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荒誕錄
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經曆了一場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巨大轉型。那段時期，我既是一名獨立創業者，也擔任過一家大型房地產開發公司的建材采購員。在這一變革過程中，我目睹了許多光怪陸離、荒誕不經的現實——這些都是正統史學家鮮少記錄的基層真相。為了見證曆史，我決定記錄下這些經曆，並展現普通人是如何學會在這種環境中生存與周旋的。
這是本係列的第七篇。
本篇不談商場上的事， 而是要談那些廳局級官員，即計劃經濟的權力堡壘，管控市場經濟的權力機構，在這個轉型中如何不擇手段地獲取權力，靠權力為自己分一杯羹。
本文將視角從日常商業往來轉向廳局級官員——他們是計劃經濟體製下根深蒂固的堡壘，掌握著對新興市場的監管權力。文章探討了在轉型浪潮中，這些人如何不擇手段地在這個轉型中如何不擇手段地獲取權力，靠權力為自己分一杯羹。
小時候上學時，老師曾教導我們，所有生物體都會經曆新陳代謝——這是一條不可違抗的自然規律，伴隨著生長、衰老與衰退的過程。然而，當我長大成人並進入成都一家具有國資背景的房地產開發公司工作時，我發現老師們錯了。在中國共產黨的體製下，對於一個擁有不受製約權力的幹部而言，沒有什麽事是不可改變的。在那個世界裏，即便是年邁之人也能讓時光倒流。
我當時供職的這家開發公司隸屬於成都市房地產管理局。該局局長楊遠是一位老資曆幹部，曾在20世紀40年代末的內戰期間服役於解放軍。曆經數十年的官場沉浮，他終於在80年代初坐上了局長這把交椅。
然而就在那時，中央發布了關於幹部隊伍年輕化和高學曆化的新指令，並設定了嚴格的退休年齡紅線：局級幹部不得在年滿五十五歲後繼續任職。這意味著，當時已逾五十五歲的楊遠，將在1984年任期屆滿時麵臨強製退休。
楊遠不願交出權力，便利用自己的影響力迫使當地派出所修改了他的戶口簿。他的出生年份被改得更晚，使他在賬麵上看起來未滿五十五歲。為了符合新的學曆要求，他的教育背景也同時被“提升”——從小學畢業變成了初中畢業。憑借這些偽造的檔案記錄，他在1984年成功獲得了四年的任期延期。
到了1988年，楊遠再次麵臨退休，於是故技重施。他的年齡從六十多歲被改回了五十四歲，學曆也從初中進一步提升到了高中。光靠偽造文件還不夠，還得有“潤滑劑”開路；楊遠向更上層的決策者大肆行賄。他在當地官場摸爬滾打數十年，深諳該向誰送錢以及如何送錢的門道。結果，他的任期又延長了四年。
楊遠無法離開權力而生存。像他那一代的許多幹部一樣，權力賦予了他兩樣至關重要的東西：對下屬的絕對支配權，以及不受約束的個人特權。這種體製安排解釋了為何中國共產黨從未容忍過民主的“一人一票”式選舉——因為在那種製度下，像“楊”這類人恐怕連半天都混不下去。
1985年初，我們房地產公司的總經理周先生——他當初是通過非正規渠道將我招入公司，並大膽推行現代管理改革的——突然被免職了。周先生那些進步思想打破了局裏墨守成規的慣例，也激怒了“楊”。“楊”將他直接調回局機關，並給了他一個冠冕堂皇的頭銜——副總工程師。實際上，周某既無具體職責，也無任何決策權。這是一種典型的官僚手段，即“明升暗降”：通過授予一個虛有其表的高級頭銜，剝奪對方所有的實權。
楊某深知，反複篡改出生日期並非長久之計。於是，他開始物色並培養接班人，以確保自己在退休後仍能保有權勢與既得利益。在考察了多名親信後，他最終選中了一位名叫霍克仁的年輕人。
霍克仁此前隻是一名默默無聞、口碑不佳的電工。為了博取楊某的歡心，他不惜放下身段，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對楊某百般討好。作為回報，楊某助其仕途飛黃騰達。到1988年，霍克仁已升任局副局長，從而確立了接替楊某（預計於1992年退休）的地位。
楊某早在數年前便開始著手培養霍克仁，安排他在下屬各企業間輪崗，以“磨練”其能力。然而，霍克仁每到一處，都會招致怨聲載道。在某家下屬企業任職期間，霍克仁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按規定，入黨需經企業領導班子正式考察與推薦，但因其作風不正、口碑極差，企業管理層斷然拒絕了其申請。楊某並未因此罷手，而是完全繞過基層黨支部，直接安排局黨委批準了霍克仁的入黨請求。
