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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家祺：倫敦會見方勵之
一個人往往一、兩件事就可以成為他的“標記”。愛因斯坦從納粹德國逃亡到美國，他一生的“標記”還是相對論。“六四”後，方勵之夫婦躲進美國駐北京大使館，時間長達一年，這成了方勵之的“標記”，這一“標記”使他在科學上的成就受到忽視。我在《自然變戲法》一文中談到，“文革”結束後，作為自然科學家的方勵之竟然一次次跑到社會科學院來談“天文學的哲學問題”，我當時就對他說，天文學是科學，沒有什麽哲學問題，到我們這裏來是浪費時間。
方勵之一九五八年到中國科技大學當助教，我在第二年進入科大當學生。我是放棄自然科學，希望把政治與科學相結合起來，從事政治科學研究，而方勵之是直接投身政治。在方勵之心目中，政治的重要性在科學之上。 方勵之從北京的美國大使館到國外後，他把政治和科學的位置在心目中倒了過來。他認為自己首先是一位科學家，他的政治活動，主要是關注中國人權問題。
方勵之進入北京美國大使館時，當時的大使是李潔明（James R. Lilley）。九十年代初，我與一位軍事問題專家趙曉薇在華盛頓會見過李潔明。老布什與李潔明經曆相同，老布什在擔任過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主任和中央情報局局長，後來成了美國總統，而李潔明也加入過中央情報局和任美國駐北京大使，遇到方勵之，就從此斷了他總統之路。李潔明在他的回憶錄中談到方勵之時說， “六四”後一天，“方勵之夫婦緊張地窩在使館官邸裏又黑又暗的一間儲藏室，並且是躲在裏麵一片行李箱牆之後， 初嚐此後十三個月的幽居生活滋味。” 他們怕“中方衝進美國大使館，架走方勵之”，因而用盡各種辦法保護方勵之。他們也製定了“必要時得把方勵之夫婦偷運出大使館”的多種計劃。但“方勵之抵達倫敦之後，這位我們辛苦保護的人，開始接受NBC新聞采訪，方竟然抨擊美國在人權議題上有雙重標準，對蘇聯嚴格要求，卻對中國輕輕饒過！” 李潔明說：“我可不能原諒他竟然這樣突然勇敢地抨擊辛苦解救了他的布什政府。”
在方勵之離開中國四十餘天後，一九九0年八月十日，我與高皋乘火車從巴黎到達倫敦。第二天，在劍橋大學會見了方勵之、李淑嫻夫婦。方勵之辦公室不大，一麵全是窗，透過窗子，可以看到校園草地上放牧的馬兒在來回走動。這次會見，是《中國時報》記者江素惠安排我們“對話”。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學生運動的源頭，就是方勵之寫信給鄧小平，要求釋放魏京生。我對方勵之說，一九八九年中國民主運動之船是方勵之啟動的，“你是第一推動力”，我們都踏上了你這艘船。現在，海外民運組織，山頭很多，需要聯合。海外民運這艘船也出了漏洞，必須修補後才能向前行駛。隻有你方勵之有能力整合海外民運。大家在船上，現在你方勵之不能置之不顧，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方勵之的回答是，他不願被稱為“民運分子”，他要成為活躍的人權分子，他將繼續呼籲釋放大陸的政治犯。他要獨立思考、獨立行動，暫不介入任何組織。在江素惠結束采訪並離開後，我留下來與方勵之繼續談話，我希望方勵之接替我擔任 “民主中國陣線” 下一屆主席，我告訴他，在自由選舉中，他當選沒有問題。方勵之堅決不同意，他說，管惟炎可以做“民陣”下屆主席候選人。
八月十五日，因為管惟炎到了倫敦，我與萬潤南、陳一諮一同去倫敦會見管惟炎和方勵之。管惟炎是一位超導專家，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他在中國最早倡導並進行強磁場超導材料與超導磁體的研製，合作研製出多種性能達世界先進水平的超導材料，他在低溫和超導理論上也有重大貢獻。一九八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在導致胡耀邦下台的那次合肥學潮時，他與方勵之分別擔任中國科技大學校長、副校長。方勵之因推動學潮而被開除黨籍、撤去副校長職務。管惟炎雖然沒有推動學潮，也糊裏糊塗地被撤去了校長職務。
