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了大學，我的專業是俄語。 那時俄語的輝煌時代已經過去，中蘇兩黨論戰的硝煙還沒散盡，兩國關係處在冰點。“防止衛星上天、紅旗落地”是六十年代與“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並列的政治口號。在這樣的背景下學習俄語，顯然是出於“反修防修”的需要。那時我們誰也不會去考慮將來畢業以後的出路是什麽，學俄語有沒有用？“一切交給黨安排，一切服從黨安排”，是我們那代青年人的共識 。

       在報考大學的時候，按愛好和特長，我的誌願是新聞專業或是文學專業，當無冕之王和作家是我的理想。但在填寫誌願前，校長召集我們學生幹部開會，動員我們根據國家需要，考文科的盡量報考外語院係。那時我們極為單純，國家的需要就是我們的誌願，我報考了 5 個外語院係，並選擇了俄語專業。

        雖然學外語，但我對文學還是情有獨鍾。還在中學時代，馮德英在《苦菜花》中塑造的母親形象，王願堅的小說《黨費》、《後代》對我的影響極大，馮德英、王願堅這兩位作家成了我心中的偶像。學校的圖書館藏書極為豐富，閱覽室裏有全國各地的報刊雜誌，這為我洞開了一個嶄新的天地，大大開闊了我的視野。每天上完正課，我就呆在閱覽室，如饑似渴地閱讀了許多世界名著、俄羅斯名著和中國古典名著，學習了大量的古典文學和唐詩宋詞。在這段時間裏我閱讀了許多翻譯作品，其中草嬰先生翻譯的肖洛霍夫名著《一個人的遭遇》和方重教授翻譯的長篇愛情敘事詩《特羅勒斯與克裏希德》，使我看到了翻譯的無窮奧妙，那時我在想什麽時候我也能像他們一樣，把優秀的外國文學作品翻譯出來，介紹給中國的讀者。這就迫使我更加刻苦地學習外語和閱讀各種書籍。厚積薄發，這為我以後走上文學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上海是海派文化的發源地，百年上海，湧現出無數文人墨客。我喜愛書畫藝術，星期天就去參觀各類書畫展。海派文化給了我極大的影響，那種細膩的筆觸，豐富的情感，抒情的敘事，體現在我日後的文字之中。

       我們這屆學生絕大多數是工農兵子女，而且都是祖祖輩輩的第一個大學生。我們懷著“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樸素感情，投入了學習。因為我在中學裏擔任過學生會主席、團支部書記，入學不久，我被選為係團總支宣傳委員，擔任《上海青年報》通訊員，被係黨總支列為重點培養對象。年級政治輔導員組織了黨章學習小組和毛主席著作學習小組，並組織我們參觀了中共一大舊址，瞻仰了魯迅墓和王孝和烈士墓。那時，積極向上，又紅又專，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我們的奮鬥目標。如果循著這條道路走下去，我很可能是一帆風順。

        我和遠在北京的 G 保持每周通一封信，交流著各自的見聞，隨著感情的交流，我們真正處在熱戀之中。

        然而就在我們發奮學習的時候，誰也不會想到，一場特大的將持續十年之久的政治風暴正在中國上空積聚，並將迅速改變我們每個人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