1987年底，霍克仁被調至我們開發公司擔任副總經理，接受新一輪的“磨練”。時任總經理許先生深知霍克仁深得局長器重，故對其禮遇有加。然而，霍克仁很快發現，相比行政機關，商業企業蘊藏著更多謀取私利的良機，於是他便將目標鎖定在了許先生的職位上。
他捏造了一係列針對許先生的無端指控，並直接向楊某告狀。結果，許先生被迅速免職，霍克仁取而代之，執掌公司大權。鑒於針對許先生的指控純屬捏造，且經不起正式調查，楊某便對外宣稱免職係因年齡原因，聲稱許先生已屆退休之齡。事實上，許比楊年輕——而楊的真實年齡可是嚴加保密的國家機密。
霍一旦大權在握，便開始利用職權謀取私利。他繞過既定的國有供應商，將建築工程合同發包給私營施工隊。在那個建築業競爭極其激烈的年代，這些私營企業為了拿到項目，往往會支付巨額回扣。
霍還把手伸向了內部采購環節，企圖從中撈錢。他經常來到采購部，命令我將國家配給的水泥以遠低於我們進貨成本的價格賣給第三方公司。每逢此時，我都會向我的直屬上司——楊科長——匯報情況。楊科長自知無力與霍抗衡，便隻在執行完命令後在文件上補簽個字。他的簽字成了我的護身符；這既代表了管理層的正式認可，也保護我不至於因違規操作而承擔刑事責任。
有一次，霍向我們介紹了一位名叫魏的私營商人，並指示我們科室隻能從魏的公司采購水泥。楊科長對此未置可否。魏的公司開始送來鐵路貨運提單，我便去火車站貨場提貨。兩周過去，大約一千噸水泥運抵後，霍一大早就把我叫到辦公室。他指示我立即向魏支付貨款，並指定了確切金額。我照章辦事，辦理了付款憑證。
供貨一直持續，總量達到約三千噸時，我向霍指出，我們的施工現場已無處堆放，且我們與其他國有水泥廠還有既定合同，但他仍命令我繼續接收魏的貨物。不久後，霍再次召見我：魏要親自來結清餘款，我被要求立即結算發票。霍暗示說，此時給予方便，能確保日後獲得優先供貨。
當魏抵達並遞交發票時，上麵的單價高得驚人——遠超我們公司以往的任何采購價格。我拿著賬單去找楊科長。看到那筆巨額款項，他麵露難色，但因懼怕違抗霍的意願，最終還是批準了付款。
霍對我的順從感到很滿意。他向我保證，隻要我安分守己、盡職盡責，等我完成業餘學業並拿到文憑後，他就會把我的臨時合同轉為正式的國家編製內職位。我心裏很清楚，自己既無權也無力阻止他的貪汙行為；若違抗他的指令，我隻會落得被解雇的下場，並被另一名初級采購員取代。我唯一的自保手段，就是確保每一筆交易都有楊科長的正式簽字。獲得正式編製對我未來的發展至關重要，我唯一的防禦手段就是確保每一筆交易都得到楊科長的正式簽字。獲得正式職位對我的未來至關重要，尤其是公司副經理彭對我懷恨在心。彭之前一直受到和藹的前任經理許的約束，但許被解雇後，彭急於報複。然而，霍卻對彭的敵意不以為意；他知道我比其他員工努力得多，對日常運營不可或缺。
幾個月後，霍帶著魏再次來到我們辦公室，提出另一筆水泥交易。這次，他們要求在發貨前預付貨款。
楊科長猶豫了。他注意到我和霍的關係，擔心這會妨礙他捏造對我的投訴。科長發現自己陷入了兩種本能的糾結：要麽配合霍的計劃，希望借此討好他，為將來升職做準備；要麽拖延交易，破壞我和老板的關係。最終，惡意戰勝了野心。他選擇阻撓這筆交易，隻是為了不讓我顯得有能力。
楊科長猶豫不決時，霍和魏便離開了，沒有再追究此事。但他們剛走不久，楊科長就改變了主意。他決定最終批準預付款——隻是完全繞過了我，指派了另一個職員處理憑證，這樣我就無法獲得任何增強與霍關係的好處。
楊科長批準了八萬元的預付款給魏的公司。諷刺的是，他的惡意反而讓我免於災難。魏收到錢後，既沒有交付水泥，也沒有退款，而是以審計積壓和行政延誤等含糊不清的借口拖延了幾個月。楊科長花了幾個星期往返魏的公司，要求他還款，但都徒勞無功。我很清楚，霍和魏是因為之前回扣的分配問題鬧翻了，魏把我們公司的預付款據為己有，以此要挾霍。
不久，一位匿名舉報人向市委舉報了這起采購違規行為。駐成都市委大院的監察院調查員前來調查此事。
