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兩位中國籍數學家獲得了數學屆最高獎項 --- 菲爾茨獎的新聞，在華人世界引起巨大的反響，這個讓我重新開始關注一些很久沒有注意的話題，那就是CS發展的曆史，今天給大家分享一個我的偶然發現的有點傳奇的故事。
如果讓大家討論CS，在美國的絕對牛校，肯定會想到Stanford，CMU，UCB，MIT這些學校，但是當我們回顧美國CS教育的曆史，這些學校並不是最早提供CS博士學位的大學。
1965年6月7日，美國學術界迎來了計算學科史上的標誌性時刻：全美第一批計算機科學（CS）博士學位在這一天正式授予。令人驚歎的是，站在這個嶄新學科最前沿的曆史主角，既不是常春藤傳統的本土白人精英，也不是軍工巨頭的資深工程師，而是一位來自中國澳門的青年學者與一位身著傳統修道袍的天主教修女。
這一天清晨，歐文·唐（Irving C. Tang）在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完成了答辯流程；幾小時後，瑪麗·肯尼斯·凱勒修女（Sister Mary Kenneth Keller）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獲授博士學位。
回溯這場曆史交匯可以發現，華人群體與天主教傳統絕非計算世界的旁觀者；從最早的穿孔卡紙帶到今天的大模型與超級算力，這兩股力量在技術突破、學科奠基與倫理治理中始終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
我們先從華人視角來看，華人如何從CS拓荒先驅發展到全球頂尖智力與算力引擎
在公眾的普遍敘事中，華人在北美科技界的崛起常被簡化為20世紀80年代後的矽穀工程師潮或台灣半導體製造產業。然而，計算機發展史的真實脈絡表明，華人在計算科學初創之日，便已位列核心理論與教育的奠基者之中。
我們從CS理論的拓荒與學科奠基來看
在1962年普渡大學設立全美首個CS學位後僅三年，來自澳門的Irving Tang便拿下了全美首個應用數學與計算機科學博士學位，隨後回港主持香港理工學院數學係，成為東西方計算科學教育的早期橋梁。
在硬件尚未成熟的年代，哲學家與邏輯學家王浩（Hao Wang）在 20 世紀 50 年代利用計算機幾分鍾內證明了《數學原理》中的數百條定理，並提出了著名的“王氏瓷磚”（Wang Tiles），直接啟發了計算理論中圖靈機與非周期性平鋪的研究；2000 年，姚期智（Andrew Yao）憑借在偽隨機生成、密碼學及通信複雜度等計算理論領域的奠基性貢獻，榮獲計算機界最高榮譽，圖靈獎（Turing Award）。
而現在，華人儼然已經主導全球AI研發梯隊，根據美國計算研究協會（CRA）與保爾森基金會旗下智庫 MacroPolo 的長期追蹤數據，在 CRA 的Taulbee Survey統計中，美國高校授予的計算機科學博士學位中，非美籍學者（Non-resident Aliens）與亞裔學者常年占據 60% 至 70% 的極大比重，其中來自大中華區的留學生是最大的生源群體。
從全球頂尖 AI 人才庫來看，MacroPolo 發布的《全球人工智能人才追蹤報告》（Global AI Talent Tracker）顯示，在國際頂會（如 NeurIPS、ICML）發表論文的全球前 20% 頂尖 AI 研究人員中，約 38% 至 47% 本科畢業於中國高校；而在美國頂尖機構工作的頂尖 AI 學者中，近 38% 具有中國教育背景，幾乎與美國本土培養的學者比例持平。
華人也是很多高科技全產業鏈的領軍者，從掌控全球 AI 算力底座的英偉達（NVIDIA，黃仁勳）與超威半導體（AMD，蘇姿豐），到引爆深度學習視覺革命 ImageNet 的構建者、斯坦福大學以人為本人工智能研究院（HAI）聯合院長李飛飛（Fei-Fei Li），再到吳恩達（Andrew Ng）、李開複等先驅，華人科學家與企業家已經從最初的“代碼實現者”，全麵轉變為現代計算機硬件架構、基礎模型與產業生態的領軍力量。
在全球最大的前十家半導體企業，其中7家的CEO都是華人，這讓華人在半導體這個賽道，有著極大的話語權。
