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 年 12 月，北京的主要街道出現了一批醒目的大標語：戚本禹你算老幾？戚本禹滾出中央文革！揪出小爬蟲戚本禹！

        天天看慣了揪出、打倒一類大標語的北京人已經見慣不驚，然而洞悉“文革”局勢的人們預感到，這個不可一世的跳梁小醜氣數已盡。

        戚本禹可不是一般人物，他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紅旗》雜誌副總編輯、中共中央辦公廳代主任。繼田家英之後的毛澤東主席的秘書，毛澤東頗為欣賞的筆杆子。

        戚本禹確實是個筆杆子。

        早在 1963 年，他在《曆史研究》第 4 期上發表了題為《評李秀成自述》的文章，首次提出了太平天國著名將領李秀成是太平天國叛徒的觀點。盡管此文遭到史學界的普遍反對，毛澤東看後卻頗為讚賞，並在文章旁邊批注了 16 個字：“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毛澤東的肯定，使戚本禹一舉成名，從中央辦公廳信訪辦的一個小科長一躍為《紅旗》雜誌曆史組組長。

        1965 年 11 月 10 日，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海瑞罷官》在《文匯報》上公開發表。在政治上十分敏感並且摸到了毛澤東思想脈搏的戚本禹，馬上趕寫了一篇題為《為革命而研究曆史》的文章，在《紅旗》雜誌 1965 年第 12 期上發表。文章的矛頭，直指著名曆史學家翦伯讚先生。這篇文章與姚文元的文章一起，起到了相互配合、南北呼應的作用。毛澤東很快就看到了這兩篇文章，並說：“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又說：“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對戲劇界、曆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時為毛澤東秘書的田家英在整理的談話紀要中刪去了這段話，成為陳伯達、江青誣陷他“篡改毛主席著作”的證據，將田家英置於死地，戚本禹自此接替田家英成了毛澤東的秘書，並成為中國政壇炙手可熱的風雲人物。

        此後不久他又相繼在 1966 年第 7 期《紅旗》雜誌發表了《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評吳晗的海瑞罷官》，導致北京市副市長、著名曆史學家吳晗先生含冤自殺。

        緊接著在 1967 年 3 月底，他根據毛澤東兩次批判電影《清宮秘史》的談話記錄，拋出了討伐劉少奇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的檄文，先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接著在《紅旗》雜誌第５期上發表。在這篇文章中，他認定“在對待這部反動的、徹底的賣國主義影片問題上，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同一切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以及背後支持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存在重大原則分歧。”“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是鎮壓“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的元凶，是複辟資本主義的總頭子，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反動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是“帝國主義買辦”。含沙射影攻擊劉少奇是黨內最大走資派，給劉少奇羅列了八大罪狀，並一連用了八個“為什麽”對劉少奇大興問罪之師。斷言：“你根本不是什麽‘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戚本禹的這篇文章，以獨特的方式，開了一個不點名卻不點自明的方法惡毒攻擊劉少奇的先例，向全國發出了打倒劉少奇的信號。

        上述的所有文章幾乎都得到了毛澤東的讚賞或者默認，這使戚本禹忘乎所以，利令智昏，鼓動中南海的造反派組織衝進劉少奇家裏，揪鬥了劉少奇夫婦，首開直接侵犯共和國主席人權的先河，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在戚本禹指揮下，造反派還揪鬥了鄧小平和卓琳夫婦、陶鑄和曾誌夫婦。在中南海的外邊，戚本禹則極力煽動大批紅衛兵圍困中南海，不揪出劉少奇決不收兵。與此同時，他又瞄上老革命家朱德，鼓動中南海造反派闖進朱德家裏，貼大字報，並且要求朱德“滾出中南海”。

        戚本禹鼓動紅衛兵大鬧中南海的惡行，一下子觸犯了眾怒。

        就在同一時間，麵對全國動蕩的局勢，毛澤東決定動用解放軍，采取“支左”的辦法，穩定混亂的局勢。但是，以陳伯達、康生、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卻反其道而行之。他們鼓動造反派搞亂全國之後，又喊出了“揪軍內一小撮”、“打倒帶槍的劉鄧路線”的口號，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了人民解放軍，許多地方發生了衝擊軍事機關、搶奪槍支彈藥等嚴重事件，最後引發了轟動全國的武漢“七二○”事件。而在北京又鼓動造反派衝擊外交部，奪外交部黨委權，並策劃了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嚴重事件。在這一係列事件中，王力、關鋒、戚本禹扮演了急先鋒的角色。特別是戚本禹，不但是這些事件的積極鼓動者，更是衝擊中南海的直接指揮者。

        這一係列事件的發生，使毛澤東、周恩來開始注意到了中央文革小組，並且認定中央文革小組裏麵有壞人，這些壞人就是王力、關鋒、戚本禹。毛澤東主席怒斥他們是“毀我長城的小爬蟲”。 1967 年８月 26 日，毛澤東在接到周恩來的報告後，經過慎重考慮，下決心解決“王關戚”的問題。

        但毛澤東在下決心解決“王關戚”問題時，覺得對戚本禹先不抓起來，還要看一看，爭取一下。因此，周恩來在執行毛澤東的決定時，隻是宣布對王力、關鋒實行“請假檢討”。

        王力、關鋒的倒台，頓使戚本禹心驚肉跳，預感到自己垮台的日子已經不遠。但是他還抱有一絲僥幸心理，以為毛澤東會對他繼續手下留情，放他一馬。

         但是，對“文革”初期的動亂負有更大責任的陳伯達、康生和江青，卻是老奸巨滑，在毛澤東８月 26 日關於處理“王關戚”的談話傳達後，為了逃避責任，把一切問題都推到了王力、關鋒、戚本禹三個人身上。他們給“王關戚”扣上了“變色龍”、“小爬蟲”的帽子。他們不允許戚本禹單獨逃脫。戚本禹明白了陳伯達、康生、江青的意圖後，深感自己處境險惡，於 1967 年９月４日給毛澤東寫信求救。但是他的希望很快落空，事實上在抓了王力、關鋒之後，毛澤東已對戚本禹的表現極為不滿。

        當紅衛兵知道毛澤東對戚本禹不滿意時，立即把矛頭指向了尚未被揪出的戚本禹，於是出現本文開頭的滿街大標語。

        有道是牆倒眾人推。 1967 年 12 月，陳伯達在《紅旗》雜誌編輯部召人談話時說了這樣一句話：“在《紅旗》雜誌，除了我之外，在揭發王力、關鋒的問題時，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陳伯達此話一出，不光是紅衛兵攻擊戚本禹，連《紅旗》雜誌的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員，都紛紛揭發戚本禹。戚本禹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於是在 1968 年 1 月 14 日，經毛澤東同意，戚本禹也被中央宣布“請假檢討”，直接送進秦城監獄。

        多行不義必自斃。得誌便猖狂的戚本禹，終於落得了應有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