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經說過，偉大的光輝燦爛 的希望也就是這裏，《農村人民公社》。因為在《農村人民公社》內有社隊企業存在，農民們就不用離鄉背井以《農民工》去外出打工，在農村也就不會有留守老人、留守婦女、留守兒童的悲慘生活。
在農村人民公社裏來了不少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和回鄉的知識青年，這是人才。有農村人民公社的貧下中農為骨幹的社隊幹部，這是信仰共產黨的一個階級。所有的人都是農村人民公社的社員，沒有地主和特權，沒有貧富差距。農村人民公社裏有社辦工廠，有農機站，種子站，農科所，有人民政府，人民商店，人民禮堂，人民文藝宣傳隊，婦女突擊隊，婦女會，托兒所，人民衛生院，農村合作醫療，赤腳醫生（社員們養得起的自己的醫生），有托兒所，幼兒園，小學，中學，上大學的年輕人國家包一切費用，畢業後回農村 ... ...。
在《農村人民公社》裏，農村人民公社。終於有人說出了當時的實際情況了。其實早就有人說明白了的，走資派為了自己篡權成功後有合法執政權純粹是造謠忽悠為了反對而反對，明明知道中國的“小農經濟”是條死路，走資派們偏要梗著脖子往前拱。也就是走資派們為了自己的目的就否定過去的一切；走資派特色政說著實事求是，可是實際上並非如此。在農村實行小仁政還是大仁政？確實是農村長遠發展的大問題。農村的出路是集體化，科技化(工業化)。小農經濟隻是暫時的小恩小惠。可惜啊！
設想一下，各地都根據自己的特點、特長，生產自己的農產品(或者相關的)，還用得著去外麵打工嗎？農業生產力提高，富餘的人就可以搞工業。這就是毛主席當年設想的。挺可惜的！
如果每個人民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人民公社期間社辦工廠隊辦工廠比比皆是，農工結合使每一個《人民公社》成為一個“小城市“，徹底沒有了城鄉差別了。站在廣大勞動人民的立場上，毛澤東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改革家。
如今走資派們也許會拿鄉鎮企業說明改革政策的成功。而真能成功的鄉鎮企業在中國中西部廣大內陸或山區的農村並不普遍。實際上，在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特別是“文革”期間，中國農村《人民公社》裏的大隊及公社一級的“社隊工廠”已經有一定的規模，但走資派鄧小平們強行一刀切地將《農村人民公社》解散之後，全國的農村在改革後己成原子化《一盤散沙》重現，而這些社辦工廠隊辦企業像集體農業機械一樣全部被廢棄、或被私人鯨吞。
像作者家鄉所在大隊在“文革”期間建起了塑料袋廠和肥皂廠，購置了用於運輸和農耕的拖拉機，但改革開放後至現在的農村家鄉一家企業也沒有，年輕人農民工外出打工。老人婦女兒童留守家鄉。農田分派到各家各戶之後，有的種些蔬菜，有的荒在那裏長滿雜草。
而中國東部沿海一帶地區的有些鄉鎮企業在改革開放後迅速崛起，與這之前毛澤東時代《人民公社》時期所打下的基礎密不可分。尤其是毛澤東時代來自上海的知青，在江浙福建廣東等一帶鄉鎮企業的發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從薄一波的回憶文集中可知，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央從來就沒想過鄉鎮企業這回事，中國農民的巨大創造力豐富了改革的思路。當然，走資派特色中國的中央政府毫不猶豫地也將其劃入走資派自己的政績，似乎鄉鎮企業隻有到了改革開放才出現一般。
毛澤東時期的《人民公社》時期的社隊企業，為農民帶來了最初的工業化概念，也為社隊帶來了一筆可觀的收入，為毛澤東時代農村學校的建設、衛生事業的發展、農業機械的采購提供了資金，也促進了人民公社所在地的城鎮化發展。