我們再從天主教視角，看看從中世紀文本索引到數字時代的倫理之錨
如果說華人群體以極致的數理功底和工程韌性充當了算力與算法的推進器，那麽天主教傳統則憑借千百年來對形而上學、文本邏輯以及人類尊嚴的探討，為計算科學注入了深刻的人文底色與倫理框架。
天主教很大程度上是人文學科計算與編程普及的先行者
早在 1949 年，凱勒修女拿到博士學位的 16 年前，意大利耶穌會神父羅伯特·布薩（Roberto Busa, SJ）便遠赴紐約說服了 IBM 創始人托馬斯·J·沃森（Thomas J. Watson），開啟了長達 30 餘年的《托馬斯·阿奎那著作全集索引》（Index Thomisticus）工程。布薩神父帶領團隊將 1100 萬個拉丁詞匯轉化為穿孔卡和磁帶數據，這不僅是全球首個大型可檢索數字語料庫，更被學界公認為計算語言學（NLP）與數字人文的開山鼻祖。
在人本教育和 BASIC 語言方麵，凱勒修女在達特茅斯學院參與了 BASIC 編程語言 的早期開發，並在克拉克學院（Clarke University）創立了全美最早開設本科計算機專業的院係之一。她極具前瞻性地指出：“計算機是人類大腦的延伸，應當普及給文科生、女性與所有普通大眾。”
天主教也主導了全球算法倫理（Algor-ethics）的推廣
隨著生成式人工智能和自主係統的爆發，天主教機構從宗教與哲學源頭，迅速轉變為全球技術治理與倫理準則的核心推動者：
2020 年，梵蒂岡宗座生命科學院牽頭製定並發布了《羅馬人工智能倫理倡議》（Rome Call for AI Ethics），聯合微軟（Brad Smith）、IBM、聯合國糧農組織（FAO）以及多國政府共同簽署，確立了透明度、包容性、問責製、公正性等六大核心原則，推動科技巨頭在算法開發初期植入人類尊嚴底線。
2024 年，教宗方濟各曆史性地出席在意大利舉行的 G7 領導人峰會並就 AI 作專題演講，成為首位在西方主要工業國首腦會議上係統闡述算法倫理（Algor-ethics）的宗教領袖，呼籲全球禁止在致命自主武器（LAWS）中使用不可控的算法決策。
天主教高校成為了AI倫理研究的重鎮，在矽穀腹地，耶穌會創辦的聖塔克拉拉大學（Santa Clara University）設立了著名的馬庫拉應用倫理研究中心（Markkula Center），常年為科技巨頭提供算法合規與工程倫理指導；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的科技倫理實驗室（Notre Dame-IBM Technology Ethics Lab）與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的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CSET），已成為全球技術政策與負責任 AI 研究的核心智庫。
半個多世紀前，1965 年 6 月 7 日清晨與午後的兩場博士學位授予，看似是曆史偶然的巧合，實則是科技演進深處的隱喻。兩者形成了曆史的回響，前者成為算力之翼與，後者打造價值之錨。華人的核心驅動力在於，數理根基、工程實現、算力基建與算法前沿，而天主教的核心驅動力在於人文主義、教育普惠、哲學思辨與算法倫理。
計算科學的演進從來不隻是冷冰冰的代碼與矽晶圓堆疊。華人學者與工程師賦予了它強大的計算效率、工程突破與前沿智能；而以修女、神父與教會大學為代表的傳統力量，則持續追問著技術的邊界與人類尊嚴的歸宿。算力之翼與價值之錨相輔相成，才共同塑造了當今數字文明兼具澎湃力量與人文溫度的完整圖景。
AI毫無疑問會成為人類發展曆史中最重要的技術底座之一，但是華人和天主教，兩個看似關聯不大的群體，各自在做出自己的貢獻，一個是加速向前的動力來源，另外一個是倡導算法倫理的全球力量，再過三十年，AI很有可能已經非常成熟，而且大概率已經影響到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麵麵，徹底改變了這個世界，那個時候，我們再回顧這段曆史，可能會有不同的感想。
馬克談天下(642) 修女移民與打孔卡：1965年美國首批CS博士的雙重傳奇
