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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立平：轉型悖論
轉型悖論之一，人的作用和製度的作用之間的關係是什麽？
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有兩點人們一般都會認同，一是關鍵是製度建設，二是人治是靠不住的。理論上來說這是不錯的。但問題是，製度建設從哪裏來，製度建設如何可能？這樣來看，首先還是人的作用，而關鍵是相關的人得到了必需的位置後能不能轉向製度建設。這取決於兩點。一是有沒有這種意願，二是能不能造成製度建設的勢。
轉型悖論之二，運動式變革與製度化建設。
在轉型期的變革中，隻有形成穩定的製度安排，才能確保變革的成果。特別是在經曆了十年文革的政治運動之後，人們對運動和運動式解決問題的方式，更是有著共同的警惕。但事情不能陷入教條化。前麵的分析表明，隻有在具有變革意識的領導人獲得了必要的權力，新製度的建設才有可能。但問題在於，這時的變革往往能夠麵對著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能夠使變革得以破局？有一個事情必須弄清楚，“真正解決問題”和“如何破局”是兩回事。靠製度化本身是破不了局的。這時，運動式的變革過程往往是需要的，這種運動式的變革過程，既是削弱變革阻力的過程，也是變革力量動員的過程。因此，不要天真地、簡單化地將民眾參與等同於“運動式”。反腐敗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前些天我曾經提出一個問題，“製度建設從哪裏來”？沒有民眾對反腐敗的參與，沒有民眾參與所形成的壓力，製度建設有可能嗎？誰不知道財產公示製度解決問題，但會自動出台嗎？多少年了？在既得利益集團如此強大的情況下，所有反腐敗的製度建設都胎死腹中，不形成反腐敗的巨大力量，哪來的反腐敗製度建設？當然更關鍵的是，在破局之後，要盡快轉入製度建設的軌道。
轉型悖論之三，改革與革命。
促進變革，避免革命，這是當下社會中許多人的一種共識。一般地說，這也是不錯。從消極的方麵說，一方麵革命的代價太大，另一方麵，誰也不能保證在革命後能建立一個更好的體製。於是，我們也就看到許多反對革命的文章。但問題是，且不說革命有時是一種必然，不是誰喜歡不喜歡的問題，更經常的情況是，沒有革命的壓力，改革的動力從何而來？誰願意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進行實質性的變革？因此，革命是需要避免的，但革命本身不應當受到抹黑。關鍵的問題是，執政者如何將可能的革命壓力變成現實的變革動力，從而將曆史引向代價較小的變革之路。
轉型悖論之四，漸進式變革與激進式變革。
中國改革，一直津津樂道於漸進式改革，同時，無視蘇東大部分國家已經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事實，不斷抹黑激進式變革。其實，激進與漸進，各有其利弊，而且在一個具體國家的變革中，不可能隻使用其中的一種。實際上，中國漸進式變革的弊端現在已經越來越明顯地顯露出來。首先，在一個以漸進式改革實現社會轉型的國家中，既得利益集團從容形成的條件更為有利，更容易陷入轉型陷阱。第二，對於有些改革，隻強調漸進，不大刀闊斧，是根本改不動的，如公車改革。在這種情況下，漸進式改革往往成為不改革的借口。幾年前我就提出，區別於漸進式改革與不改革的標準，就是看有沒有時間表和路線圖。
轉型悖論之五，上層的力量與下層的力量。
革命是自下而上發動的，改革是自上而下推行的。因此，最力量的改革模式是執政者意識到社會中的危機，自覺地推行自上而下的變革。但這樣的情況在曆史上不多，隻能可遇不可求。因而，大部分變革是上下合力的結果。其具體過程往往是，最早感受到危機和問題的民眾，在開始表達變革的訴求，明智並有能力的執政者結果這個要求，將其變成變革的方案。這其實也是一個阻斷革命的過程。也就是說，變革中上下的呼應是很重要的。中國改革在70年代末也是這樣啟動的。但在西單民主牆後期，當時最有實力的實際領導人，在上下層之間劃了一條“楚河漢界”，越界尋找支持被視為對“我們”的叛變，從此上下層之間的良性互動過程也就結束了，路子也就越走越窄。
轉型悖論之六：變革與秩序。
怕亂，往往是不改革的最主要理由。中國社會中該改的不改，甚至不作為，往往與這個因素有關。要成功地進行社會轉型，確實不能忽視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確實是存在的。因變革造成天下大亂的，確實有。但在劇烈的社會變革時期保持了社會秩序穩定性的也有。比如，蔣經國時期的台灣轉型，最近發生的緬甸民主轉型，還有此前的越南的民主轉型等。這個問題確實很複雜，但從最簡單的角度說，變革的時機非常重要。這幾個地方都是及早地啟動了變革，沒有把變革拖到一個更困難的時候。因為及早啟動變革，執政者還保持著較強的權威或執政能力，問題的解決還較為容易，民眾的情緒也比較克製等。
上麵陸續發了六條“轉型悖論”的微博，主要是想說明，改革和轉型中的許多問題，不能絕對化教條化。要恰如其分地看待這些因素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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