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建議我寫寫餘秋雨先生，說來慚愧，長期在外漂流，對他真沒有什麽特別深刻的印象，隻知道他有一本一版再版的《文化苦旅》。隻是前不久他在央視擔任青歌評委的頻頻亮相中，才有幸一睹這位學者的風采。

        不過朋友的建議引起了我的濃厚興趣，馬上查找了一些資料，在認真讀完餘傑的《餘秋雨，你為什麽不懺悔》以後，回首那個風雨如磐的年代，確實感到餘秋雨是個值得一寫的人物。

        十年文革當中，中國的政壇上出現了一批禦用文人。聲名最為顯赫的當屬自謙為“小小老百姓”的“馬列主義理論家”陳伯達，其次便是中央文革領導小組中的張春橋、姚文元、王力、戚本禹。除此之外，就是幾個禦用寫作組，最有影響力和戰鬥力的是在北京的“梁效”、“池恒”、“黨效文”，和遠在上海的“石一歌”，而餘秋雨先生就是當年“石一歌”這個寫作組的寫手。

        文革期間，各地都有寫作組和大批判組，但名聲皆在“石一歌”之下。而“石一歌”之所以能在眾多的寫作組中顯山露水，一峰獨秀，皆因為上海在文革的政治舞台上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在北京是“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中宣部是“閻王殿”的時候，姚文元銜命在上海炮製了《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拉開了十年文革的帷幕。上海不僅是張春橋、姚文元發跡起家的老窩，更是“一月奪權風暴”的發源地，是以後爬上黨中央副主席高位的造反派總司令王洪文的“革命根據地”，是江青進行“文藝革命”的前哨陣地。由此活躍在黃浦江畔的“石一歌”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他們能直接聽到“中央的聲音”、接受“中央的指示”。他們所具備的能量遠非其他地方的寫作組可比，許多重量級的批判文章在這裏炮製出籠，先聲奪人，見諸於張春橋、姚文元把持的《解放日報》、《文匯報》和《學習與批判》雜誌。可別小看這上海的兩報一刊，在文革期間堪與中央的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比肩。在某種程度上，“石一歌”的文章具有政治風向標的作用。

        當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結成“四人幫”的時候，上述的寫作班子就成了“四人幫”陰謀奪權的禦用文人，成了江青實現“女皇夢”的輿論工具。從文革走過來的人都清楚地記得，每當出現一輪大批判的時候，他們南北呼應，八方輻射，起著導向的作用。從批林批孔，批儒評法，評水滸批宋江，到放火燒荒，批大儒批周公，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等等，製造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地震，致使極左思潮嚴重泛濫，人們思想極度混亂。

        彈指間文革結束到現在已經三十年了，但是文革在幾代人身上烙下的傷痕到現在還沒徹底愈合，特別是思想文化上的文革遺風到現在還沒徹底根除，從這一點上說，這些禦用文人們種下的罪孽不可低估。

        也許有人會問：依照餘秋雨的智商以及他在《文化苦旅》中所顯示的對社會曆史文化藝術析微探幽的洞察力，他怎麽會一腳踩入“石一歌”的泥潭，為後人所詬病？

        細細想想並不奇怪。在那大講階級鬥爭、人人劃線站隊的非常歲月，處在“生存”還是“毀滅”夾縫中的文人和知識分子，恐怕誰也不願意像老舍、傅雷、廖沫沙那樣，在放棄生存權利之後還要背負“自絕於黨和人民”的十字架。絕大多數都會選擇“生存”，哪怕是違心的、屈辱的、無奈的、痛苦的、苟且的生存。今天我們站在曆史的製高點上俯瞰那個時代的文人和知識分子，這實在是痛苦的無奈的的選擇。坦率地說，拷問一下我自己，如果那個年月有人要我參加寫作組，那麽按照那時流行的“組織觀念”，我絕對不能保證不會參加，而且還很可能把它視為“組織的信任”，往小裏說，這畢竟要比“到碼頭扛大包”、“到農村揮鐮刀”一類的“改造”要強得多。所以我認為，我們不能離開當時的政治背景，拿今天的道德觀去拷問文革期間所有文人和知識分子的良心。但是話說回來，在文革中，確有少數的文人出賣自己的良心，自覺投靠四人幫，助紂為孽，與虎謀皮，幹著乘風飛揚，落井下石的勾當，上述寫作組的禦用文人就屬此類。

        今天我們可以把餘秋雨進入“石一歌”看成是“組織上對他的信任”，還可以把他撰寫的一係列批判文章看成是在特定政治背景下的“違心之作”，是“不得已而為之”。說實在的這一切都不是關鍵，關鍵是在一場暴風雨過去塵埃落定之後，能否進行深刻的自省和反思。顯然餘秋雨沒有做到這一點，卻采取了文過飾非的態度，為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麽餘傑發出“餘秋雨你為什麽不懺悔”的詰問。

        走筆於此，我想起了當年活躍在上海灘上的紅衛兵頭頭勞元一。

        文革結束以後，他是第一個出來寫回憶文章的紅衛兵造反派頭頭。他在文中詳細地敘述了當年發生在上海的幾個重大事件，比如“安亭事件”、“康平路事件”、“炮打張春橋事件”、“一月奪權風暴”，在深刻揭露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在這些事件中醜惡表演和玩弄政治手腕的同時，對自己也作了深刻地解剖，坦誠地揭示了自己在文革造反中的心路曆程，對我們認識和研究“紅衛兵”這一文革的特殊產物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由此我想，如果餘秋雨能像勞元一那樣，把當年那些不為人知的內情詳細地披露，剖析一下產生禦用文人的社會根源和禦用文人之所以成為禦用文人的思想根源，從而總結教訓，避免曆史的悲劇重演，那麽絕對具有警世和醒世的意義。以餘秋雨的學養和洞察力，寫出一本《解剖文革的禦用文人》並非難事。若真寫出，我敢斷言，其作用絕對要比《文化苦旅》大得多，其意義也深遠得多，我們的後人也會感謝他。

        不知我們能否看到他的這部警世和醒世之作？！

        （本文純屬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