markyang (2026-08-11 13:00:41) 評論 (3)最近兩位中國籍數學家獲得了數學屆最高獎項 --- 菲爾茨獎的新聞，在華人世界引起巨大的反響，這個讓我重新開始關注一些很久沒有注意的話題，那就是CS發展的曆史，今天給大家分享一個我的偶然發現的有點傳奇的故事。
如果讓大家討論CS，在美國的絕對牛校，肯定會想到Stanford，CMU，UCB，MIT這些學校，但是當我們回顧美國CS教育的曆史，這些學校並不是最早提供CS博士學位的大學。
1965年6月7日，美國學術界迎來了計算學科史上的標誌性時刻：全美第一批計算機科學（CS）博士學位在這一天正式授予。令人驚歎的是，站在這個嶄新學科最前沿的曆史主角，既不是常春藤傳統的本土白人精英，也不是軍工巨頭的資深工程師，而是一位來自中國澳門的青年學者與一位身著傳統修道袍的天主教修女。
這一天清晨，歐文·唐（Irving C. Tang）在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完成了答辯流程；幾小時後，瑪麗·肯尼斯·凱勒修女（Sister Mary Kenneth Keller）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獲授博士學位。
回溯這場曆史交匯可以發現，華人群體與天主教傳統絕非計算世界的旁觀者；從最早的穿孔卡紙帶到今天的大模型與超級算力，這兩股力量在技術突破、學科奠基與倫理治理中始終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
我們先從華人視角來看，華人如何從CS拓荒先驅發展到全球頂尖智力與算力引擎
在公眾的普遍敘事中，華人在北美科技界的崛起常被簡化為20世紀80年代後的矽穀工程師潮或台灣半導體製造產業。然而，計算機發展史的真實脈絡表明，華人在計算科學初創之日，便已位列核心理論與教育的奠基者之中。
我們從CS理論的拓荒與學科奠基來看
在1962年普渡大學設立全美首個CS學位後僅三年，來自澳門的Irving Tang便拿下了全美首個應用數學與計算機科學博士學位，隨後回港主持香港理工學院數學係，成為東西方計算科學教育的早期橋梁。
在硬件尚未成熟的年代，哲學家與邏輯學家王浩（Hao Wang）在 20 世紀 50 年代利用計算機幾分鍾內證明了《數學原理》中的數百條定理，並提出了著名的“王氏瓷磚”（Wang Tiles），直接啟發了計算理論中圖靈機與非周期性平鋪的研究；2000 年，姚期智（Andrew Yao）憑借在偽隨機生成、密碼學及通信複雜度等計算理論領域的奠基性貢獻，榮獲計算機界最高榮譽，圖靈獎（Turing Award）。
而現在，華人儼然已經主導全球AI研發梯隊，根據美國計算研究協會（CRA）與保爾森基金會旗下智庫 MacroPolo 的長期追蹤數據，在 CRA 的Taulbee Survey統計中，美國高校授予的計算機科學博士學位中，非美籍學者（Non-resident Aliens）與亞裔學者常年占據 60% 至 70% 的極大比重，其中來自大中華區的留學生是最大的生源群體。
從全球頂尖 AI 人才庫來看，MacroPolo 發布的《全球人工智能人才追蹤報告》（Global AI Talent Tracker）顯示，在國際頂會（如 NeurIPS、ICML）發表論文的全球前 20% 頂尖 AI 研究人員中，約 38% 至 47% 本科畢業於中國高校；而在美國頂尖機構工作的頂尖 AI 學者中，近 38% 具有中國教育背景，幾乎與美國本土培養的學者比例持平。
華人也是很多高科技全產業鏈的領軍者，從掌控全球 AI 算力底座的英偉達（NVIDIA，黃仁勳）與超威半導體（AMD，蘇姿豐），到引爆深度學習視覺革命 ImageNet 的構建者、斯坦福大學以人為本人工智能研究院（HAI）聯合院長李飛飛（Fei-Fei Li），再到吳恩達（Andrew Ng）、李開複等先驅，華人科學家與企業家已經從最初的“代碼實現者”，全麵轉變為現代計算機硬件架構、基礎模型與產業生態的領軍力量。
在全球最大的前十家半導體企業，其中7家的CEO都是華人，這讓華人在半導體這個賽道，有著極大的話語權。
