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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談談對溫家寶講話的若幹爭議
——兼與餘傑商榷
一、
溫家寶的講話引起關注（說明：我這裏說的溫家寶講話，不隻是指8月21日在深圳的講話，而是指他近些年來的一係列講話）。這些講話明顯揭示出溫家寶和他的同僚們在政治理念上的不可忽視的差異。盡管說他表達出的理念和我們還不無距離，但是作為在位的（注意：是在位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公開講話（注意：是公開講話），溫家寶對普世價值的認同，已經超越了他的所有前輩和同僚（胡耀邦、趙紫陽在不公開講話和下台後的講話中或有更清晰的表達，不在我們這裏的比較之列）。對此，我們沒有理由不給予肯定。
溫家寶講政改，並不說明中共要政改。因為很明顯，現在中共上層有兩種不同的聲音，而溫家寶的聲音在上層是少數，是弱勢。在以往，這種聲音是不允許發出來的，發出來就會被扣上“分裂黨”的罪名。如今，這種聲音卻居然發出來了。這一點意義非凡。不是一直有人鼓吹黨內民主嗎？黨內民主的第一條就是黨內分歧公開化，就是黨內派別公開化。我們不是一直反對宮廷政治主張政治開放嗎？那就要求把上層分歧公諸於眾。溫家寶的講話就是把黨內分歧公開化，就是把上層分歧公諸於眾。這是我們肯定溫家寶講話的另一個理由。
二、
也有不少民間人士對溫家寶講話持批評態度。不過我發現，其中很有一些批評意見邏輯混亂，含義不清。我疑心批評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麽，如果我們把他們的批評意見加以邏輯地展開，得出的結論恐怕他們自己都不會認賬。
比方說，很多批評者說溫家寶的講話是欺騙，叫我們別上當。餘傑說：“看來，當年毛澤東‘反右’是白反了。老毛在‘反右’之前說過的話，比溫影帝說的動聽多了。那時，知識份子們也激動萬分，結果個個淪為牛鬼蛇神，死無葬身之地。”餘傑這話到底是什麽意思呢？按照餘傑，我們怎麽做才叫不上當呢？
按照餘傑，所謂不上當，那意思大約就是：你溫家寶說支持媒體刊登負麵新聞，我們媒體人就是不刊登負麵新聞，我們就是隻刊登正麵新聞；你溫家寶呼籲民眾監督政府，我們民眾就是不監督政府。57年毛澤東號召人民給共產黨提意見，很多人信了，提了，結果死無葬身之地，換成我們，就不提，我們就說對共產黨沒意見，一點意見都沒有——我們才不上當呢。從餘傑的話，我們隻能引出這樣的結論，但是我敢說，這樣的結論餘傑自己一定也不會認賬。
也許有人會說，餘傑的意思是提醒人們保持警惕，謹防溫家寶搞“陽謀”，搞“引蛇出洞”。且不說當年的整風反右是不是“引蛇出洞”的陽謀，此事大有爭議。問題是，今夕何夕？今天的中國和53年前的中國有很大的不同。今天的中共還會搞“引蛇出洞”嗎？眾所周知，六四之後這21年，當局的方針是“把動亂扼殺在萌芽狀態”，也就是說，盡量不要蛇們從洞裏爬出來，隻要看到有蛇想出洞，就趕快把它趕回去。而“引蛇出洞”的意思則是盡量讓蛇們出洞來，不肯出來的都要千方百計地把它們哄出來，最好全都引出來。這兩者不是截然相反的麽？今日中國，出洞的蛇已經不少了，共產黨本來正發愁沒法把它們全趕回洞裏呢，它哪裏還有閑情逸致把沒出洞的蛇都引出來？以今日中國之民情，中共要是再搞一次引蛇出洞，豈不是引火焚身嗎？
三、
餘傑說：“今天，很多人自作多情地想利用溫家寶一把，所謂‘假戲真做’、‘弄假成真’。殊不知，他們自己卻被影帝玩弄於股掌之上。”這話也說得不明不白：被影帝玩弄，怎麽玩弄法？他能怎麽玩弄？餘傑沒有說出個所以然。我估計他也說不出個所以然。這裏，我不妨幫餘傑展開說明一下。
