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以後，美國外交史上有一個反複出現、卻很少被放在一起觀察的現象：一些處在共產主義或其他敵對力量最前線、並且長期依賴美國安全支持的盟友，在最危險的時刻，恰恰遇上了來自華盛頓的削弱、施壓或者撤退。而當我們繼續追問這些決定是誰作出的，又會發現一個不能輕易忽略的政治規律：在蔣介石、吳庭豔、南越、樸正熙時代的韓國以及巴列維伊朗這些案例中，推動政策改變的關鍵力量，多次來自民主黨總統，或者民主黨控製的國會。
這並不意味著這些盟友都是自由民主的典範。蔣介石、吳庭豔、樸正熙和巴列維各有嚴重問題；也不意味著這些國家後來發生的一切都可以歸因於美國民主黨。但是，外交政策判斷的真正問題從來不是“這個盟友完不完美”，而是：當你決定削弱這個不完美的盟友時，誰會取代他？
美國戰後外交最值得反思的地方，恰恰就在這裏。
一、第一幕：“誰丟掉了中國”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以後，中國國共內戰重新爆發。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屬於民主黨。美國並非完全沒有幫助國民政府，事實上戰後仍向蔣介石政府提供了相當規模的軍事、經濟和運輸援助。但是杜魯門政府同時派遣馬歇爾赴華調停，力圖促成國共停火和政治聯合，並在1946年暫停過對中國的軍火運輸。美國國務院保存的《美國外交關係文件》甚至專門將這一時期列為“suspension of arms shipments”，說明這並不是後來的政治傳說，而是真實發生過的政策。
美國當然有自己的理由。杜魯門政府認為中國內戰不能靠美國無限投入解決，蔣介石政府內部也確實存在嚴重的腐敗、通貨膨脹、軍事指揮和政治合法性問題。因此，不能簡單地說“隻要美國繼續援助，國民黨就一定能夠贏得內戰”。但是另一個問題同樣存在：美國是否嚴重低估了中國大陸落入共產黨控製之後，對整個亞洲力量平衡意味著什麽？1949年中共取得大陸政權以後，美國國內很快爆發著名的“Who lost China?”爭論。這場爭論之所以如此激烈，並不隻是因為美國“失去了一個國家”，而是因為短短一年以後，朝鮮戰爭爆發，中國隨後直接出兵，東北亞的戰略格局由此徹底改變。
我們無法證明“如果蔣介石守住大陸，朝鮮戰爭一定不會發生”。曆史不存在這種可以驗證的實驗。但是可以確定的是：1949年中國大陸共產化，使蘇聯、北朝鮮和後來參戰的中國在東北亞形成了一個完全不同於此前的戰略環境。因此，“誰丟掉了中國”並不是毫無意義的黨爭。它實際上提出了一個以後幾十年不斷重複的問題：美國為了避免支持一個存在大量問題的盟友，是否有時低估了這個盟友垮台以後出現的力量真空？
二、肯尼迪與吳庭豔：美國親手參與拆掉自己的支柱
如果說中國內戰的結果有大量中國自身因素，那麽1963年的南越就更加直接。吳庭豔不是美國理想中的民主政治家。他實行威權統治，家族政治嚴重，佛教徒危機又進一步損害了他的政治基礎。肯尼迪政府因此越來越不滿，希望南越出現一個更有效、更受歡迎的政府。問題是，美國最終做了什麽。美國官方曆史文件已經明確記載，肯尼迪政府對推翻吳庭豔的軍事政變給予了默許。吳庭豔隨後不僅被推翻，而且被殺害。美國並沒有直接下令處決吳庭豔，因此把這件事寫成“肯尼迪命令殺死吳庭豔”並不符合現有檔案；但說華盛頓為推翻這個盟友打開了政治綠燈，則有充分史料依據。
