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於查爾斯國王街，緊鄰唐寧街、議會大廈與大本鍾的“丘吉爾作戰室“，是二戰期間英國的地下戰時指揮中樞。不同於常規裝修精致的展館，這裏完整保留了二戰末期的原始樣貌，沒有過多修繕與美化，真實還原了戰時的緊張環境，讓觀眾得以直觀了解二戰期間英國的戰時決策與運作體係。
“丘吉爾作戰室“的正式名稱為“內閣作戰室“，始建於1938年，由財政部大樓的底層地下室改造為絕密地下掩體。1940年夏天起德軍對倫敦展開大規模戰略轟炸，英國政府為保障戰時指揮體係正常運轉，將內閣的作戰中心遷移至此。 這個作戰室並非深層地下堡壘，其深度僅有三米多，依靠厚重的工字鋼和混凝土加固頂板抵禦轟炸。 但它勝在地理位置優越、保密性強，能夠讓首相與軍方核心人員就近快速會商決策。從1940年到1945年二戰結束，這裏全天候不間斷運轉，直到1945年8月16日，日本投降後的第二天，工作人員全員撤離並鎖門封存。此後數十年未曾改動，完整定格了二戰結束時的模樣，直至1984年才正式對公眾開放。
購票入場後，我順著通道緩步走入地下區域。一進入此地，便徹底隔絕了地麵的喧囂。這裏沒有自然光，通道低矮狹窄，牆麵樸素老舊，空氣略帶潮濕，整體氛圍壓抑肅穆，完全褪去了倫敦市區的繁華，瞬間讓人帶入戰時的緊張氛圍。整個展區分為兩大部分，分別是原汁原味的地下作戰掩體和現代化的丘吉爾生平博物館。
戰時的內閣會議室是整個作戰室最核心、最具曆史意義的房間。這間會議室麵積不大，僅有三十餘平方米，空間十分局促。房間中央擺放著凹字形的長會議桌，桌椅排布緊密，當年內閣大臣、三軍將領就是圍坐在此召開會議。丘吉爾的專屬座椅正對牆麵的巨型地圖，位置醒目。牆上掛滿世界、歐洲及英國本土的作戰地圖，紙麵布滿歲月痕跡，留存著當年的標記痕跡。桌上整齊擺放著紙筆、文件與煙灰缸，全部為戰時原物。牆上的時鍾定格在16點58分，這是1940年夏天首次關鍵戰時內閣會議的召開時間。二戰期間，這裏累計召開了115次內閣會議，敦刻爾克撤退、不列顛空戰、諾曼底登陸等諸多改變二戰走向的重大決策，都在此商議敲定。
1940年夏天的英國陷入至暗時刻，麵對德軍淩厲的攻勢與國內的悲觀情緒，丘吉爾在下議院發表了著名演說，留下傳世名言：“我能奉獻的隻有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我們將在海灘上戰鬥，我們將在登陸場戰鬥，我們將在田野和街頭戰鬥，我們將在山區戰鬥，我們永不投降。”正是在這間簡陋的地下會議室裏，他帶領內閣頂住重壓，堅定帶領全國堅持抗戰。狹小簡陋的空間，承載了關乎英國存亡乃至歐洲戰局的關鍵抉擇。
地圖室是地下掩體的運作核心，這裏實行24小時三班輪值製度，全年無休，是戰時全球戰況的實時監控中心。房間內擺放著各類作戰圖表與通訊設備，工作人員會用彩色圖釘、記號筆，實時更新歐洲戰場、大西洋航線、遠東戰場的戰況，每一處標記都對應著前線的實時態勢。牆麵的地圖上布滿密密麻麻的圖釘孔，都是戰時長期使用留下的真實痕跡，沒有任何後期修複。房間配備多條專線電話，其中象牙色專線是直通丘吉爾的專屬線路，保障最高指令快速傳達。諾曼底登陸的實時戰報，就是從這裏第一時間送達首相手中。站在這間房間裏，能清晰感受到戰時分秒必爭、時刻緊繃的工作狀態，所有前線戰事的細微變動，都會在這裏匯總、分析，最終轉化為後方的作戰指令。