調查員傳喚了楊科長進行問詢。楊科長欣喜若狂，堅信自己找到了扳倒我和霍的絕佳機會。在他去問詢前，我試圖委婉地提醒他：霍一直小心翼翼地不在任何采購發票上簽名，留下了清晰的記錄，便於他否認一切。我提醒楊科長，他隻是個小部門科長，沒有確鑿的證據就去挑戰一位在職的局副局長，無異於自殺。
楊科長根本不聽勸。他被自己的小肚雞腸蒙蔽了雙眼，向調查員傾訴了一切，將針對霍的真實不滿與旨在陷害我的捏造指控混雜在一起。
不久之後，我收到了一份傳話，要求我到市委大院內的監察院辦公室接受“問詢”。
我坐在首席調查員對麵，一位女職員在一旁做記錄。他讓我描述我們與魏先生公司的交易。我斟酌著每一個字。我不敢直接指控霍先生敲詐勒索或操縱價格；因為采購憑證上沒有他的簽名，這種指控在法律上無法核實，而且我也沒有任何機構影響力。因此，我的回答都嚴格遵循操作層麵：我作證說，霍經理隻是在建材市場嚴重短缺的時期引入了一家外部供應商——這在當時是公司董事的慣例做法。
調查員認真地聽著，偶爾會問霍先生在定價方麵下了哪些具體指示。我始終保持中立和回避的態度，避免牽連到公司領導層。
當我作完陳述後，調查員臉上明顯露出了如釋重負的表情，並意外地露出了笑容。他隨意地問我多大年紀，我如實回答，對他的突然轉變感到困惑。隨後，他提到了楊科長對我提出的幾項荒謬指控。我冷靜而有條不紊地逐一澄清。會談結束時，調查員對我態度異常熱情，同時又公開表達了對楊科長語無倫次的證詞的不滿。
直到後來，事情的真相才逐漸明朗：調查員早已被霍收買。整個調查過程都是一場危機公關。楊科長試圖在正式記錄中指控霍科時，讓調查員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使得調查員難以在不篡改速記員記錄的情況下悄悄結案。我中立的證詞為調查員提供了霍所需的清白不在場證明。我的證詞被正式記錄在案，楊科長的指控也被撤銷。
我的陳述被正式歸檔，針對楊某的指控被定性為毫無根據的職場摩擦而遭駁回，而調查人員則私下向霍某詳細匯報了談話的每一個細節。
擺脫了審查的壓力後，霍某繼續鞏固自己的權力。楊科長意識到霍某地位穩固、不可撼動，便迅速轉而討好他。為了表忠心，楊某協助霍某炮製借口，將前任總經理許先生徹底排擠出局。
當時，許先生正籌備為女兒即將到來的婚禮打造一套木製家具。由於需要一處有遮擋的場地供其私人木匠工作，許先生獲倉庫保管員許可，使用了我們露天鋼材堆場的一個空閑角落。這本是單位場地一次微不足道且司空見慣的使用，且木材也是許先生自備的。然而，楊科長卻撰寫了一份惡毒的報告，聲稱許先生挪用了公司的建築木材。這起捏造的指控奏效了：許先生因此被剝奪了幹部身份。
隨後，楊某試圖說服霍某將我也一並清除。但霍某拒絕了這一提議。盡管霍某貪腐成性，但他為人務實：他深知我是一名能幹的采購員，我的勤勉工作創造了可供他中飽私囊的利潤；他絕無意為了滿足一位科長的狹隘嫉妒心，而舍棄一名得力的下屬。
局長楊遠和霍克仁在成都官場勢力龐大。他們與成都市委第一書記吳希海建立了密切關係。正是有了這層高層靠山，楊遠才得以屢次篡改年齡以規避退休規定，而霍克仁也得以在缺乏行政資曆的情況下，謀得局級副職的職位。
他們的靠山還助其鏟除了內部競爭對手。1988年之前，另外兩位副局長——易某和江某——曾在內部起到製衡作用，監督楊遠的財務違規行為。在1988年的行政人事調整中，吳書記出麵幹預：易某被調往市建委，而江某則被迫提前退休——盡管他比楊遠還要年輕。隨著競爭對手被清除，楊、霍二人得以在局內一手遮天，行使不受製約的權力。霍某的行徑愈發肆無忌憚。他利用職權威逼女下屬周曉敏做了自己的情婦。周曉敏的丈夫熊強也是局裏的一名普通職員。每當霍某想把熊強支開時，便動用行政權力派他去北京執行漫長且毫無意義的公務，並勒令其不辦完事不得返回。隨後，霍某便與周曉敏在她的住所公然幽會。霍某甚至動用公款帶周曉敏去中國南方各地豪華遊玩，所有開銷——哪怕是私人紀念照的費用——統統由公家買單。
最終，熊強撞破了二人的奸情。他怒不可遏，將霍某打得頭破血流。這起打架事件一夜之間傳遍了全局及下屬各公司。熊強揚言要向市級部門正式舉報霍某，追究其違紀責任。
局長楊遠隨即出麵壓製這起醜聞。他和霍某聯手向熊強下了最後通牒：要麽向霍某正式道歉，在局領導麵前撤回所有指控，換取未來的晉升機會；要麽繼續向更高級別的紀檢部門上訪告狀。威脅之意昭然若揭。一個毫無背景的普通職員，怎能鬥得過那個與市委書記關係密切的局長？上訪的結果絕非伸張正義，而隻會導致熊強被立即解雇並列入黑名單。