華盛頓顯然認為，換掉吳庭豔以後，南越會出現一個更有效率、更容易合作的政府。結果卻恰恰相反。吳庭豔死後，南越並沒有因此穩定下來，而是進入連續政變和政治動蕩。美國隨後越來越深地卷入越南戰爭。一個很難相處但能夠維持基本政治秩序的盟友被除掉了，而美國卻沒有準備好能夠真正替代他的政治力量。這恰恰是以後美國外交不斷出現的危險思維：隻看到現任盟友有什麽問題，卻把“推倒以後怎麽辦”當成第二個問題。
可在外交中，第二個問題往往比第一個更重要。
三、南越不是先輸掉戰爭，美國才離開
越南戰爭後來形成了另一種常見敘述：美國在戰場上失敗，國內人民厭倦戰爭，因此撤軍；南越失去美國保護以後自然垮台。這個敘述隻說對了一部分。1973年《巴黎和平協定》以後，美軍已經基本退出越南地麵戰爭。此時真正決定南越還能維持多久的，不隻是戰場，還包括美國是否繼續提供武器、彈藥、燃料和空中支援。而這時美國國會已經長期由民主黨控製。第93屆國會（1973—1975）眾議院有243名民主黨議員、192名共和黨議員；1974年水門事件後的選舉更使民主黨優勢大幅擴大，第94屆國會眾議院達到291名民主黨議員對144名共和黨議員。參眾兩院也都由民主黨掌握。
這不是一個無關緊要的背景，因為國會控製預算。福特政府為1975財年申請14.5億美元南越軍事援助，國會最終撥款隻有7億美元。美國國務院當時的內部評估非常嚴厲：這一水平可能使南越陸軍的總體能力降到1974財年的約40%，空軍降到約50%。這意味著什麽？意味著南越最後的失敗不能簡單描述成“戰場上打不過，所以美國不再支持”。更準確的順序是：美國先撤走主力作戰部隊，國內反戰力量隨後進一步限製美國重新介入的可能，國會又壓縮南越援助，最後北越在美國已經沒有政治意願重新參戰的條件下發動總攻。
南越當然存在腐敗、指揮失誤和內部政治問題，這些因素都不能忽略。但是一個長期按照美國軍事體係建立起來的國家，在彈藥、燃料、空軍零件和後勤體係突然大幅減少以後，其作戰能力下降也絕非偶然。所以1975年白宮主人雖然是共和黨總統福特，但如果僅僅以此證明“南越陷落與民主黨無關”，就忽略了美國憲政體係中最重要的一件事：總統能夠要求援助，真正決定錢能不能花出去的是國會。
四、美國國內反戰，改變了戰場上的計算
越南戰爭還有一個更深的教訓：民主國家的戰爭不僅在前線進行，也在國內政治中進行。到1970年代，美國社會的反戰情緒已經極其強烈。民主黨控製的國會不願繼續投入越南，美國政府內部文件甚至明確把持續的反越戰情緒列為外援支持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越當然能夠看到這些變化。因此，真正發生的並不是一個簡單的軍事過程，而是一個政治—軍事循環：戰爭拖延導致美國國內支持下降；支持下降導致援助和軍事承諾減少；承諾減少反過來改變北越對戰爭成本和美國重新介入可能性的判斷；這種判斷最終又影響戰場行動。
這就是為什麽僅僅用“美國打輸了越南戰爭”無法完整解釋1975年。美國真正輸掉的首先是繼續戰爭的國內政治意願。戰場上的結局隨後才發生。
五、卡特又把同一種問題帶到了韓國
1977年民主黨總統吉米·卡特上台以後，美國外交政策出現了一個非常明顯的變化：人權被提升為外交政策核心原則之一。美國國務院自己對卡特外交政策的總結毫不含糊：卡特拒絕繼續忽視美國盟友侵犯人權的問題，並且尤其對韓國、伊朗、阿根廷、南非等國施加壓力。