所謂玩弄，無非兩種方式。一是引蛇出洞，欲擒故縱。前麵我已經闡明，這種玩弄方式放到今天絕對行不通，適得其反。另一種玩弄方式就是，溫家寶鼓吹政改，贏得體製內外自由派力量的大力支持，由此擊敗了黨內的對手，鞏固和加強了自己一派的權力；等到自己一派的權力鞏固和強化之後，溫家寶卻並不把他的政改主張付諸實踐，而是束之高閣，把原先支持他的自由派力量晾到一邊，鳥盡弓藏，甚至兔死狗烹。據說當年的鄧小平就玩過這一套，鄧小平支持思想解放運動，支持實踐標準大討論，利用民主牆，利用體製內自由派知識份子，打垮了華國鋒為首的凡是派，奪得了最高權力，隨後就祭出四項基本原則，封閉民主牆，把支持過他的自由派知識份子打入冷宮。按照這種說法，民間異議人士和體製內自由派知識份子，不過是為鄧小平奪權做了嫁衣裳。
但是，上麵這種說法也同樣是站不住腳的。就拿鄧小平那段事為例，那何嚐不是體製內自由派知識份子和民間異議人士對鄧小平一派的一次成功利用。畢竟，凡是派的垮台，民主理念的廣泛傳播，體製內外自由派力量的集結，都是了不起的進步；雖然一些自由派人士隨後又受到不同程度的壓製，但那也是進兩步退一步，得大於失。更何況，在30年後的今天，如果發生類似的相互利用，有了豐富經驗的我們必定會做得更好。何樂而不為？
平心而論，以今日中國的情勢，我以為我們一時間還很難取得重大突破。這不僅僅是因為溫家寶在黨內的力量要比鄧更弱小，也不僅僅是因為今日的特殊利益集團要比當年的凡是派更龐大更盤根錯節，而且也因為我們這一次所要解決的問題要比當年更複雜，更偉大，因而也更艱難。但無論如何，隻要我們能向前有所推進，那就是好事，那就值得我們努力。
四、
有人說，溫家寶是政府中人，我們是民間力量。民間對政府的首要責任是批評。如果我們對溫家寶的講話給與肯定，那豈不是混淆了民間與政府的分野？我不讚成把政府和民間截然二分。《零八憲章》早就講了要“不分朝野”。我們隻能以是否認同普世價值為標準。毫無疑問，我們民間人士應努力發展民間力量，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不關心黨內的分歧和鬥爭。在八九民運期間，其實大多數學生都能看出趙紫陽與李鵬不一樣，但是不少學生認為我們不應該介入黨內鬥爭，我們應該做好我們自己的事。言下之意是，上層鬥爭和我們沒什麽關係，趙紫陽和李鵬誰勝誰負對我們沒影響。這當然是錯誤的。上層鬥爭，誰占上風誰落下風，對我們的影響太大了，怎麽能不關心呢？另外，對於上層鬥爭，我們不隻是台下的看客。我們也是能對他們產生影響的。如果我們對趙紫陽給與積極的回應，我們就能加強趙紫陽一派在上層鬥爭中的力量，而趙紫陽一派在上層鬥爭中越是有力量，也就越是有利於我們民間力量的生存與發展。
有人說，對於溫家寶講話會引出什麽後果，我們的態度是等著看。我不讚成等著看。如果大家都等著看，那就不會有什麽可看的。消極等待是等不出什麽結果的。我們需要的是積極回應。
五、
說到“假戲真做”，“弄假成真”，那實際上是我們的一貫策略乃至原則。維權人士，尤其是維權律師，哪一個不是拿法律說事？拋棄了法律，他們還怎麽說事？你說：你們難道不知道共產黨的法律是假的，是騙人的嗎？我要說的是，所謂假，所謂騙人，意思是共產黨自己頒布的法律，共產黨自己卻不想真正遵守。我們把它當成真的，不是說共產黨頒布這些法律是出自真心，而是因為這些法律本身是對的。我們正是要用我們的力量迫使共產黨遵守。在有些案例中，我們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在有些案例中，我們還沒有做到，而我們沒有做到的原因是我們的力量還不夠大。
我曾經指出：共產黨的謊言有兩種，有的謊言，共產黨是希望我們信以為真。譬如共產黨關於抗日戰爭是共產黨領導的這種謊言，共產黨就希望我們信以為真。但共產黨還有一種謊言，這種謊言共產黨是唯恐我們把它當真。譬如憲法中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條款，譬如禁止刑訊逼供一類的法律，共產黨就唯恐我們把它當真。如果我們把它當真，共產黨的日子就混不下去了。如果你根據共產黨頒布這些法律不是出自真心這一條，你就不把它當真，你還自以為你識破了共軍的奸計，其實正相反，你那才叫中了共軍奸計呢。共產黨說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當然是句謊言；然而我們知道，在89年東歐劇變中，那裏的人民喊出的一個最有力的口號就是——“我們就是人民！”