看在年幼兒子的份上，熊強最終屈服了。他忍氣吞聲，撤回了指控，並向那個破壞了他家庭的男人道了歉。幾個月後，這筆“交易”完成了：熊強被提拔為我們開發公司的黨支部書記。他用家庭的破碎換取了一官半職。
1988年，在市政府人事調整期間，刁金祥從外地調任成都市市長。楊遠和霍克仁在評估了這位新任市長的情況後，迅速采取行動以博取其青睞。他們從公司房源中挑選了最優質的一處房產——位於市中心小福建雲巷、極為稀缺的四居室豪華公寓——並將其提供給新任市長。盡管市政府已為市長安排了寬敞的官邸，但他還是收下了這處房產。為了規避反腐審查，該局偽造了相關文件，聲稱這處住所隻是“暫時借用”給市長。若無人舉報，這種安排便會長期維持；一旦麵臨調查，房子便可悄然退回。
霍某在升任房管局副局長後，仍兼任我們公司的總經理，不願放棄對公司豐厚現金流的直接掌控權。然而，他的野心遠不止於此：他公開覬覦著未來出任副市長的機會。
20世紀80年代末，私人住宅電話屬於稀缺的奢侈品，受到國家嚴格的電信配額限製。霍某動用公司資金，為市級高層領導的家中安裝了私人電話線。此外，由於房管局被視為資金充裕、工作穩定的單位，霍某運作將一些資曆不足、學曆低下的高幹子女調入局裏，並向其父母承諾會讓他們迅速升遷。這些受益者中包括成都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兒子和四川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女婿。通過經營這種利益輸送網絡，霍某鞏固了自己在省會的影響力。
然而，官僚體製內的摩擦在所難免。1989年初，為打擊猖獗的貪腐行為，中央政府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對商業企業進行重新登記，明令禁止政府幹部在商業公司兼任高管職務。根據新規，霍某已無法在擔任行政部門副局長的同時，合法兼任我們開發公司的總經理。
在提交公司申報材料時，霍某公然撒謊，證明公司內並無行政幹部擔任管理職務。但一封匿名舉報信揭穿了這一謊言。當我們的經辦人員前往登記機關辦理手續時，工作人員叫停了審批流程。
“轉告霍克仁，如果他想當你們公司的總經理，就必須辭去房管局的職務，”工作人員明確表示，“如果他想繼續擔任房管局副局長，就不能執掌這家公司。”
霍某不願放棄這棵“搖錢樹”，試圖私下尋求妥協方案，但遭到了敵對派係的阻撓。他拒不讓步，既不修改公司申報材料，也不理會國家政策，在沒有更新營業執照的情況下繼續運營。對手抓住了這一違規把柄，將情況層層上報至市領導。隨著體製內壓力的不斷增大，霍某最終被迫卸任總經理一職。
即便如此，他仍不肯善罷甘休。幾天後，他想出了一招令人咋舌的變通之計：提議將我們的企業徹底解散，轉而並入房地產管理局，成為其下屬的一個行政職能部門。如此一來，所有的商業開發業務便能在行政體製的庇護下照常進行。他辯稱，在這種架構下，自己便不再觸犯有關不得兼任企業職務的規定。
局長楊遠對這一方案給予了無條件的支持，急於保住這位維護其退休福利的“心腹”。霍某四處遊說市級高層領導支持解散計劃，並成功爭取到了分管城市建設的成都市蘇姓副市長等官員的背書。
然而，該計劃遭到了強烈的抵製。僅僅為了滿足一名官員的官場算計，就要解散全市規模最大、效益最好的房地產開發公司，這種做法激怒了業內的專業人士。我們公司的代理總經理黃先生越過局領導，直接向市政府提交了一份詳盡的陳情書，闡述了公司關閉將給城市建設帶來的嚴重經濟損失。這份陳情書贏得了足夠多的領導支持，最終市政府否決了霍某的解散方案。
黃先生為他的正直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越過局領導層行事，被視為對官場等級秩序不可饒恕的破壞。盡管黃先生後來向楊遠局長遞交了檢討書以求和解，但楊、霍二人均無法容忍這種“抗命”行為。黃先生被免去了代理總經理職務，由副經理彭某接任。
後來，當公司員工詢問為何最高管理職位長期空缺、僅由一任接一任的“代理”經理代管時，霍某毫不掩飾自己的意圖：這個位置是特意為他留著的，一旦政治風向轉變，他便會重掌帥印。
官場荒誕錄
