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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立平：知識分子是如何被馴服的
說到49年後的知識分子，很多人都會想起馬寅初，特別是那句“單槍匹馬，戰死為止”。但也湊巧，剛上大學的時候泡圖書館，翻閱舊的雜誌，突然一標題引人注目：我憤怒控訴美帝國主義的走狗費孝通（大意）。作者：馬寅初。這件事情在我內心裏困擾了很長時間。這是怎麽回事？
民國時期有許多知識分子錚錚鐵骨的故事。如前麵提到的馬寅初，經常罵蔣，蔣介石提出三個職務讓其挑選：中央銀行總裁、財政部長、全國禁煙總監。可馬寅初絲毫不為所動，連麵子也不給。傅斯年在公開場合大罵國民黨政府是一堆大糞，蔣介石反而於不久的11月決定任命傅斯年為台灣大學校長。1937 年蔣介石在廬山舉行國事談話會時，請張奚若參會，在一次在例行的國民參政會上，張奚若言詞激烈地抨擊了蔣介石的獨裁和國民黨的腐敗。蔣介石頓感難堪，於是打斷他的發言，插話說：“歡迎提意見，但別太刻薄！”一怒之下的張奚若拂袖而去。等到下一次參政會再開會時，政府給他寄來開會的通知和路費，張奚若當即回電一封：“無政可議，路費退回。”
1931年，魯迅批判胡適，說同為安徽人，劉文典不稱蔣中正“主席”，寧可被押，胡適卻主動叫蔣“主席”，是典型的溜須拍馬之徒。而新中國成立後，劉文典小心翼翼地頌揚新政權，他以親身經曆，誇讚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
但是，就是再硬的骨頭，到49年後也徹底地服了。有人認為這個過程實際上發軔於1951年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根據於風政的《改造》的記載：在普遍“洗澡”之前，要排隊，根據他們問題的多少與嚴重程度，確定洗“大盆”、“中盆”或者“小盆”。確定之後，要先開“控訴醞釀會”，背著要檢討的教師，在群眾中收集他的材料，然後向他本人轉達，要求他寫出檢討報告或者發言提綱，先作啟發報告或典型示範報告。在檢討大會上，個人檢討之後，群眾提出批評，然後決定是否過關。問題輕、態度好的，一次通過；問題重、檢查不夠深刻的，要嘛再三檢討，要嘛“澡盆”升級。對那些有抵觸情緒或“頑固不化”的人，要開展群眾性的反覆批鬥，直到認罪為止。
問題是這個過程是怎麽發生的。有人經常強調思想改造過程是如何的粗暴，也有人認為是皮毛關係導致的依賴性，因為除了依賴體製別無出路。但我認為並不盡然。有人其實是被改造得心服口服。現在很多人的回憶錄都說自己當時是多麽清醒，思想改造時是多麽清醒，反右時是多麽清醒，文革時是多麽清醒，我看未必。這個問題恐怕要放到“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的整個過程中去分析，才能找到答案。
控製一個人想問題，可以有三種方式，一是告訴你結論，二是改變你想問題的方式，三是控製你想問題時所需要的資源或材料。第一種很簡單，不說了。第二種，改變你想問題的方式。最主要的是提供一種新的思想框架。人們在麵對特定的情景的時候，都有一個加框架的過程，即有人所說的framing的過程。改變了這個框架，你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就不一樣了。但我覺得最具奧妙的是第三種，即控製你想問題時所用的資源。加框架是需要資源的，沒有資源怎麽加？移風易俗，鬥私批修等是為了什麽，就是淨化你想問題時的資源。有什麽米就隻能做什麽飯了。文革時有過不止一個這樣的例子，兩口子由於政治觀點不一致，加入了不同的造反組織，最後走到離婚的地步。如果放到今天來想，這算什麽？還有比夫妻關係，家庭，老婆孩子更重要的嗎？值得嗎？但當時你用來進行思考的資源是非常有限的，隻能集中在一根筋上。
氛圍與資源的重要性還可以見之於毛澤東與彭德懷在廬山的辯論。彭先說，大躍進錯誤是主要的。毛先說成績是主要的，然後就是曆史舊賬。彭開始就曆史舊賬進行辯解。這時人們就會問，彭為什麽不說“曆史的舊賬和現在辯論的問題有關係嗎”？他不能這麽說，因為當時的邏輯就是：曆史上一貫錯誤的人是不可能說出正確的話來的。
控製資源的重要性。經常看電視的和經常上網的，對許多事情的看法往往就不一致。所以，90年代初進行的國情教育，也是非常成功的。90年代的思想教育有兩個重點，國情與國學。前者是材料，後者是框架。用國學的框架，使用國情的材料，就能思考出需要的東西來了。受過國情教育的一代，往往會根據教育中提供的國情特征來思考問題。你說這個問題如何如何，他說，要考慮中國的國情嘛。
還應當注意到的一個因素，是一場巨大的革命所形成的“勢”，在這種“勢”的麵前，人們很容易產生一種渺小和無力感。在這個過程中，至少可以形成幾個東西。一個是渺小感，尤其是在一個個人麵對一個強大的組織和“廣大人民群眾”時；二是原罪感，這個勞動價值論起了重要作用，牛什麽牛？是勞動人民養活了你。三是“無理感”，確切地說是“小道理感”。毛主席說了，世界上的道理，有大道理和小道理之分，小道理是被大道理管著的。知識分子引為自豪的，是覺得自己懂點道理，現在讓你明白，你的那點道理是被大道理管著的小道理。對梁漱溟就是這麽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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