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反右運動和十年“文革”是兩場不堪回首、而又不能不回首的災難。在這兩場運動中，除了五十萬知識分子成為“右派”以外，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反黨集團”就有“章羅聯盟”、“胡風反革命集團”和“三家村”黑店三個，因此而受到株連被打成的“反革命分子”、“黑線人物”、“反動學術權威”到底有多少則難以統計，因此而斷送前程的知識分子到底有多少也難以統計，因此而使中國的科學技術滯後世界強國的時間和距離則難以估量。

        令人無比痛惜的是，在這兩場運動當中，老中青三代知識分子在承受巨大災難的同時，又作了最為淋漓盡致的表演。在反右和“文革”的政治舞台上，不管願不願意，都自覺或者不自覺地出演著各種角色。有史良這樣的乘風飛揚，落井下石；有胡風這樣的相互攻擊，同室操戈；有周揚這樣的按圖索驥，蓄意整人；有郭沫若這樣的見風使舵，左右逢源；有陳伯達這樣的與虎謀皮，助紂為孽；有姚文元這樣的趨炎附勢，賣身投靠；有戚本禹這樣的一闊臉就變，得誌便猖狂；有餘秋雨這樣的投機幫閑，捉刀代筆；有田家英、廖沫沙、吳晗這樣的以死抗爭；有老舍、傅雷這樣的自我解脫；有張誌新、遇羅克這樣以鮮血和生命捍衛真理的誌士 ------ 。而絕大多數在文化藝術、科技教育領域裏的知識分子，則作為“臭老九”在“夾著尾巴做人”，進行著“脫胎換骨的改造”，“徹底改造資產階級世界觀”，“鬥私批修”，“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就連文革的先鋒“紅衛兵”最後也到新疆內蒙、雲貴高原和北大荒去插隊落戶，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如果我們站在今天的製高點上去俯瞰那段曆史和那段曆史中的知識分子，覺得不可思議。但是任何一個經曆過這段曆史、從那個歲月走過來的人都知道，在那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曆史背景下，在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知識分子無疑是處在“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的風口浪尖上。人人都得劃線站隊，人人麵臨著選擇，誰也不能超然度外。在生存和毀滅之間，我相信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都不會像田家英、吳晗、廖沫沙、老舍、傅雷那樣選擇毀滅之後，還要背上“自絕於黨和人民”的十字架，也鮮有人像張誌新、遇羅克那樣“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而會選擇生存，即使這種生存對一個個體的知識分子來說，可能是痛苦的、屈辱的、違心的、無奈的甚至是苟活的。要生存，就得自我革命，這就是為什麽在文革當中，知識分子會投入那場聲勢浩大的造神運動，去編寫語錄歌，去布置紅海洋，去跳忠字舞，去憶苦思甜，去鬥私批修，去口誅筆伐牛鬼蛇神，做著違心的事，說著違心的話。所以我對文革中的知識分子，在一灑同情之淚的同時，更多的是理解和諒解。

        至於那些賣身投靠的禦用文人，投機鑽營的幫閑文人，出賣靈魂的無恥文人，他們所種下的罪孽是不可饒恕的。他們已經被釘立在曆史的恥辱柱上。即使僥幸逃脫，也必將受到懲罰，至少他的靈魂時時接受著正義的審判，他的良心時時接受著道德的拷問。令人可悲的是他們在製造悲劇的同時，也製造著自己的悲劇，他們既是悲劇的始作俑者，也是悲劇的殉葬者，他們是一群真正的悲劇人物！

        令人氣憤的是當年的一些“反右英雄”和“文革精英”在沉寂了相當一段時間以後，而今又活躍起來，或塗改事實，或歪曲曆史，或文過飾非，或推諉責任，以謊言去蒙騙年輕的一代。作為經曆過文革的人，如果對他們的醜行不予揭露，不予鞭撻，那就無顏麵對那些屈死的冤魂。

        由此刻畫文革中文人的各種臉譜，揭示他們的心路曆程，並探究鋪築這條心路的原因，就顯得更有現實意義。為什麽那時的知識分子思想會如此蒼白？為什麽靈魂如此扭曲？為什麽為了自己的生存去出賣良心？為什麽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以最尖刻的語言批判同類？甚至以編造的謊言鑄成從背後射殺同類的子彈？

        我怎麽也忘不了章伯鈞先生次女章詒和女士在《往事並不如煙》中那令人振聾發聵而又痛徹肺腑的呼喊：“在父親淒苦而死，母親悲苦無告的時候，誰敢到我那屈死的父親跟前看上一眼，有誰敢對我那可憐的母親，說上幾句哪怕是應酬的話。。。。。。人心鄙夷，世情益乖。相親相關相近相厚的人，似流星附逝，如浮雲飄散。太多太多被扭屈的靈魂，我們又如何能麵對這樣的無情無暖。”

        曆史是一麵鏡子，更何況是過去不遠的曆史，我們更是記憶猶新。把真實的曆史記錄下來，剖析給人看，目的自然也要讓讀史的人在讀這段曆史的同時，要“以史為鑒”，放眼未來，不要讓那些曆史的悲劇重演。同時在痛定思痛之後，更使我們認識到徹底肅清文革遺風，打造一個和諧的社會，對於作為四化建設中堅力量的中國知識分子是何等地迫切和重要！

        往事並不很遠，讓我們時時回望。
 
        （《閑話文人》到此告一段落，向所有關注拙作的朋友鳴謝，歡迎繼續提出寶貴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