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 年的春天來得比往年要遲。

        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並沒有引起我們這些書生的重視。在我們的眼裏，這隻是曆史學界的學術之爭。但是具有政治敏感性的人看出，這篇文章來頭不小，因為《海瑞罷官》的編劇是北京市副市長吳晗。遠在上海的姚文元直接點評北京的副市長，著實不同尋常，且耐人尋味。這無疑是個信號，一個“山雨欲來”的信號。

        在我們學校有兩個引人注目的北京班，其中多半是北京的高幹子女。從他們聚在一起時神秘的竊竊私語中，人們猜測著在北京一定發生了什麽大事。在那政治運動首尾相銜的歲月，又要開展什麽運動了。

        果然到了 5 月底，全體師生員工集中在大禮堂，由院黨委書記傳達中共中央 1966 年 5 月 16 日《關於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五一六通知）。

        隨著《五一六通知》的傳達，我明白這場運動並不隻是文化思想領域裏的運動，而是一場全黨全國全民性的大革命，運動的重點就是清除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揪出赫魯曉夫式的陰謀家、野心家，確保無產階級紅色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

        這時一個問題在我的腦海裏反複盤旋：揪出赫魯曉夫式的陰謀家、野心家，這就是說在中國有赫魯曉夫式的人物，那麽誰是中國的赫魯曉夫？

        聽完文件傳達，政治輔導員立即召集全體學生幹部開會 ，要求我們積極帶頭投入運動，接受黨組織的考驗。按照係黨總支的部署，先班級、後年級、再全係召開誓師大會。我們每個人都發了言表了態：“緊跟黨中央的偉大戰略部署，積極投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接受革命的洗禮，把自己鍛煉成堅強的無產階級先鋒戰士，革命事業的紅色接班人！”

        按照院黨委的統一布置，全校開展了對“三家村”的批判。我們被告知，鄧拓、吳晗、廖沫沙撰寫的雜文集《燕山夜話》、《三家村紮記》，是大毒草，裏麵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反黨黑文，必須批倒批臭。可是我們把《燕山夜話》從頭翻到尾，怎麽也看不出反動在哪裏。政治輔導員啟發我們：這篇《一個雞蛋的家當》不就是影射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嘛。於是，《一個雞蛋的家當》成了全年級萬炮齊轟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