youzijianguo (2026-10-02 19:40:25) 評論 (1)官場荒誕錄
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經曆了一場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巨大轉型。那段時期，我既是一名獨立創業者，也擔任過一家大型房地產開發公司的建材采購員。在這一變革過程中，我目睹了許多光怪陸離、荒誕不經的現實——這些都是正統史學家鮮少記錄的基層真相。為了見證曆史，我決定記錄下這些經曆，並展現普通人是如何學會在這種環境中生存與周旋的。
這是本係列的第七篇。
本篇不談商場上的事， 而是要談那些廳局級官員，即計劃經濟的權力堡壘，管控市場經濟的權力機構，在這個轉型中如何不擇手段地獲取權力，靠權力為自己分一杯羹。
本文將視角從日常商業往來轉向廳局級官員——他們是計劃經濟體製下根深蒂固的堡壘，掌握著對新興市場的監管權力。文章探討了在轉型浪潮中，這些人如何不擇手段地在這個轉型中如何不擇手段地獲取權力，靠權力為自己分一杯羹。
小時候上學時，老師曾教導我們，所有生物體都會經曆新陳代謝——這是一條不可違抗的自然規律，伴隨著生長、衰老與衰退的過程。然而，當我長大成人並進入成都一家具有國資背景的房地產開發公司工作時，我發現老師們錯了。在中國共產黨的體製下，對於一個擁有不受製約權力的幹部而言，沒有什麽事是不可改變的。在那個世界裏，即便是年邁之人也能讓時光倒流。
我當時供職的這家開發公司隸屬於成都市房地產管理局。該局局長楊遠是一位老資曆幹部，曾在20世紀40年代末的內戰期間服役於解放軍。曆經數十年的官場沉浮，他終於在80年代初坐上了局長這把交椅。
然而就在那時，中央發布了關於幹部隊伍年輕化和高學曆化的新指令，並設定了嚴格的退休年齡紅線：局級幹部不得在年滿五十五歲後繼續任職。這意味著，當時已逾五十五歲的楊遠，將在1984年任期屆滿時麵臨強製退休。
楊遠不願交出權力，便利用自己的影響力迫使當地派出所修改了他的戶口簿。他的出生年份被改得更晚，使他在賬麵上看起來未滿五十五歲。為了符合新的學曆要求，他的教育背景也同時被“提升”——從小學畢業變成了初中畢業。憑借這些偽造的檔案記錄，他在1984年成功獲得了四年的任期延期。
到了1988年，楊遠再次麵臨退休，於是故技重施。他的年齡從六十多歲被改回了五十四歲，學曆也從初中進一步提升到了高中。光靠偽造文件還不夠，還得有“潤滑劑”開路；楊遠向更上層的決策者大肆行賄。他在當地官場摸爬滾打數十年，深諳該向誰送錢以及如何送錢的門道。結果，他的任期又延長了四年。
楊遠無法離開權力而生存。像他那一代的許多幹部一樣，權力賦予了他兩樣至關重要的東西：對下屬的絕對支配權，以及不受約束的個人特權。這種體製安排解釋了為何中國共產黨從未容忍過民主的“一人一票”式選舉——因為在那種製度下，像“楊”這類人恐怕連半天都混不下去。
1985年初，我們房地產公司的總經理周先生——他當初是通過非正規渠道將我招入公司，並大膽推行現代管理改革的——突然被免職了。周先生那些進步思想打破了局裏墨守成規的慣例，也激怒了“楊”。“楊”將他直接調回局機關，並給了他一個冠冕堂皇的頭銜——副總工程師。實際上，周某既無具體職責，也無任何決策權。這是一種典型的官僚手段，即“明升暗降”：通過授予一個虛有其表的高級頭銜，剝奪對方所有的實權。
楊某深知，反複篡改出生日期並非長久之計。於是，他開始物色並培養接班人，以確保自己在退休後仍能保有權勢與既得利益。在考察了多名親信後，他最終選中了一位名叫霍克仁的年輕人。
霍克仁此前隻是一名默默無聞、口碑不佳的電工。為了博取楊某的歡心，他不惜放下身段，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對楊某百般討好。作為回報，楊某助其仕途飛黃騰達。到1988年，霍克仁已升任局副局長，從而確立了接替楊某（預計於1992年退休）的地位。
楊某早在數年前便開始著手培養霍克仁，安排他在下屬各企業間輪崗，以“磨練”其能力。然而，霍克仁每到一處，都會招致怨聲載道。在某家下屬企業任職期間，霍克仁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按規定，入黨需經企業領導班子正式考察與推薦，但因其作風不正、口碑極差，企業管理層斷然拒絕了其申請。楊某並未因此罷手，而是完全繞過基層黨支部，直接安排局黨委批準了霍克仁的入黨請求。