參觀中最讓我感興趣的是加密電話室，這間至關重要的通訊密室，當年竟偽裝成普通廁所，極具隱蔽性。1943年投入使用後，這裏搭載當時最先進的通話加密係統，專門用於丘吉爾與美國總統羅斯福的跨洋絕密通話。整套加密設備體積龐大，核心主機安置在倫敦市區的百貨大樓地下室，通過專用電纜中轉信號，有效規避了德軍的監聽，為英美兩國的戰時合作、戰略協同提供了關鍵保障，是二戰時期絕密通訊技術的典型代表。
許多影響二戰全局的重大戰略決策，都是通過這間隱秘小屋的加密通話敲定的，其中就包括一次極具曆史意義的關鍵磋商。 丘吉爾的《二戰回憶錄》中就提到，戰爭後期的納粹德國敗局已定，但仍試圖利用國際關係的矛盾謀求自保，打出分化同盟國的算盤。德軍高層曾秘密通過中立國向美、英、法西方同盟拋出一個有條件投降提議：德國願意向西方國家單方麵投降，放棄西線所有抵抗、交出占領區，但要求西方盟國停止對德作戰，轉而與納粹德國聯手進攻蘇聯。納粹試圖借此扭轉東線戰局，避免徹底覆滅的結局。
這一提議極具誘惑性，一旦西方盟國應允，二戰的局勢、乃至歐洲戰後的格局都將徹底改寫。得知這一密報後，丘吉爾第一時間在這間地下加密通訊室與羅斯福展開緊急跨洋通話，全麵磋商應對方案。兩人經過近兩小時的審慎研判，一致識破了德國分化同盟、苟延殘喘的陰謀，最終共同堅定表態：絕不接受納粹德國的任何有條件投降，堅持軸心國必須無條件投降。這一決策徹底斷絕了德國最後的僥幸幻想，鞏固了反法西斯同盟的團結，確保二戰以徹底摧毀納粹法西斯勢力為目標收尾，避免了戰後歐洲遺留更大的戰亂隱患與地緣矛盾。這間不起眼的偽裝密室，也因此見證了二戰後期至關重要的一次戰略抉擇。
地下展區還保留了丘吉爾的私人套房，包含臥室、辦公室與簡易廚房。戰時倫敦空襲頻繁，為避免往返唐寧街的首相遭遇危險，丘吉爾常在夜間留宿這裏。房間陳設極其簡陋，家具簡單樸素，空間狹小壓抑，沒有絲毫首相辦公生活的奢華，足以見得戰時條件的艱苦。即便身處簡陋壓抑的地下掩體，麵對德軍持續轟炸的絕境，丘吉爾始終意誌堅定。他的立場貫穿了英國整個戰時歲月，也精準詮釋了這座地下指揮中心存在的意義。
周邊的打字員室、總機室、員工休息區同樣簡陋狹小，地下底層的簡易休息區，是數百名輪值工作人員短暫休整的地方。二戰期間，這裏最多有五百名工作人員同時在崗，涵蓋政務、軍事、通訊、後勤各類崗位，全員日夜堅守，保障指揮體係高效運轉，其中大量女性工作人員承擔了接線、打字、文書等關鍵工作，是戰時運轉不可或缺的力量。
丘吉爾本人對這座地下作戰室有著十分真實、立體的評價。他在1940年臨危受命擔任首相後，第一次走進這裏時，便堅定地留下名言：“這就是我指揮這場戰爭的地方。”在不列顛空戰、德軍持續轟炸倫敦的至暗時刻，他也曾直言，如果德軍登陸英國，自己會堅守在這間會議室的座椅上，直至擊退敵軍或以身殉國，足以見得這裏在他心中是國家的核心命脈。
但與此同時，丘吉爾也十分清楚這座掩體的局限性，他曾私下吐槽這座掩體“名不副實”，坦言其根本無法做到完全防彈防爆，隻是應急的臨時指揮場所。他曾在戰時信件中寫道，這座作戰室無法真正抵禦重磅炸彈襲擊，安全性能存在明顯短板。也正因條件簡陋、環境壓抑，戰時英國還預備了另一處備用地下指揮部，但丘吉爾始終認為那處備用場地環境惡劣、不適宜長期辦公，於是堅持將核心指揮工作留在這裏。丘吉爾在戰後回望整場戰爭時反複提到，這座幽暗、簡陋的地下工事，是英國熬過戰爭最艱難歲月、維係戰時指揮體係的核心根基，所有關乎國運的關鍵決策，都誕生於這片狹小的地下空間。