這個原則從道德上很容易理解。問題仍然是現實政治。韓國當時麵對的是擁有龐大軍隊的北朝鮮，而北方背後還有蘇聯和中國。卡特卻提出在四到五年內撤出駐韓美國地麵部隊。美國自己的外交檔案記錄得非常有意思：這一決定不隻是讓韓國擔憂，連東南亞盟友也開始懷疑，美國是不是又準備重複越南戰爭之後的撤退模式。美國官員在報告中記錄，有亞洲官員把這種擔憂概括成：先給盟友一陣援助，然後“walk away”。
卡特政府當然也強調，撤軍會是漸進的，美國仍會維持對韓國的安全承諾，並加強韓國軍隊裝備。因此，不能說卡特準備“放棄韓國”。([美國曆史網站][6]）但問題仍然值得追問：為什麽美國剛剛經曆西貢陷落不久，就再次向亞洲盟友發出了可能減少軍事承諾的信號？
亞洲盟友當時已經替美國回答了這個問題——他們擔心的從來不僅僅是韓國，而是美國是否正在形成一種外交模式。
六、巴列維：對盟友的缺陷看得很清楚，對後來者卻判斷失誤
伊朗可能是這種矛盾最經典的案例之一。巴列維國王統治下的伊朗絕不是自由民主國家。美國自己的情報和外交文件也認為，巴列維高度集中權力，壓製政治競爭。卡特政府因此把人權壓力施加到伊朗身上，這與卡特整個外交理念完全一致。美國國務院今天對卡特政府的曆史總結仍明確指出，其人權外交特別針對韓國和伊朗等盟國。
但這裏必須把曆史事實說清楚：現有證據並不能證明卡特“扶植霍梅尼”，也不能簡單地說卡特命令巴列維下台。伊朗革命有深刻的國內政治、宗教、經濟和社會原因，美國政府內部在革命期間實際上也存在嚴重分歧。
真正值得討論的是政策結果。一個雖然威權、但堅定親美、與美國安全體係高度合作的伊朗消失以後，接替它的不是一個更自由、更民主、更親西方的伊朗，而是霍梅尼建立的伊斯蘭共和國。革命成功幾個月後，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被占領，52名美國人被扣押444天。
因此，對卡特政策最有力的批評不是“他創造了伊朗革命”，而是：美國政府把大量注意力放在一個盟友為什麽不符合美國價值觀，卻沒有能力確保這個盟友倒台以後出現的製度會更符合美國的價值和利益。
從結果看，這顯然是一個極其沉重的戰略代價。
七、為什麽這種模式如此頻繁地出現在民主黨主導時期？
把蔣介石、吳庭豔、1970年代的南越、樸正熙時期的韓國和巴列維放到一條時間線上，就會發現一個值得認真研究的共同點：民主黨政治傳統中的一部分外交思想，更傾向於把人權、政治改革、反殖民、限製軍事介入以及降低海外戰爭成本放在外交政策的重要位置。
這些價值本身並非沒有正當性。問題在於，當這些原則麵對冷戰時期極其殘酷的現實選擇時，它們可能產生一種危險的政策偏差：對盟友的缺陷極其敏感，對敵人的性質卻容易采取一種更加樂觀的判斷；非常擔心支持一個威權盟友的道德成本，卻可能低估這個盟友垮台之後的戰略成本。
吳庭豔不是民主政治家，但他的死並沒有給南越帶來自由民主；巴列維不是民主政治家，但他的倒台也沒有給伊朗帶來自由民主；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存在嚴重問題，但中國大陸後來建立的製度顯然也不是華盛頓1940年代自由派所希望出現的西方式民主。
這才是這些案例真正令人警惕的共同點。“不完美”並不意味著替代者一定更好。外交政策尤其不能把這個最簡單的道理忘掉。
八、美國真正需要回答的問題