1987年底，霍克仁被調至我們開發公司擔任副總經理，接受新一輪的“磨練”。時任總經理許先生深知霍克仁深得局長器重，故對其禮遇有加。然而，霍克仁很快發現，相比行政機關，商業企業蘊藏著更多謀取私利的良機，於是他便將目標鎖定在了許先生的職位上。
他捏造了一係列針對許先生的無端指控，並直接向楊某告狀。結果，許先生被迅速免職，霍克仁取而代之，執掌公司大權。鑒於針對許先生的指控純屬捏造，且經不起正式調查，楊某便對外宣稱免職係因年齡原因，聲稱許先生已屆退休之齡。事實上，許比楊年輕——而楊的真實年齡可是嚴加保密的國家機密。
霍一旦大權在握，便開始利用職權謀取私利。他繞過既定的國有供應商，將建築工程合同發包給私營施工隊。在那個建築業競爭極其激烈的年代，這些私營企業為了拿到項目，往往會支付巨額回扣。
霍還把手伸向了內部采購環節，企圖從中撈錢。他經常來到采購部，命令我將國家配給的水泥以遠低於我們進貨成本的價格賣給第三方公司。每逢此時，我都會向我的直屬上司——楊科長——匯報情況。楊科長自知無力與霍抗衡，便隻在執行完命令後在文件上補簽個字。他的簽字成了我的護身符；這既代表了管理層的正式認可，也保護我不至於因違規操作而承擔刑事責任。
有一次，霍向我們介紹了一位名叫魏的私營商人，並指示我們科室隻能從魏的公司采購水泥。楊科長對此未置可否。魏的公司開始送來鐵路貨運提單，我便去火車站貨場提貨。兩周過去，大約一千噸水泥運抵後，霍一大早就把我叫到辦公室。他指示我立即向魏支付貨款，並指定了確切金額。我照章辦事，辦理了付款憑證。
供貨一直持續，總量達到約三千噸時，我向霍指出，我們的施工現場已無處堆放，且我們與其他國有水泥廠還有既定合同，但他仍命令我繼續接收魏的貨物。不久後，霍再次召見我：魏要親自來結清餘款，我被要求立即結算發票。霍暗示說，此時給予方便，能確保日後獲得優先供貨。
當魏抵達並遞交發票時，上麵的單價高得驚人——遠超我們公司以往的任何采購價格。我拿著賬單去找楊科長。看到那筆巨額款項，他麵露難色，但因懼怕違抗霍的意願，最終還是批準了付款。
霍對我的順從感到很滿意。他向我保證，隻要我安分守己、盡職盡責，等我完成業餘學業並拿到文憑後，他就會把我的臨時合同轉為正式的國家編製內職位。我心裏很清楚，自己既無權也無力阻止他的貪汙行為；若違抗他的指令，我隻會落得被解雇的下場，並被另一名初級采購員取代。我唯一的自保手段，就是確保每一筆交易都有楊科長的正式簽字。獲得正式編製對我未來的發展至關重要，我唯一的防禦手段就是確保每一筆交易都得到楊科長的正式簽字。獲得正式職位對我的未來至關重要，尤其是公司副經理彭對我懷恨在心。彭之前一直受到和藹的前任經理許的約束，但許被解雇後，彭急於報複。然而，霍卻對彭的敵意不以為意；他知道我比其他員工努力得多，對日常運營不可或缺。
幾個月後，霍帶著魏再次來到我們辦公室，提出另一筆水泥交易。這次，他們要求在發貨前預付貨款。
楊科長猶豫了。他注意到我和霍的關係，擔心這會妨礙他捏造對我的投訴。科長發現自己陷入了兩種本能的糾結：要麽配合霍的計劃，希望借此討好他，為將來升職做準備；要麽拖延交易，破壞我和老板的關係。最終，惡意戰勝了野心。他選擇阻撓這筆交易，隻是為了不讓我顯得有能力。
楊科長猶豫不決時，霍和魏便離開了，沒有再追究此事。但他們剛走不久，楊科長就改變了主意。他決定最終批準預付款——隻是完全繞過了我，指派了另一個職員處理憑證，這樣我就無法獲得任何增強與霍關係的好處。
楊科長批準了八萬元的預付款給魏的公司。諷刺的是，他的惡意反而讓我免於災難。魏收到錢後，既沒有交付水泥，也沒有退款，而是以審計積壓和行政延誤等含糊不清的借口拖延了幾個月。楊科長花了幾個星期往返魏的公司，要求他還款，但都徒勞無功。我很清楚，霍和魏是因為之前回扣的分配問題鬧翻了，魏把我們公司的預付款據為己有，以此要挾霍。
不久，一位匿名舉報人向市委舉報了這起采購違規行為。駐成都市委大院的監察院調查員前來調查此事。
調查員傳喚了楊科長進行問詢。楊科長欣喜若狂，堅信自己找到了扳倒我和霍的絕佳機會。在他去問詢前，我試圖委婉地提醒他：霍一直小心翼翼地不在任何采購發票上簽名，留下了清晰的記錄，便於他否認一切。我提醒楊科長，他隻是個小部門科長，沒有確鑿的證據就去挑戰一位在職的局副局長，無異於自殺。
