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21世紀經濟報

半月前與中國財長金人慶在倫敦會晤之後，英國財政大臣戈登·布朗於２１日如
約來到北京，參加中英第四次財長對話。

　　這次會晤兩國財長似乎有了更多的共同語言：今年中國是Ｇ２０的主席國，而英
國是Ｇ７的主席國，兩國都想利用這次機會對國際金融體係進行改革。作為最大的發
展中國家，中國希望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中有更大的話語權，而這一改革
建議得到了英國的支持。

　　“作為Ｇ２０和Ｇ７的主席國，我們有義務重新審視ＩＭＦ和世界銀行的戰略角
色，尤其是ＩＭＦ在監督世界經濟方麵的更加獨立性的作用。“中英兩國財長在聯合
聲明中如是說。

　　中國話語權：ＩＭＦ須推行三大改革

　　中英兩國財長聯合聲明中關於加強ＩＭＦ獨立性改革的呼籲，在全球財經界引起
了高度關注。

　　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由於ＩＭＦ在危機預防和救助方麵頗受詬病，ＩＭＦ的改革
顯得日益迫切。

　　在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日美國華盛頓召開的布雷頓森林機構治理結構研討會上，
中國人民銀行負責國際合作的李若穀副行長直言不諱，“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回想到的
一個教訓是，ＩＭＦ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發展中國家金融體係仍很脆弱的情況
下，過早地建議推行資本項目自由化。其結果是，一些新興市場在（上世紀）九十年
代末遭受了嚴重的資本項目危機。”

　　李若穀指出，這種教訓源於ＩＭＦ決策機製。這種不民主的決策機製削弱了發展
中國家對執行ＩＭＦ規劃的認同感，而ＩＭＦ卻可以使用貸款條件來督促成員國改革
治理結構。

　　目前，關於改進ＩＭＦ，中國準備提出一些自己的建議。據央行相關人士透露，
中國準備就擴大ＩＭＦ份額、增加基本投票權、增加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執行董事等方
麵來改進ＩＭＦ，提高中國在ＩＭＦ中的話語權。

　　按照慣例，ＩＭＦ主席由歐洲人擔任，世界銀行行長由美國人擔任，而且到目前
為止，隻有一位副總裁來自發展中國家。因此，中國提出，有必要改革ＩＭＦ的管理
層結構。鑒於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在ＩＭＦ隻有１０至１１位執行董事代表，中國建議
可以考慮增加一個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執行董事職位。就高級管理層而言，今後幾年考
慮增加一至兩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副總裁職位。

　　中國還提出，增加ＩＭＦ工作人員的地區多樣性也十分重要。比較現實的做法是
，將約百分之三十左右的高層管理人員職位分配給從發展中國家招聘的工作人員，這
將有助於給該組織帶來新的視角，並找出為各成員國發展量體裁衣的發展道路。

　　“ＩＭＦ應盡快完成修改份額公式的工作，以反映世界經濟和成員國相對實力的
快速變化。”央行相關人士告訴記者說，考慮到世界貿易和國際資本流動的規模在急
劇擴大，完全有理由擴大ＩＭＦ的份額規模。而且，應該進一步研究可以在多大程度
上增加基本投票權。”

　　由於中國在世界貿易和國際資本流動中的規模急劇上升，因此，業內人士普遍分
析，如果ＩＭＦ調整份額，中國肯定會增加。但是，中國份額的增加會打亂ＩＭＦ既
有的戰略格局，因此中國建議，可以探索說服一些主要工業國向發展中國家出讓部分
份額比重的可能性。不過，由於合並歐元區成員國份額比較困難，這可能與說服美國
放棄部分份額一樣不容易，也許同時要求美國和歐盟國家考慮出讓部分份額比重會現
實一些。

　　中國還建議，在改變投票權結構的同時，還可以考慮改革對主要政策決定的投票
權的多數要求。目前，可以將對一些關鍵政策問題——如份額增資和修改章程——的
特別的投票權多數要求從８５％減少至四分之三（７５％）或三分之二（６６％），
這樣，就不會有一個國家有能力一票否決相關決定。

　　對於這次改革的前景，許多人士認為，由於涉及到發達國際的利益重新調整，這
樣的改革困難還是相當大。“ＩＭＦ的改革問題談了多少年了，但是進展緩慢。”中
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副所長王元龍教授評價說。