當時的情況是，萬潤南想競選下一屆“民陣”主席，陳一諮堅決反對，而陳一諮自己又不出來競選。我在出任“民陣”第一屆主席時，就表示不連任。如果方勵之與萬潤南擔任主席、副主席，我覺得可以平衡陳一諮對萬潤南的意見。我們三人到倫敦與方勵之談話時，管惟炎還沒有到場。方勵之說，管惟炎民主素養好，在中國有影響，沒有被通緝，如果中國形勢發生變化，管惟炎最適宜與北京對話，所以讓管惟炎擔任“民陣”主席最合適。陳一諮表示讚成。我請萬潤南表態，萬潤南說，要聽聽管惟炎本人意見後再說。從這時開始，陳一諮與萬潤南就當著方勵之麵開始爭吵。陳一諮說，他反對萬潤南出任“民陣”主席，萬潤南過去一年擔任“民陣”秘書長期間，獨斷專行。如果萬潤南競選“民陣”主席，他就要在大會上把萬潤南的問題一件件講出來。萬潤南說，你要講現在就可以講。陳一諮就開始一一列舉萬潤南的問題，越說越激動，聲稱如果萬潤南任主席，“民陣”三分之二的人都會退出。萬潤南就陳一諮提出的問題一一做解釋。我一言不發，方勵之沒有詫異表情，安靜地聽著。我們四人談了一個多小時，管惟炎來了。
管惟炎聽了方勵之要他出任“民陣”主席的話後說，他馬上要到德國一科研機構工作三個月，那是早安排好的，而且他的家屬在國內，他擔任主席，耽心對他們有不好結果。我與陳一諮說，這兩個問題都好辦，隻要管惟炎答應下來，具體問題不難解決。管惟炎沒有說話。這時方勵之說：“我了解老管，他不做聲，就是同意了。”
管惟炎輕輕說了一句：“我是太不行。” 方勵之大聲說：“行了！”
我聽得十分清楚的是，管惟炎不是說“不太行”，而是說“太不行”。管惟炎對政治沒有多大興趣、是一位信任方勵之、順著方勵之的人。
萬潤南說要留下來與管惟炎“長談”，在我們離開方勵之辦公室時，陳一諮以警告口吻對萬潤南說：“你應該顧全大局。現在，你如果退一步就柳暗花明，如果進一步就會山窮水盡。” 我在《首腦論》一書中，探討了政治“小圈子”爭奪權力的鬥爭。我發現，“民陣”這樣一個海外政治組織，竟然也有這麽嚴重的權力爭奪問題。當沒有淩駕於所有人之上的“裁判者”時，在權力爭奪時，隻要一個人“心理”上處於“弱勢”，怕另一個人，失敗就注定了。 陳一諮對萬潤南毫不客氣、咄咄逼人，但萬潤南並不怕陳一諮，而且沒有把他看在眼裏。萬潤南在一九九0年九月，與朱嘉明兩人競選“民陣”主席，萬潤南取得了勝利。
告別方勵之、管惟炎，我與陳一諮連夜從倫敦回巴黎。晚上十時乘上火車，我隻是確信去加萊方向就會到巴黎，幾經換車，竟到了英國南部海邊黑斯廷斯。晚上火車沒有人查票，陳一諮隨著我一次一次換車，到巴黎已是第二天上午九時了，多乘了整整四個小時。
方勵之和管惟炎都在普林斯頓大學的“中國學社”待過很短時間，後來，管惟炎到台灣清華大學任教，又兼任美國的“中國民主人權基金會”主席。方勵之到亞利桑那大學任天體物理學教授，兼任紐約“中國人權”主席。 這兩個基金會，規模很大。“中國人權”設在紐約帝國大廈。前一個在一九九二年因在廖大文問題上的分歧而分崩離析，徹底瓦解。後一個因劉青問題發生了嚴重的爭執 ，方勵之退出了這個基金會。
方勵之長期在亞利桑那大學任教，到達退休年齡後，他沒有搬家，他得的病是“亞利桑那山穀熱”，此病由一種菌類引起。在炎熱天氣下，有時會冷得全身發抖，有時發燒，嚴重咳嗽，全身無力，嚴重時不能站立，不能行走，關節處浮腫。全身的皮膚上出現水痘樣紅斑。他留在亞利桑那大學附近，主要時間還是用在天體物理學上。在美國期間，方勵之主要投身於他的科學研究和教學，使他退休後也不願離開亞利桑那，這也許是他患上“亞利桑那山穀熱”的原因。
方勵之一生可以劃分為兩階段，一九八九年進入美國駐北京大使館是這兩個階段之間的“大峽穀”。在中國期間，他是一位科學家，但熱衷於政治。方勵之改變了當代中國曆史，正是由於他的行動，成了一九八六年學生運動的“第一推動力”，在中國沒有新聞自由的情況下，因鄧小平聽信薄一波、鄧力群，加上《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增刊》之類“內參”大大誇大了第一次學生運動的嚴重性，致使鄧小平廢黜了他一手提拔的總書記胡耀邦。一九八九年，方勵之又成了天安門學生運動的“第一推動力”，李鵬、陳希同的惡意挑撥和傳言蒙蔽了鄧小平頭腦，致使鄧小平又一次廢黜了新任不久的總書記趙紫陽。方勵之離開美國大使館到國外後，他關注中國人權問題，他對天體物理學的投入遠遠地在中國政治以上，科學壓倒了方勵之的政治。最後因獻身於科學，他的肺，一點一點地被“亞利桑那山穀熱”細菌吞噬了。
香港《蘋果日報》2013-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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