楊科長根本不聽勸。他被自己的小肚雞腸蒙蔽了雙眼，向調查員傾訴了一切，將針對霍的真實不滿與旨在陷害我的捏造指控混雜在一起。
不久之後，我收到了一份傳話，要求我到市委大院內的監察院辦公室接受“問詢”。
我坐在首席調查員對麵，一位女職員在一旁做記錄。他讓我描述我們與魏先生公司的交易。我斟酌著每一個字。我不敢直接指控霍先生敲詐勒索或操縱價格；因為采購憑證上沒有他的簽名，這種指控在法律上無法核實，而且我也沒有任何機構影響力。因此，我的回答都嚴格遵循操作層麵：我作證說，霍經理隻是在建材市場嚴重短缺的時期引入了一家外部供應商——這在當時是公司董事的慣例做法。
調查員認真地聽著，偶爾會問霍先生在定價方麵下了哪些具體指示。我始終保持中立和回避的態度，避免牽連到公司領導層。
當我作完陳述後，調查員臉上明顯露出了如釋重負的表情，並意外地露出了笑容。他隨意地問我多大年紀，我如實回答，對他的突然轉變感到困惑。隨後，他提到了楊科長對我提出的幾項荒謬指控。我冷靜而有條不紊地逐一澄清。會談結束時，調查員對我態度異常熱情，同時又公開表達了對楊科長語無倫次的證詞的不滿。
直到後來，事情的真相才逐漸明朗：調查員早已被霍收買。整個調查過程都是一場危機公關。楊科長試圖在正式記錄中指控霍科時，讓調查員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使得調查員難以在不篡改速記員記錄的情況下悄悄結案。我中立的證詞為調查員提供了霍所需的清白不在場證明。我的證詞被正式記錄在案，楊科長的指控也被撤銷。
我的陳述被正式歸檔，針對楊某的指控被定性為毫無根據的職場摩擦而遭駁回，而調查人員則私下向霍某詳細匯報了談話的每一個細節。
擺脫了審查的壓力後，霍某繼續鞏固自己的權力。楊科長意識到霍某地位穩固、不可撼動，便迅速轉而討好他。為了表忠心，楊某協助霍某炮製借口，將前任總經理許先生徹底排擠出局。
當時，許先生正籌備為女兒即將到來的婚禮打造一套木製家具。由於需要一處有遮擋的場地供其私人木匠工作，許先生獲倉庫保管員許可，使用了我們露天鋼材堆場的一個空閑角落。這本是單位場地一次微不足道且司空見慣的使用，且木材也是許先生自備的。然而，楊科長卻撰寫了一份惡毒的報告，聲稱許先生挪用了公司的建築木材。這起捏造的指控奏效了：許先生因此被剝奪了幹部身份。
隨後，楊某試圖說服霍某將我也一並清除。但霍某拒絕了這一提議。盡管霍某貪腐成性，但他為人務實：他深知我是一名能幹的采購員，我的勤勉工作創造了可供他中飽私囊的利潤；他絕無意為了滿足一位科長的狹隘嫉妒心，而舍棄一名得力的下屬。
局長楊遠和霍克仁在成都官場勢力龐大。他們與成都市委第一書記吳希海建立了密切關係。正是有了這層高層靠山，楊遠才得以屢次篡改年齡以規避退休規定，而霍克仁也得以在缺乏行政資曆的情況下，謀得局級副職的職位。
他們的靠山還助其鏟除了內部競爭對手。1988年之前，另外兩位副局長——易某和江某——曾在內部起到製衡作用，監督楊遠的財務違規行為。在1988年的行政人事調整中，吳書記出麵幹預：易某被調往市建委，而江某則被迫提前退休——盡管他比楊遠還要年輕。隨著競爭對手被清除，楊、霍二人得以在局內一手遮天，行使不受製約的權力。霍某的行徑愈發肆無忌憚。他利用職權威逼女下屬周曉敏做了自己的情婦。周曉敏的丈夫熊強也是局裏的一名普通職員。每當霍某想把熊強支開時，便動用行政權力派他去北京執行漫長且毫無意義的公務，並勒令其不辦完事不得返回。隨後，霍某便與周曉敏在她的住所公然幽會。霍某甚至動用公款帶周曉敏去中國南方各地豪華遊玩，所有開銷——哪怕是私人紀念照的費用——統統由公家買單。
最終，熊強撞破了二人的奸情。他怒不可遏，將霍某打得頭破血流。這起打架事件一夜之間傳遍了全局及下屬各公司。熊強揚言要向市級部門正式舉報霍某，追究其違紀責任。
局長楊遠隨即出麵壓製這起醜聞。他和霍某聯手向熊強下了最後通牒：要麽向霍某正式道歉，在局領導麵前撤回所有指控，換取未來的晉升機會；要麽繼續向更高級別的紀檢部門上訪告狀。威脅之意昭然若揭。一個毫無背景的普通職員，怎能鬥得過那個與市委書記關係密切的局長？上訪的結果絕非伸張正義，而隻會導致熊強被立即解雇並列入黑名單。