　　在２１日中英兩國財長的會談中，兩國財長一致同意指示工作層起草一份提交給
４月世行／ＩＭＦ春季會議的聯合聲明。這一聯合聲明還將通告給今年９月份聯合國
千年發展目標審議峰會，１０月份Ｇ２０財長會以及１２月份在香港召開的ＷＴＯ部
長級會議。

　　ＩＭＦ謀變

　　正是由於中國的大國地位，在重要的國際金融會議中總少不了中國的身影。

　　“過去Ｇ７開會中國是個局外人，現在Ｇ７開會中國財長和央行行長都是焦點人
物，這說明中國確實在國際經濟中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央行一位研究人士認為。

　　然而，與中國大國的地位不相稱的是，中國在ＩＭＦ和世界銀行中的地位並沒有
相應提高，因此，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要求改革ＩＭＦ的呼聲日益高漲。

　　“ＩＭＦ的投票機製很特殊，與聯合國的機製不一樣，聯合國是一國一票，而Ｉ
ＭＦ是按照在ＩＭＦ的份額進行投票，西方大國靠著大量份額把持著ＩＭＦ，而發展
中國家基本處於被動地位。”王元龍教授告訴記者。

　　六十年前，ＩＭＦ作為一家全球貨幣合作機構成立，其宗旨是幫助成員國調整國
際收支平衡和平穩匯率波動。按照成立時的設想，份額成為決定成員國投票權和獲得
ＩＭＦ資源的關鍵因素。在ＩＭＦ組建時，份額的分配由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所決定
。由此，美國的份額高達３６％，英國的為１７％。顯然，少數工業國家在該組織的
治理結構中居於壟斷地位。

　　不過，為象征性地體現成員國間的平等，每個成員國在被份額決定的投票權外被
分配了２５０個基本投票權。但ＩＭＦ成立時，基本投票權隻占總投票權的１１．３
％，份額仍是投票權的決定性因素。

　　以後的幾十年中，全球政治和經濟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ＩＭＦ將成員國總數從
４０個增至１８４個，份額規模擴大了３７倍，並在１９６０年代末至１９８０年代
之間分配了特別提款權。然而，這些改變並沒有改變西方大國的壟斷地位。七國集團
的份額占比一直在４５％以上，美國在１７％以上。

　　“近年來，由於ＩＭＦ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方麵無能為力，更加重了人們對這個
組織的詬病，發達國家也要求對這個組織進行改革。”央行上述研究人士告訴記者，
“英國也是要求改革ＩＭＦ的積極提議者。”

　　ＩＭＦ從成立以來，資金規模雖經幾次擴充，但其占全球產出的比例已明顯減少
（現在大約為其成立之初時比例的三分之一），占全球金融市場規模的比例縮減得更
顯著。金融市場規模的顯著擴大使危機的破壞性和影響也在不斷增加，而ＩＭＦ的資
金總量卻缺乏應對這一變化的增長機製。

　　另外，ＩＭＦ章程規定以“促進匯兌穩定”為宗旨，但ＩＭＦ現在基本上放棄了
匯率穩定的目標。在外匯儲備問題上，ＩＭＦ一方麵認為較高的儲備有利於提高經濟
體抵禦外部衝擊的能力，另一方麵又認為經濟體維持較高的儲備存在匯率和利率的風
險。ＩＭＦ在類似問題上搖擺不定，動搖了國際社會對這個組織的信心。

　　提高在國際財經領域發言權

　　布朗的中國之行，為中國提高在國際財經領域發言權創造了契機。

　　在北京一天的緊張行程裏，戈登·布朗除了與中國財政部部長金人慶舉行工作會
談外，還與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和銀監會主席劉明康等多位中國
政府高官進行了會晤。２２日，戈登·布朗飛赴上海，２３日，將趕赴深圳訪問。

　　２００５年，中國是２０國集團Ｇ２０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和亞歐財長會議ＡＳ
ＥＭ的主席國，英國是西方七國集團Ｇ７的輪值主席國，中英兩國這次的財經高層的
會晤引人注目。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發動
機，這一點戈登·布朗深有體會。“中國在過去幾年中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所
有Ｇ７國家的總和！”這位喜歡足球和電影的財政大臣在與金人慶會晤後盛讚中國。

　　金人慶在會見戈登·布朗時表示，中國希望進一步加強同英方在Ｇ２０機製下的
合作，並在建立公正、合理的全球經濟治理框架、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財經領域發
言權等方麵與英方加強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