這裏沒有虛構的複原場景，所有陳設、器物、痕跡都是二戰的真實遺存，是一座定格在1945年的曆史時間膠囊。以往在曆史課本中讀到的二戰曆史，都是抽象的文字與時間線，而置身這間作戰室，看著斑駁的地圖、老舊的通訊設備、狹小的會議空間，才真切體會到當年的艱難處境。正是在這樣簡陋甚至危險的環境中，英國的軍政人員頂住德軍轟炸，持續統籌戰局、調度資源，支撐起了國家的戰時運轉。這座不起眼的地下工事，沒有宏偉的建築外觀，卻承載著厚重的家國記憶，見證了絕境中的堅守與抗爭。它不僅是一座戰時指揮場館，更是反法西斯同盟堅守正義、摒棄私利的曆史見證。
走出地下掩體，重回地麵的陽光之中，回望這片承載著厚重曆史的土地，內心滿是感慨與敬畏，也對二戰曆史、戰時擔當與國際正義有了更為深刻、真切的理解。 在作戰室附近的議會廣場，有一座丘吉爾青銅塑像，這也是倫敦最具代表性的丘吉爾紀念雕塑。塑像落成於1973年，整體比真人尺寸更大，基座方正樸素，正麵刻有“丘吉爾”的英文字樣。塑像中的他身著戰時海軍大衣，沒有佩戴帽子，身體微微前傾，單手拄著拐杖，目光堅定地望向議會大廈與大本鍾的方向，神態沉穩堅毅，還原了二戰時期他坐鎮倫敦、直麵危局的領袖姿態。
除了議會廣場這座主塑像，倫敦市區還有多處丘吉爾小型塑像與浮雕作品，分布在白廳、威斯敏斯特片區等戰時核心區域，默默點綴在城市街頭。這些公共雕塑沒有過度神化的修飾，風格寫實莊重，與周邊的曆史建築融為一體，時刻提醒著往來遊人這段戰火歲月。地下作戰室是他運籌帷幄的真實陣地，街頭塑像是後人對他堅守與擔當的長久銘記，一靜一動、一地下一地上，共同構成了倫敦完整的二戰曆史記憶，也讓我此次參觀的收獲更加飽滿、深刻。
注：部分照片取自網絡
丘吉爾作戰室參觀記
長島退休客 (2026-10-02 06:21:14) 評論 (1) 坐落於查爾斯國王街，緊鄰唐寧街、議會大廈與大本鍾的“丘吉爾作戰室“，是二戰期間英國的地下戰時指揮中樞。不同於常規裝修精致的展館，這裏完整保留了二戰末期的原始樣貌，沒有過多修繕與美化，真實還原了戰時的緊張環境，讓觀眾得以直觀了解二戰期間英國的戰時決策與運作體係。
“丘吉爾作戰室“的正式名稱為“內閣作戰室“，始建於1938年，由財政部大樓的底層地下室改造為絕密地下掩體。1940年夏天起德軍對倫敦展開大規模戰略轟炸，英國政府為保障戰時指揮體係正常運轉，將內閣的作戰中心遷移至此。 這個作戰室並非深層地下堡壘，其深度僅有三米多，依靠厚重的工字鋼和混凝土加固頂板抵禦轟炸。 但它勝在地理位置優越、保密性強，能夠讓首相與軍方核心人員就近快速會商決策。從1940年到1945年二戰結束，這裏全天候不間斷運轉，直到1945年8月16日，日本投降後的第二天，工作人員全員撤離並鎖門封存。此後數十年未曾改動，完整定格了二戰結束時的模樣，直至1984年才正式對公眾開放。
購票入場後，我順著通道緩步走入地下區域。一進入此地，便徹底隔絕了地麵的喧囂。這裏沒有自然光，通道低矮狹窄，牆麵樸素老舊，空氣略帶潮濕，整體氛圍壓抑肅穆，完全褪去了倫敦市區的繁華，瞬間讓人帶入戰時的緊張氛圍。整個展區分為兩大部分，分別是原汁原味的地下作戰掩體和現代化的丘吉爾生平博物館。