我們再從天主教視角，看看從中世紀文本索引到數字時代的倫理之錨
如果說華人群體以極致的數理功底和工程韌性充當了算力與算法的推進器，那麽天主教傳統則憑借千百年來對形而上學、文本邏輯以及人類尊嚴的探討，為計算科學注入了深刻的人文底色與倫理框架。
天主教很大程度上是人文學科計算與編程普及的先行者
早在 1949 年，凱勒修女拿到博士學位的 16 年前，意大利耶穌會神父羅伯特·布薩（Roberto Busa, SJ）便遠赴紐約說服了 IBM 創始人托馬斯·J·沃森（Thomas J. Watson），開啟了長達 30 餘年的《托馬斯·阿奎那著作全集索引》（Index Thomisticus）工程。布薩神父帶領團隊將 1100 萬個拉丁詞匯轉化為穿孔卡和磁帶數據，這不僅是全球首個大型可檢索數字語料庫，更被學界公認為計算語言學（NLP）與數字人文的開山鼻祖。
在人本教育和 BASIC 語言方麵，凱勒修女在達特茅斯學院參與了 BASIC 編程語言 的早期開發，並在克拉克學院（Clarke University）創立了全美最早開設本科計算機專業的院係之一。她極具前瞻性地指出：“計算機是人類大腦的延伸，應當普及給文科生、女性與所有普通大眾。”
天主教也主導了全球算法倫理（Algor-ethics）的推廣
隨著生成式人工智能和自主係統的爆發，天主教機構從宗教與哲學源頭，迅速轉變為全球技術治理與倫理準則的核心推動者：
2020 年，梵蒂岡宗座生命科學院牽頭製定並發布了《羅馬人工智能倫理倡議》（Rome Call for AI Ethics），聯合微軟（Brad Smith）、IBM、聯合國糧農組織（FAO）以及多國政府共同簽署，確立了透明度、包容性、問責製、公正性等六大核心原則，推動科技巨頭在算法開發初期植入人類尊嚴底線。
2024 年，教宗方濟各曆史性地出席在意大利舉行的 G7 領導人峰會並就 AI 作專題演講，成為首位在西方主要工業國首腦會議上係統闡述算法倫理（Algor-ethics）的宗教領袖，呼籲全球禁止在致命自主武器（LAWS）中使用不可控的算法決策。
天主教高校成為了AI倫理研究的重鎮，在矽穀腹地，耶穌會創辦的聖塔克拉拉大學（Santa Clara University）設立了著名的馬庫拉應用倫理研究中心（Markkula Center），常年為科技巨頭提供算法合規與工程倫理指導；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的科技倫理實驗室（Notre Dame-IBM Technology Ethics Lab）與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的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CSET），已成為全球技術政策與負責任 AI 研究的核心智庫。
半個多世紀前，1965 年 6 月 7 日清晨與午後的兩場博士學位授予，看似是曆史偶然的巧合，實則是科技演進深處的隱喻。兩者形成了曆史的回響，前者成為算力之翼與，後者打造價值之錨。華人的核心驅動力在於，數理根基、工程實現、算力基建與算法前沿，而天主教的核心驅動力在於人文主義、教育普惠、哲學思辨與算法倫理。
計算科學的演進從來不隻是冷冰冰的代碼與矽晶圓堆疊。華人學者與工程師賦予了它強大的計算效率、工程突破與前沿智能；而以修女、神父與教會大學為代表的傳統力量，則持續追問著技術的邊界與人類尊嚴的歸宿。算力之翼與價值之錨相輔相成，才共同塑造了當今數字文明兼具澎湃力量與人文溫度的完整圖景。
AI毫無疑問會成為人類發展曆史中最重要的技術底座之一，但是華人和天主教，兩個看似關聯不大的群體，各自在做出自己的貢獻，一個是加速向前的動力來源，另外一個是倡導算法倫理的全球力量，再過三十年，AI很有可能已經非常成熟，而且大概率已經影響到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麵麵，徹底改變了這個世界，那個時候，我們再回顧這段曆史，可能會有不同的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