看在年幼兒子的份上，熊強最終屈服了。他忍氣吞聲，撤回了指控，並向那個破壞了他家庭的男人道了歉。幾個月後，這筆“交易”完成了：熊強被提拔為我們開發公司的黨支部書記。他用家庭的破碎換取了一官半職。
1988年，在市政府人事調整期間，刁金祥從外地調任成都市市長。楊遠和霍克仁在評估了這位新任市長的情況後，迅速采取行動以博取其青睞。他們從公司房源中挑選了最優質的一處房產——位於市中心小福建雲巷、極為稀缺的四居室豪華公寓——並將其提供給新任市長。盡管市政府已為市長安排了寬敞的官邸，但他還是收下了這處房產。為了規避反腐審查，該局偽造了相關文件，聲稱這處住所隻是“暫時借用”給市長。若無人舉報，這種安排便會長期維持；一旦麵臨調查，房子便可悄然退回。
霍某在升任房管局副局長後，仍兼任我們公司的總經理，不願放棄對公司豐厚現金流的直接掌控權。然而，他的野心遠不止於此：他公開覬覦著未來出任副市長的機會。
20世紀80年代末，私人住宅電話屬於稀缺的奢侈品，受到國家嚴格的電信配額限製。霍某動用公司資金，為市級高層領導的家中安裝了私人電話線。此外，由於房管局被視為資金充裕、工作穩定的單位，霍某運作將一些資曆不足、學曆低下的高幹子女調入局裏，並向其父母承諾會讓他們迅速升遷。這些受益者中包括成都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兒子和四川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女婿。通過經營這種利益輸送網絡，霍某鞏固了自己在省會的影響力。
然而，官僚體製內的摩擦在所難免。1989年初，為打擊猖獗的貪腐行為，中央政府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對商業企業進行重新登記，明令禁止政府幹部在商業公司兼任高管職務。根據新規，霍某已無法在擔任行政部門副局長的同時，合法兼任我們開發公司的總經理。
在提交公司申報材料時，霍某公然撒謊，證明公司內並無行政幹部擔任管理職務。但一封匿名舉報信揭穿了這一謊言。當我們的經辦人員前往登記機關辦理手續時，工作人員叫停了審批流程。
“轉告霍克仁，如果他想當你們公司的總經理，就必須辭去房管局的職務，”工作人員明確表示，“如果他想繼續擔任房管局副局長，就不能執掌這家公司。”
霍某不願放棄這棵“搖錢樹”，試圖私下尋求妥協方案，但遭到了敵對派係的阻撓。他拒不讓步，既不修改公司申報材料，也不理會國家政策，在沒有更新營業執照的情況下繼續運營。對手抓住了這一違規把柄，將情況層層上報至市領導。隨著體製內壓力的不斷增大，霍某最終被迫卸任總經理一職。
即便如此，他仍不肯善罷甘休。幾天後，他想出了一招令人咋舌的變通之計：提議將我們的企業徹底解散，轉而並入房地產管理局，成為其下屬的一個行政職能部門。如此一來，所有的商業開發業務便能在行政體製的庇護下照常進行。他辯稱，在這種架構下，自己便不再觸犯有關不得兼任企業職務的規定。
局長楊遠對這一方案給予了無條件的支持，急於保住這位維護其退休福利的“心腹”。霍某四處遊說市級高層領導支持解散計劃，並成功爭取到了分管城市建設的成都市蘇姓副市長等官員的背書。
然而，該計劃遭到了強烈的抵製。僅僅為了滿足一名官員的官場算計，就要解散全市規模最大、效益最好的房地產開發公司，這種做法激怒了業內的專業人士。我們公司的代理總經理黃先生越過局領導，直接向市政府提交了一份詳盡的陳情書，闡述了公司關閉將給城市建設帶來的嚴重經濟損失。這份陳情書贏得了足夠多的領導支持，最終市政府否決了霍某的解散方案。
黃先生為他的正直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越過局領導層行事，被視為對官場等級秩序不可饒恕的破壞。盡管黃先生後來向楊遠局長遞交了檢討書以求和解，但楊、霍二人均無法容忍這種“抗命”行為。黃先生被免去了代理總經理職務，由副經理彭某接任。
後來，當公司員工詢問為何最高管理職位長期空缺、僅由一任接一任的“代理”經理代管時，霍某毫不掩飾自己的意圖：這個位置是特意為他留著的，一旦政治風向轉變，他便會重掌帥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