遲早都會被別的更好的東西所取代。這是曆史發展本身所決定的。所以這場爭論中的核心部分從根本上來說毫無意義。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挺憲派中的激進主張者也毫無必要在某些環節上固守自己的觀點，因應現實和時勢的變化，恰如其分提出變革要求，並順應曆史自然發展進程，為未來的變革做好準備更有意義。

人民是一切變革的最深切感受者，也是一切好處和壞處的直接體驗者，更是曆史往前走的最重要的推動力。雖然受到數十年定向教育和宣傳的深刻影響，然而在大變革的時代，在全球化的時代，在互聯互通的時代，中國人民覺醒的速度仍然超越了某些人的想象。打破政治和社會禁忌，公開討論國家政治和公共事務，主張公民權利和自由，抨擊政治腐敗和社會醜陋，已經成為中國民眾的日常生活內容。當然，其主要渠道還是在互聯網上，雖然它受到方方麵麵、各種各樣的限製和打壓。互聯網是科學技術送給中國民眾最好的禮物。在互聯網世界，基本消除了社會地位和身份的差別，任何人可以就任何問題發表任何不違憲的言論，並以QQ群、微博、博客、社區等平台為主要方式，形成了現實社會中罕見的公民組織雛形，以民眾相對自由的言論和社會組織雛形形態為主構成了初級的中國公民社會。中國民眾濡染其中受到最好的公民教育，公民意識逐步自覺，民主訴求日漸高漲。公民們在其中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並在國家政治權力之外，相互聯接、聚集成更具合力更強大的社會權力，對政治權力構成了越來越重要的製衡和約束。在互聯網世界，憲政理念及其所代表權力製衡、公平正義等基本含義更容易受到共鳴和支持，事實上那些憲政主張者主要的傳播渠道正是在互聯網。改革開放以及互聯網所帶來的信息和交流方式的革命為中國公民更積極地尋求政治權利、對政府實施更嚴格的監督創造了條件，也必然對中國政治發展起到根本的推動作用。對互聯網與理論界、知識界聯合的恐懼感，正是反憲政派招搖過市的最基本源頭動力之一。

中國經濟改革和社會發展的另外一個結果是，促使包括大私產者、中產階層、知識分子、技術公民在內的一大批新興社會階層和社會力量崛起，雖然他們在政治上還很弱勢，甚至在權力下噤若寒蟬，但毋庸置疑的是，隨著局勢變化特別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它們遲早會在政治上產生更大的欲望和要求，並與社會運動相呼應，形成強大的政治力量，對現存政治秩序構成“威脅”，這些人中為數不少者對憲政基本保持緘默，但由於它們才是憲政的主要受益者，因此更被視為潛在的更重要的參與分子，除了在現實中受到種種限製以及盤剝之外，拒絕實行憲政才是最根本的製約手段。在這一情勢下，這一群體的很多人尋求移民海外，保障他們的資產和人身安全，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雖然移民了，但業務仍然留在國內，形成“心離身不離”的局麵。最終，他們將會認識到，逃避不是辦法，隻有在中國內部實現變革才是根本出路。另一方麵，執政黨“鐵板一塊”的外部形象漸漸損蝕，就像在社會上一樣，內部的競爭和選舉機製匱乏或者流於形式，現行黨內體製導致很多真人才被埋沒，或者失去上升的空間，由此引發內部衝突，有些還進一步激化，比如薄熙來事件。毛澤東說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執政黨內部的派係應該說長期以來都是存在的，但是激化後外露則比較少見。隨著黨內領袖絕對權威的不再，黨內派係分化和鬥爭也將越演越烈，失勢的一派必然尋求更多的改革，直到在國家政治層麵進行改變，比如實行真正的憲政，由公民進行選舉。是騾子是馬拉出來遛遛，就是這個道理，對他們來講，或許隻有這樣才是唯一出路。他們也是憲政的潛在支持者，對黨內主導政治的派係形成了來自內部的壓力。批判憲政，讓他們去掉幻想，對憲政之爭無疑也是一個推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