當然，這種曆史模式不能無限擴大。民主黨並不是美國每一次外交失敗的唯一責任方，共和黨政府也犯過嚴重戰略錯誤。尼克鬆推動美國從越南撤軍；美國後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長期戰爭也跨越兩黨政府。卡特本人還促成了埃及和以色列之間的戴維營協議，這是其外交生涯中公認的重要成果。
所以，曆史並不能支持一個簡單命題：“民主黨外交必然失敗，共和黨外交必然成功。”但曆史確實支持另一個更具體、也更值得追問的問題：為什麽在二戰以後美國若幹次最嚴重的盟友危機中，民主黨總統或民主黨主導的國會如此頻繁地成為削弱美國既有盟友政策的推動力量？
1946年的中國軍火暫停，1963年肯尼迪政府對吳庭豔政變的態度，1974—1975年民主黨國會對南越援助的削減，1977年卡特的韓國撤軍計劃以及對伊朗等盟友的人權壓力，並不是後來者為了黨爭拚湊出來的故事，而是可以在美國政府自己的曆史檔案中找到的政策記錄。
真正的曆史教訓因此並不是美國應該無條件支持任何一個自稱反共、親美的政權。盟友如果腐敗、殘暴、失去社會基礎，美國當然必須考慮風險。但在決定拋棄一個盟友以前，還有一個更加現實的問題必須回答：替代他的究竟是誰？如果答案不知道，或者答案可能是共產黨政權、伊斯蘭革命政權以及其他更敵視美國的力量，那麽“擺脫一個不完美的盟友”就未必是一種進步。它可能隻是把一個已經知道的問題，換成一個更大的問題。
回望過去八十年的美國外交史，蔣介石、吳庭豔、南越、樸正熙時代的韓國和巴列維留下的共同警告也許就在這裏：外交不是尋找完美朋友的道德競賽，而是在一個充滿不完美選擇的世界裏判斷，究竟哪一種結果對本國以及整個戰略體係代價更小。
一個大國最昂貴的錯誤，有時不是選擇了一個不完美的盟友。而是因為嫌他不夠完美，親手削弱了他，最後才發現，站在他原來位置上的人遠比他危險。
美國的盟友為何一再被民主黨拋棄
青海 (2026-09-16 07:47:58) 評論 (5)二戰以後，美國外交史上有一個反複出現、卻很少被放在一起觀察的現象：一些處在共產主義或其他敵對力量最前線、並且長期依賴美國安全支持的盟友，在最危險的時刻，恰恰遇上了來自華盛頓的削弱、施壓或者撤退。而當我們繼續追問這些決定是誰作出的，又會發現一個不能輕易忽略的政治規律：在蔣介石、吳庭豔、南越、樸正熙時代的韓國以及巴列維伊朗這些案例中，推動政策改變的關鍵力量，多次來自民主黨總統，或者民主黨控製的國會。
這並不意味著這些盟友都是自由民主的典範。蔣介石、吳庭豔、樸正熙和巴列維各有嚴重問題；也不意味著這些國家後來發生的一切都可以歸因於美國民主黨。但是，外交政策判斷的真正問題從來不是“這個盟友完不完美”，而是：當你決定削弱這個不完美的盟友時，誰會取代他？
美國戰後外交最值得反思的地方，恰恰就在這裏。
一、第一幕：“誰丟掉了中國”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以後，中國國共內戰重新爆發。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屬於民主黨。美國並非完全沒有幫助國民政府，事實上戰後仍向蔣介石政府提供了相當規模的軍事、經濟和運輸援助。但是杜魯門政府同時派遣馬歇爾赴華調停，力圖促成國共停火和政治聯合，並在1946年暫停過對中國的軍火運輸。美國國務院保存的《美國外交關係文件》甚至專門將這一時期列為“suspension of arms shipments”，說明這並不是後來的政治傳說，而是真實發生過的政策。