六、
我們說，有了溫家寶講政治改革講普世價值，別的人跟著講風險就小了，敢講的人就多了。餘傑對這種說法很不滿意。餘傑說：“為什麽隻有當溫家寶先說了‘政治改革好’之後，我們才敢跟著說‘政治改革好’呢？這種‘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做法，本質上仍然是恐懼之下的自保和怯懦的心態，以及不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就想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的妄想。這個世界上有過免費的午餐嗎？坐牢的劉曉波和說大話的溫家寶，究竟誰在推動中國的進步呢？”
說明：餘傑這段話裏的“我們”，並不包括餘傑本人，也不包括像我一類的人；因為我和餘傑都是早在溫家寶講政治改革講普世價值之前就講出這些話的人。餘傑這段話裏的“我們”，是指別的人，是指那些雖然認同普世價值，但是出於恐懼而不敢公開講出來的人。餘傑這段反駁，語氣上很有力，但內容上卻很混亂，不知所雲。是的，有些人出於恐懼，隻有當溫家寶先說了“政治改革好”，才敢跟著說“政治改革好”。但那又有什麽不好呢？那不是很正常的嗎？在任何國家中，勇士總是極少數；很多人確實隻有等到風險較小時才敢發言。這是常人常情。我們怎麽能去責備去譏諷呢？既然溫家寶先說了“政治改革好”，就能促使一些原先不敢說“政治改革好”的人也跟著說“政治改革好”，從而增加了“政治改革好”這種呼聲的音量，那正說明溫家寶的講話有積極意義嘛，那正說明我們應該歡迎溫家寶的講話嘛。這有什麽好批評的呢？至於餘傑問“坐牢的劉曉波和說大話的溫家寶，究竟誰在推動中國的進步”，我以為這個問題提得不好，因為它把劉曉波和溫家寶對立起來，似乎是肯定了這一個就必須否定另一個。很可能，劉曉波和溫家寶都在推動中國進步，隻不過是從不同的切入點，具有不同的政治意義和道德意義。
七、
有人說：不錯，和中共高層其他人相比，溫家寶確實顯得比較溫和開明；但唯其如此，所以他更有欺騙性。溫家寶的講話看上去很好，但實際上是畫餅充饑，是煙幕彈，其作用在於麻痹人民鬥誌，引誘人民沉溺於幻想，消極等待，放棄抗爭。
沒有比這種批評更似是而非的了。按照這種批評，似乎是，很多正在抗爭或準備抗爭的人，一看到中共上層也有人在說政治改革了，於是就麻痹下來，放棄抗爭，等著坐享其成了。實際情況正好是相反的嘛。對於那些正在抗爭或準備抗爭的人來說，如果他們看到上層也有人站出來呼籲政治改革，他們隻會更振奮，隻會幹得更起勁。原先一些出於恐懼，出於沮喪而放棄抗爭的人，此時也會投入抗爭。畢竟，很多人在選擇抗爭或不抗爭時，免不了要考慮成本與收益。如果投入抗爭，風險很大，成功的希望又很小，他們就會選擇不抗爭。反過來，如果他們看到統治集團上層都有人公開站出來呼籲改革，這就減少了參加抗爭的風險，增加了成功的希望，因此他們必然會更踴躍地參加抗爭。回顧過去幾次民運高潮，哪一次不是發生在上層比較溫和開明的時候呢？
對於這一點，專製統治者自己最清楚。1991年，江澤民在和台灣學者沈君山的談話中引用了《左傳》上的一段典故。大意是：為政寧猛勿寬。火猛，人人見了都害怕，不敢靠近，所以很少有人被火燒死；水看來柔弱，許多人不在乎，“狎而玩之”，讓水淹死的人反而更多。專製統治者何嚐不想擺出溫和開明的樣子討人喜歡，贏得國際社會好評呢？問題是他們不敢。因為他們深知，他們的統治完全是建立在民眾的恐懼與沮喪之上的，因此要維持自己的統治就必須維持民眾的恐懼與沮喪，這就不能在民眾麵前做出溫和與開明的樣子。民眾越是以為當局溫和開明，他們就越是不怕你，就越是順杆爬，越是敢於說出自己原先不敢說出的話，越是敢於提出原先不敢提出的要求，其結果就是對當局形成更大的壓力和挑戰。這時，當局隻有兩種選擇：要麽讓步，接受民眾的要求，放棄專製；要麽露出猙獰麵目，鐵腕鎮壓。由於前階段當局做溫和開明狀，已經招來了更大的挑戰和壓力，如今要鎮壓下去，就不得不花更大的氣力，用更殘暴的手段去整更多的人，就算鎮壓成功了，到頭來當局的形象勢必會受到更大的損害，要是鎮壓不下去那就更不用說了。所以，專製統治者寧可從一開始就擺出強硬立場，毫不鬆口，以便繼續維持六四造成的恐懼效應，讓人們繼續生活在沮喪之中。