但當今日的人們談論“文革”的劣跡時，從來沒人去注意發生在中國廣大農村的，這一具有革命性的進步，即《人民公社》時期的社隊企業。雖然在中國特色政府的統計資料裏難以查到有關的準確數據，但以筆者家鄉（在中國屬於相對較落後地區)的當時發展狀況，筆者可以肯定，農村《人民公社》時期的大隊、公社及縣級工業在1976年已達到了驚人的規模，使得從來沒見過工廠什麽樣的中國農民，近距離地感受了工業的運作。
至於較發達地區的江浙福建廣東等沿海一帶的地方工業規模，將更為可觀，這為後來這些地區的鄉鎮企業的大發展，作了多年的技術和人才上的準備。沒有當時的《人民公社》時期的社隊企業的基礎，後來的鄉鎮企業和一些私人企業的崛起將是不可想像的。
例如，浙江著名的私人企業家魯冠球和他的萬向集團，以汽車萬向節為主導產品，並銷往海內外。但是，魯冠球的萬向節工業的起點在哪裏呢？在1969年當地成的“寧圍人民公社農機修理廠”。當時作為打鐵匠的魯冠球和幾位農民，以公社投資的4千元資金（在當時這可不是小數目，那時一台25馬力中型拖拉機連同拖鬥和耕犁的價格不到4000元，一個大學畢業生的月薪低於50元。到八十年代中，“萬元戶”還是巨富)成立這個廠，生產拖拉機用的萬向節。
如果沒有這個廠，魯冠球個人絕對沒有能力拿出最初的這筆資金，進入一個全新的行業，當時的他也難以設計出生產萬向節的構思，這超越他當時的眼界。再者，在這個工廠裏，每個人抱著純樸的心態工作，沒有獎金，大家在為集體做事。如果一開始就讓魯冠球自己搞到大筆錢去辦廠，員工是否還會不計酬勞的奉獻呢？可以說，這個原始的工廠給了魯冠球一個機會，讓他了解工業的運作和萬向節工業的市場特點。如果沒有這個廠，今日的萬向集團根本就不會出現，也沒人知道魯冠球是誰？
再例如：福建的曹德旺。1976年10月，在政府的主導下，《社辦小廠》高山異型玻璃廠開始籌建。不過，籌建處的班子搭起來後，曹德旺發現裏麵沒有自己的位置。政府派人當了廠長，兩位知識分子各有各的用處，隻有曹德旺可有可無。【在政府的主導下，似乎沒有曹德旺的事。】
【采購員】：最後，在兩位知識分子的堅持之下，曹德旺被聘為廠裏的采購員。這個職位沒有編製，隻是臨時工，除了雇傭工資以外，一切其他福利皆無。為什麽有《在兩位知識分子的堅持之下，曹德旺被聘為廠裏的采購員。》？在前麵自述中講到《曹德旺的下一個動作，是準備開工廠。1976年春，他在明溪縣一個農場跑業務時，由於天降大雨，他被滯留在那裏。當時的農場有很多因各種“錯誤”被送來勞動教養的知識分子。曹德旺和其中兩個人喝酒聊天之下，碰撞出做水表的想法。》
不過，《采購員》這個職位給曹德旺打開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曹德旺這個“采購員”當年到底是幹什麽的？在當年的體製下，曹德旺名義上是“采購員”，但實際上他的真實角色是該廠唯一的、掌握生殺大權的“獨立合夥人”與“首席業務員”。
在那個年代，物資不是自由流通，而是要憑指標。采購員的主要職責，就是到處去搞物資指標，這就非常考驗人的關係和手段了，這正是曹德旺的強項。【采購員忙著《化錢吃吃喝喝送禮拉關係。》采購員的主要職責，就是到處去搞物資指標，這就非常考驗人的關係和手段了，這正是曹德旺的強項。】
為了搞到玻璃廠需要的各種指標，曹德旺每天泡在福州的溫泉澡堂，和全省各單位的采購員們聚會、交換信息和串換指標。【曹德旺每天泡在福州的溫泉澡堂】
曹德旺把藏在床底下的錢都拿出來搞關係，每天在澡堂請人抽煙喝茶吃東西，很快就和大家混熟了。【搞關係，每天在澡堂請人抽煙喝茶吃東西】
到後來，就沒有曹德旺拿不到的指標，甚至別的大單位搞不定的，都會來找他幫忙。如福建省物資廳困擾了好幾年的指標問題，就是曹德旺出馬幫忙解決的。【甚至別的大單位搞不定的，都會來找他幫忙。】
幫省物資廳跑指標時，曹德旺以物資廳采購員的身份常駐上海，又認識了全國各地的采購員們。最後，他這個小小的公社玻璃廠采購員，竟成為了國內物資界呼風喚雨的“大腕”。【曹德旺以物資廳采購員的身份常駐上海，最後，他這個小小的公社玻璃廠采購員，竟成為了國內物資界呼風喚雨的“大腕”。】