美國當然有自己的理由。杜魯門政府認為中國內戰不能靠美國無限投入解決，蔣介石政府內部也確實存在嚴重的腐敗、通貨膨脹、軍事指揮和政治合法性問題。因此，不能簡單地說“隻要美國繼續援助，國民黨就一定能夠贏得內戰”。但是另一個問題同樣存在：美國是否嚴重低估了中國大陸落入共產黨控製之後，對整個亞洲力量平衡意味著什麽？1949年中共取得大陸政權以後，美國國內很快爆發著名的“Who lost China?”爭論。這場爭論之所以如此激烈，並不隻是因為美國“失去了一個國家”，而是因為短短一年以後，朝鮮戰爭爆發，中國隨後直接出兵，東北亞的戰略格局由此徹底改變。
我們無法證明“如果蔣介石守住大陸，朝鮮戰爭一定不會發生”。曆史不存在這種可以驗證的實驗。但是可以確定的是：1949年中國大陸共產化，使蘇聯、北朝鮮和後來參戰的中國在東北亞形成了一個完全不同於此前的戰略環境。因此，“誰丟掉了中國”並不是毫無意義的黨爭。它實際上提出了一個以後幾十年不斷重複的問題：美國為了避免支持一個存在大量問題的盟友，是否有時低估了這個盟友垮台以後出現的力量真空？
二、肯尼迪與吳庭豔：美國親手參與拆掉自己的支柱
如果說中國內戰的結果有大量中國自身因素，那麽1963年的南越就更加直接。吳庭豔不是美國理想中的民主政治家。他實行威權統治，家族政治嚴重，佛教徒危機又進一步損害了他的政治基礎。肯尼迪政府因此越來越不滿，希望南越出現一個更有效、更受歡迎的政府。問題是，美國最終做了什麽。美國官方曆史文件已經明確記載，肯尼迪政府對推翻吳庭豔的軍事政變給予了默許。吳庭豔隨後不僅被推翻，而且被殺害。美國並沒有直接下令處決吳庭豔，因此把這件事寫成“肯尼迪命令殺死吳庭豔”並不符合現有檔案；但說華盛頓為推翻這個盟友打開了政治綠燈，則有充分史料依據。
華盛頓顯然認為，換掉吳庭豔以後，南越會出現一個更有效率、更容易合作的政府。結果卻恰恰相反。吳庭豔死後，南越並沒有因此穩定下來，而是進入連續政變和政治動蕩。美國隨後越來越深地卷入越南戰爭。一個很難相處但能夠維持基本政治秩序的盟友被除掉了，而美國卻沒有準備好能夠真正替代他的政治力量。這恰恰是以後美國外交不斷出現的危險思維：隻看到現任盟友有什麽問題，卻把“推倒以後怎麽辦”當成第二個問題。
可在外交中，第二個問題往往比第一個更重要。
三、南越不是先輸掉戰爭，美國才離開
越南戰爭後來形成了另一種常見敘述：美國在戰場上失敗，國內人民厭倦戰爭，因此撤軍；南越失去美國保護以後自然垮台。這個敘述隻說對了一部分。1973年《巴黎和平協定》以後，美軍已經基本退出越南地麵戰爭。此時真正決定南越還能維持多久的，不隻是戰場，還包括美國是否繼續提供武器、彈藥、燃料和空中支援。而這時美國國會已經長期由民主黨控製。第93屆國會（1973—1975）眾議院有243名民主黨議員、192名共和黨議員；1974年水門事件後的選舉更使民主黨優勢大幅擴大，第94屆國會眾議院達到291名民主黨議員對144名共和黨議員。參眾兩院也都由民主黨掌握。
這不是一個無關緊要的背景，因為國會控製預算。福特政府為1975財年申請14.5億美元南越軍事援助，國會最終撥款隻有7億美元。美國國務院當時的內部評估非常嚴厲：這一水平可能使南越陸軍的總體能力降到1974財年的約40%，空軍降到約50%。這意味著什麽？意味著南越最後的失敗不能簡單描述成“戰場上打不過，所以美國不再支持”。更準確的順序是：美國先撤走主力作戰部隊，國內反戰力量隨後進一步限製美國重新介入的可能，國會又壓縮南越援助，最後北越在美國已經沒有政治意願重新參戰的條件下發動總攻。