在今日中國，並不是上層顯得溫和開明，致使民間沉溺於幻想，故而放棄抗爭。實際情況是反過來的。在今日中國，上層隻有溫家寶比較溫和開明，胡錦濤則一如既往的僵硬，其餘人更不足論。多數民眾因為不大看得到希望，依然陷於恐懼與沮喪，所以才無所作為的。
八、
有些以激進派或革命派自居的人，對溫家寶講話很不以為然。他們擔心，肯定了溫家寶講話，就等於肯定了黨內改革派對政治改革的主導權，而使得民間力量淪為附庸；他們擔心，溫家寶的改革路線如果成功，那就會延長了共產黨的壽命；他們擔心，改革（他們叫改良）這出戲一唱起來，革命就沒戲了。這種種擔心都是沒有道理的。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盡早地結束一黨專製，實現民主轉型，這是我們的共同目標，也是我們的共同利益。要完成這一偉大曆史使命，有賴於各種派別、各種力量齊心合力，包括體製內的力量，黨內上層的力量。如果中共統治集團始終鐵板一塊，和平抗爭或武裝抗爭都不可能成功。因此我們必須對體製內、對黨內上層的分化持歡迎態度，和他們攜手共同推動民主轉型。在轉型過程中，誰占主導並不重要。隻要我在其中也盡了力，就算我自己這一派沒有扮演成顯耀角色也沒關係。“成功不必在我，功成我在其中。”我們應該有這樣的胸懷。此其一。
第二，如果我們真的相信我們這一派或我們所堅持的路線方針，更符合中國的實際，更符合人民的願望，也就是說，更具有潛在的巨大優勢；我們就該相信，即便在轉型啟動之初，我們不占主導，那麽，隨著轉型的深入發展，主導權也必定會落在我們頭上的。打到四人幫無疑是華國鋒主導的，沒鄧小平什麽事。可是隨後不久，主導權不是就落在鄧小平頭上來了麽？要是鄧小平在當時不去支持華國鋒反而去反對華國鋒，那才叫愚不可及呐。
至於說改革會延長共產黨的壽命，說這種話的人應當明白，如果改革真的得以進行，那將是共產黨的脫胎換骨，那意味著原先的共產黨解體，新生的黨不再是共產黨而是一個正常的民主政黨，就像俄國東歐等國的前共產黨曾經經曆的一樣。這一點我們不應該有任何誤會。
關於革命，一般人隻知道改革可以防止革命，他們不知道改革也常常引發革命。事實上，近代史上幾次大革命，如法國大革命，俄國的十月革命，都是由改革引發的。若是沒有先頭的改革，革命還發生不了呢。十月革命前幾年，流亡瑞士的列寧很悲觀。他說：可能我這輩子看不到俄國發生革命了（那時列寧才40來歲）。這說明，列寧深知，憑他們布爾什維克的力量，根本不足以打開局麵。像他自己，連這輩子能回國的希望都渺茫得很。俄國的沙皇統治首先是被體製內的立憲派打破的。如果你認定中國的事情靠改革不可能解決問題，必須還要革命，那麽你也沒必要去反對改革，因為在這裏，改革很可能正是革命所必須的前奏。
統而言之，以激進派或革命派自居的朋友們，隻要你對自己的主張或路線真的有自信，而不是誇誇其談，自欺欺人，你就大可不必有上麵那些擔心。
九、
最後，我更願意提醒讀者注意的是中國形勢的嚴峻的一麵，以及啟動轉型的艱難的一麵。基於此，我們更應該對溫家寶講話持正麵評價。我們應該借著對溫家寶講話的討論，進一步闡揚普世價值，拓展公共空間。我們不奢望出現奇跡，但是我們確實可以有所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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