戰時的內閣會議室是整個作戰室最核心、最具曆史意義的房間。這間會議室麵積不大，僅有三十餘平方米，空間十分局促。房間中央擺放著凹字形的長會議桌，桌椅排布緊密，當年內閣大臣、三軍將領就是圍坐在此召開會議。丘吉爾的專屬座椅正對牆麵的巨型地圖，位置醒目。牆上掛滿世界、歐洲及英國本土的作戰地圖，紙麵布滿歲月痕跡，留存著當年的標記痕跡。桌上整齊擺放著紙筆、文件與煙灰缸，全部為戰時原物。牆上的時鍾定格在16點58分，這是1940年夏天首次關鍵戰時內閣會議的召開時間。二戰期間，這裏累計召開了115次內閣會議，敦刻爾克撤退、不列顛空戰、諾曼底登陸等諸多改變二戰走向的重大決策，都在此商議敲定。
1940年夏天的英國陷入至暗時刻，麵對德軍淩厲的攻勢與國內的悲觀情緒，丘吉爾在下議院發表了著名演說，留下傳世名言：“我能奉獻的隻有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我們將在海灘上戰鬥，我們將在登陸場戰鬥，我們將在田野和街頭戰鬥，我們將在山區戰鬥，我們永不投降。”正是在這間簡陋的地下會議室裏，他帶領內閣頂住重壓，堅定帶領全國堅持抗戰。狹小簡陋的空間，承載了關乎英國存亡乃至歐洲戰局的關鍵抉擇。
地圖室是地下掩體的運作核心，這裏實行24小時三班輪值製度，全年無休，是戰時全球戰況的實時監控中心。房間內擺放著各類作戰圖表與通訊設備，工作人員會用彩色圖釘、記號筆，實時更新歐洲戰場、大西洋航線、遠東戰場的戰況，每一處標記都對應著前線的實時態勢。牆麵的地圖上布滿密密麻麻的圖釘孔，都是戰時長期使用留下的真實痕跡，沒有任何後期修複。房間配備多條專線電話，其中象牙色專線是直通丘吉爾的專屬線路，保障最高指令快速傳達。諾曼底登陸的實時戰報，就是從這裏第一時間送達首相手中。站在這間房間裏，能清晰感受到戰時分秒必爭、時刻緊繃的工作狀態，所有前線戰事的細微變動，都會在這裏匯總、分析，最終轉化為後方的作戰指令。
參觀中最讓我感興趣的是加密電話室，這間至關重要的通訊密室，當年竟偽裝成普通廁所，極具隱蔽性。1943年投入使用後，這裏搭載當時最先進的通話加密係統，專門用於丘吉爾與美國總統羅斯福的跨洋絕密通話。整套加密設備體積龐大，核心主機安置在倫敦市區的百貨大樓地下室，通過專用電纜中轉信號，有效規避了德軍的監聽，為英美兩國的戰時合作、戰略協同提供了關鍵保障，是二戰時期絕密通訊技術的典型代表。
許多影響二戰全局的重大戰略決策，都是通過這間隱秘小屋的加密通話敲定的，其中就包括一次極具曆史意義的關鍵磋商。 丘吉爾的《二戰回憶錄》中就提到，戰爭後期的納粹德國敗局已定，但仍試圖利用國際關係的矛盾謀求自保，打出分化同盟國的算盤。德軍高層曾秘密通過中立國向美、英、法西方同盟拋出一個有條件投降提議：德國願意向西方國家單方麵投降，放棄西線所有抵抗、交出占領區，但要求西方盟國停止對德作戰，轉而與納粹德國聯手進攻蘇聯。納粹試圖借此扭轉東線戰局，避免徹底覆滅的結局。
這一提議極具誘惑性，一旦西方盟國應允，二戰的局勢、乃至歐洲戰後的格局都將徹底改寫。得知這一密報後，丘吉爾第一時間在這間地下加密通訊室與羅斯福展開緊急跨洋通話，全麵磋商應對方案。兩人經過近兩小時的審慎研判，一致識破了德國分化同盟、苟延殘喘的陰謀，最終共同堅定表態：絕不接受納粹德國的任何有條件投降，堅持軸心國必須無條件投降。這一決策徹底斷絕了德國最後的僥幸幻想，鞏固了反法西斯同盟的團結，確保二戰以徹底摧毀納粹法西斯勢力為目標收尾，避免了戰後歐洲遺留更大的戰亂隱患與地緣矛盾。這間不起眼的偽裝密室，也因此見證了二戰後期至關重要的一次戰略抉擇。