南越當然存在腐敗、指揮失誤和內部政治問題，這些因素都不能忽略。但是一個長期按照美國軍事體係建立起來的國家，在彈藥、燃料、空軍零件和後勤體係突然大幅減少以後，其作戰能力下降也絕非偶然。所以1975年白宮主人雖然是共和黨總統福特，但如果僅僅以此證明“南越陷落與民主黨無關”，就忽略了美國憲政體係中最重要的一件事：總統能夠要求援助，真正決定錢能不能花出去的是國會。
四、美國國內反戰，改變了戰場上的計算
越南戰爭還有一個更深的教訓：民主國家的戰爭不僅在前線進行，也在國內政治中進行。到1970年代，美國社會的反戰情緒已經極其強烈。民主黨控製的國會不願繼續投入越南，美國政府內部文件甚至明確把持續的反越戰情緒列為外援支持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越當然能夠看到這些變化。因此，真正發生的並不是一個簡單的軍事過程，而是一個政治—軍事循環：戰爭拖延導致美國國內支持下降；支持下降導致援助和軍事承諾減少；承諾減少反過來改變北越對戰爭成本和美國重新介入可能性的判斷；這種判斷最終又影響戰場行動。
這就是為什麽僅僅用“美國打輸了越南戰爭”無法完整解釋1975年。美國真正輸掉的首先是繼續戰爭的國內政治意願。戰場上的結局隨後才發生。
五、卡特又把同一種問題帶到了韓國
1977年民主黨總統吉米·卡特上台以後，美國外交政策出現了一個非常明顯的變化：人權被提升為外交政策核心原則之一。美國國務院自己對卡特外交政策的總結毫不含糊：卡特拒絕繼續忽視美國盟友侵犯人權的問題，並且尤其對韓國、伊朗、阿根廷、南非等國施加壓力。
這個原則從道德上很容易理解。問題仍然是現實政治。韓國當時麵對的是擁有龐大軍隊的北朝鮮，而北方背後還有蘇聯和中國。卡特卻提出在四到五年內撤出駐韓美國地麵部隊。美國自己的外交檔案記錄得非常有意思：這一決定不隻是讓韓國擔憂，連東南亞盟友也開始懷疑，美國是不是又準備重複越南戰爭之後的撤退模式。美國官員在報告中記錄，有亞洲官員把這種擔憂概括成：先給盟友一陣援助，然後“walk away”。
卡特政府當然也強調，撤軍會是漸進的，美國仍會維持對韓國的安全承諾，並加強韓國軍隊裝備。因此，不能說卡特準備“放棄韓國”。([美國曆史網站][6]）但問題仍然值得追問：為什麽美國剛剛經曆西貢陷落不久，就再次向亞洲盟友發出了可能減少軍事承諾的信號？
亞洲盟友當時已經替美國回答了這個問題——他們擔心的從來不僅僅是韓國，而是美國是否正在形成一種外交模式。
六、巴列維：對盟友的缺陷看得很清楚，對後來者卻判斷失誤
伊朗可能是這種矛盾最經典的案例之一。巴列維國王統治下的伊朗絕不是自由民主國家。美國自己的情報和外交文件也認為，巴列維高度集中權力，壓製政治競爭。卡特政府因此把人權壓力施加到伊朗身上，這與卡特整個外交理念完全一致。美國國務院今天對卡特政府的曆史總結仍明確指出，其人權外交特別針對韓國和伊朗等盟國。
但這裏必須把曆史事實說清楚：現有證據並不能證明卡特“扶植霍梅尼”，也不能簡單地說卡特命令巴列維下台。伊朗革命有深刻的國內政治、宗教、經濟和社會原因，美國政府內部在革命期間實際上也存在嚴重分歧。
真正值得討論的是政策結果。一個雖然威權、但堅定親美、與美國安全體係高度合作的伊朗消失以後，接替它的不是一個更自由、更民主、更親西方的伊朗，而是霍梅尼建立的伊斯蘭共和國。革命成功幾個月後，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被占領，52名美國人被扣押444天。