在曹德旺混得風生水起的同時，高山異型玻璃廠卻一直陷在困境。工廠從籌備到建設，整整用了三年，才開始試生產。又由於技術不過關，生產出來的產品，一直不合格，最後還是曹德旺出馬，從上海耀華玻璃廠請來了厲害的工程師，才解決了技術問題，開始正常生產。
【曹德旺混得風生水起】【一直不合格，最後還是曹德旺出馬，從上海耀華玻璃廠請來了厲害的工程師，才解決了技術問題，開始正常生產。】
生產的問題解決了，但是管理不善，銷售不力，高山廠依然是連年虧損。到1983年初，廠裏前後換了6個廠長，始終未能扭轉虧勢，眼看著就要倒閉。【依然是連年虧損。】
人民公社找到曹德旺，想讓他來承包工廠。【讓他來承包工廠。】
曹德旺其實一直都在等待這個機會。他向公社提出，可以承包，條件是工廠的經營管理要由他說了算。他可以每年給公社上交6萬元利潤。【曹德旺其實一直都在等待這個機會。】
當了承包廠長後，曹德旺用了兩招，讓廠子扭虧為盈。
在中國像魯冠球，曹德旺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因此，當今日的魯冠球曹德旺等私人企業家、成功的鄉鎮企業，和關心中國工業發展的人們在謳歌改革開放的偉大時，最好不要忘記毛澤東時代的基礎性和全域性的貢獻，對“文革”期間中國的實際發展，應該保持一份尊重和感激。魯冠球曹德旺們和今日鄉鎮企業發達地區，實際上是毛澤東時期公有經濟發展的直接受惠者。他們在取得一定成就後有責任回饋社會。當然，對過去曆史的強調，絲毫不影響對當代傑出民營企業家個人能力的肯定。
這裏順便談一下改革開放後進行的一場基層行政區劃的改革：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告別了《人民公社》之後，走資派複辟了幾幹中國農村舊有的鄉鎮和自然村的基層政權體係，解散了人民公社和生產隊黨政體係。固然，《人民公社》這一體係的確立，是毛澤東時代的農村集體化和人民公社化的產物。但到了走資派篡權複辟資本主義的後來，它本身已經沒有了毛澤東時代的《人民公社》的色彩，實際上和人民公社化之前的舊中國幾千年的農村鄉鎮政體已沒有太大的區別。
而改革開放後，它和現在的鄉鎮黨政體係已具有同樣的職責和性質；雖然走資派給《人民公社》掛了個“左”帽子，但並不影響到改革開放的進行。後來走資派基於為了徹底否定毛澤東時代一切被強加上的所謂“左”的內容，對人民公社黨政體係也隨之被強迫全部解散，取而代之的是鄉鎮黨政體係（按五十年代初舊中國幾千年的鄉鎮區劃，有的稱鄉，有的叫鎮)。這項改革所造成的嚴重問題被走資派特色中國的磚家叫獸學者和政府部門完全忽略。
第一個問題是工商業的巨大損失和集體經濟的流失。
在毛澤東時代的人民公社，建立了大量的社隊企業。由於公社改鄉鎮在行政區劃上發生變化，隨之帶來產業歸屬的問題，伴隨著人員的流動（因原來的企業領導和技術人員是幹部編製)，大量企業被關閉。
這類企業對於發達地區來說，或被私人承包，或發展壯大，對當地經濟造成的不良後果較小；但對於廣大內陸地區來說，這類企業則是當地工業化僅有的火種。一旦這些火種熄滅，對當地有限的工業資源幾乎是徹底地斷送。今天廣大內陸地區的就業不振，鄉鎮企業發展緩慢，與此難脫幹係。
第二個嚴重的問題是基層黨政人員總編製的膨脹。
公社改鄉鎮，基本是恢複解放初期舊中國原有的鄉鎮行政區劃，因此，這一改革導致鄉鎮政權單位增加了一半以上，後來有些太小的鄉鎮進行了合並，但筆者家鄉所在的山東菏澤地區所有縣的鄉鎮數量仍比原來的公社多。這為今日龐大的基層黨政編製埋下了伏筆。這是中國農民負擔過重和教育經費缺乏的主要負擔來源。
第三是資金和土地上的浪費。
在這種分家的過程中進行了大量的土木建設，耗資巨大(不少鄉鎮是以大集鎮為鄉鎮公所，但原來這裏沒有辦公室和家屬院，必須全部建新的)；而後來的合並又導致原來建設的房屋閑置，土地浪費，或不能充分利用。
可見，在毛澤東後時代基於對毛澤東的否定，進行了不少不理智的行為。這是令人痛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