地下展區還保留了丘吉爾的私人套房，包含臥室、辦公室與簡易廚房。戰時倫敦空襲頻繁，為避免往返唐寧街的首相遭遇危險，丘吉爾常在夜間留宿這裏。房間陳設極其簡陋，家具簡單樸素，空間狹小壓抑，沒有絲毫首相辦公生活的奢華，足以見得戰時條件的艱苦。即便身處簡陋壓抑的地下掩體，麵對德軍持續轟炸的絕境，丘吉爾始終意誌堅定。他的立場貫穿了英國整個戰時歲月，也精準詮釋了這座地下指揮中心存在的意義。
周邊的打字員室、總機室、員工休息區同樣簡陋狹小，地下底層的簡易休息區，是數百名輪值工作人員短暫休整的地方。二戰期間，這裏最多有五百名工作人員同時在崗，涵蓋政務、軍事、通訊、後勤各類崗位，全員日夜堅守，保障指揮體係高效運轉，其中大量女性工作人員承擔了接線、打字、文書等關鍵工作，是戰時運轉不可或缺的力量。
丘吉爾本人對這座地下作戰室有著十分真實、立體的評價。他在1940年臨危受命擔任首相後，第一次走進這裏時，便堅定地留下名言：“這就是我指揮這場戰爭的地方。”在不列顛空戰、德軍持續轟炸倫敦的至暗時刻，他也曾直言，如果德軍登陸英國，自己會堅守在這間會議室的座椅上，直至擊退敵軍或以身殉國，足以見得這裏在他心中是國家的核心命脈。
但與此同時，丘吉爾也十分清楚這座掩體的局限性，他曾私下吐槽這座掩體“名不副實”，坦言其根本無法做到完全防彈防爆，隻是應急的臨時指揮場所。他曾在戰時信件中寫道，這座作戰室無法真正抵禦重磅炸彈襲擊，安全性能存在明顯短板。也正因條件簡陋、環境壓抑，戰時英國還預備了另一處備用地下指揮部，但丘吉爾始終認為那處備用場地環境惡劣、不適宜長期辦公，於是堅持將核心指揮工作留在這裏。丘吉爾在戰後回望整場戰爭時反複提到，這座幽暗、簡陋的地下工事，是英國熬過戰爭最艱難歲月、維係戰時指揮體係的核心根基，所有關乎國運的關鍵決策，都誕生於這片狹小的地下空間。
這裏沒有虛構的複原場景，所有陳設、器物、痕跡都是二戰的真實遺存，是一座定格在1945年的曆史時間膠囊。以往在曆史課本中讀到的二戰曆史，都是抽象的文字與時間線，而置身這間作戰室，看著斑駁的地圖、老舊的通訊設備、狹小的會議空間，才真切體會到當年的艱難處境。正是在這樣簡陋甚至危險的環境中，英國的軍政人員頂住德軍轟炸，持續統籌戰局、調度資源，支撐起了國家的戰時運轉。這座不起眼的地下工事，沒有宏偉的建築外觀，卻承載著厚重的家國記憶，見證了絕境中的堅守與抗爭。它不僅是一座戰時指揮場館，更是反法西斯同盟堅守正義、摒棄私利的曆史見證。
走出地下掩體，重回地麵的陽光之中，回望這片承載著厚重曆史的土地，內心滿是感慨與敬畏，也對二戰曆史、戰時擔當與國際正義有了更為深刻、真切的理解。 在作戰室附近的議會廣場，有一座丘吉爾青銅塑像，這也是倫敦最具代表性的丘吉爾紀念雕塑。塑像落成於1973年，整體比真人尺寸更大，基座方正樸素，正麵刻有“丘吉爾”的英文字樣。塑像中的他身著戰時海軍大衣，沒有佩戴帽子，身體微微前傾，單手拄著拐杖，目光堅定地望向議會大廈與大本鍾的方向，神態沉穩堅毅，還原了二戰時期他坐鎮倫敦、直麵危局的領袖姿態。
除了議會廣場這座主塑像，倫敦市區還有多處丘吉爾小型塑像與浮雕作品，分布在白廳、威斯敏斯特片區等戰時核心區域，默默點綴在城市街頭。這些公共雕塑沒有過度神化的修飾，風格寫實莊重，與周邊的曆史建築融為一體，時刻提醒著往來遊人這段戰火歲月。地下作戰室是他運籌帷幄的真實陣地，街頭塑像是後人對他堅守與擔當的長久銘記，一靜一動、一地下一地上，共同構成了倫敦完整的二戰曆史記憶，也讓我此次參觀的收獲更加飽滿、深刻。
注：部分照片取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