因此，對卡特政策最有力的批評不是“他創造了伊朗革命”，而是：美國政府把大量注意力放在一個盟友為什麽不符合美國價值觀，卻沒有能力確保這個盟友倒台以後出現的製度會更符合美國的價值和利益。
從結果看，這顯然是一個極其沉重的戰略代價。
七、為什麽這種模式如此頻繁地出現在民主黨主導時期？
把蔣介石、吳庭豔、1970年代的南越、樸正熙時期的韓國和巴列維放到一條時間線上，就會發現一個值得認真研究的共同點：民主黨政治傳統中的一部分外交思想，更傾向於把人權、政治改革、反殖民、限製軍事介入以及降低海外戰爭成本放在外交政策的重要位置。
這些價值本身並非沒有正當性。問題在於，當這些原則麵對冷戰時期極其殘酷的現實選擇時，它們可能產生一種危險的政策偏差：對盟友的缺陷極其敏感，對敵人的性質卻容易采取一種更加樂觀的判斷；非常擔心支持一個威權盟友的道德成本，卻可能低估這個盟友垮台之後的戰略成本。
吳庭豔不是民主政治家，但他的死並沒有給南越帶來自由民主；巴列維不是民主政治家，但他的倒台也沒有給伊朗帶來自由民主；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存在嚴重問題，但中國大陸後來建立的製度顯然也不是華盛頓1940年代自由派所希望出現的西方式民主。
這才是這些案例真正令人警惕的共同點。“不完美”並不意味著替代者一定更好。外交政策尤其不能把這個最簡單的道理忘掉。
八、美國真正需要回答的問題
當然，這種曆史模式不能無限擴大。民主黨並不是美國每一次外交失敗的唯一責任方，共和黨政府也犯過嚴重戰略錯誤。尼克鬆推動美國從越南撤軍；美國後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長期戰爭也跨越兩黨政府。卡特本人還促成了埃及和以色列之間的戴維營協議，這是其外交生涯中公認的重要成果。
所以，曆史並不能支持一個簡單命題：“民主黨外交必然失敗，共和黨外交必然成功。”但曆史確實支持另一個更具體、也更值得追問的問題：為什麽在二戰以後美國若幹次最嚴重的盟友危機中，民主黨總統或民主黨主導的國會如此頻繁地成為削弱美國既有盟友政策的推動力量？
1946年的中國軍火暫停，1963年肯尼迪政府對吳庭豔政變的態度，1974—1975年民主黨國會對南越援助的削減，1977年卡特的韓國撤軍計劃以及對伊朗等盟友的人權壓力，並不是後來者為了黨爭拚湊出來的故事，而是可以在美國政府自己的曆史檔案中找到的政策記錄。
真正的曆史教訓因此並不是美國應該無條件支持任何一個自稱反共、親美的政權。盟友如果腐敗、殘暴、失去社會基礎，美國當然必須考慮風險。但在決定拋棄一個盟友以前，還有一個更加現實的問題必須回答：替代他的究竟是誰？如果答案不知道，或者答案可能是共產黨政權、伊斯蘭革命政權以及其他更敵視美國的力量，那麽“擺脫一個不完美的盟友”就未必是一種進步。它可能隻是把一個已經知道的問題，換成一個更大的問題。
回望過去八十年的美國外交史，蔣介石、吳庭豔、南越、樸正熙時代的韓國和巴列維留下的共同警告也許就在這裏：外交不是尋找完美朋友的道德競賽，而是在一個充滿不完美選擇的世界裏判斷，究竟哪一種結果對本國以及整個戰略體係代價更小。
一個大國最昂貴的錯誤，有時不是選擇了一個不完美的盟友。而是因為嫌他不夠完美，親手削弱了他，最後才發現，站在他原來位置上的人遠比他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