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田機場的夜半“一笑哈”

一九九一年的夏末，當飛機在成田機場冰冷的跑道上落地時，舷窗外已是一片漆黑。

那是晚上十點。迎接我這個遲到了整整兩周的赴美留學生的，隻有一條寂靜的空曠廊道。所有的商店都早已關了門，卷簾門拉得嚴絲合縫，像一堵堵冰冷的鐵壁。在這個被譽為世界中樞的機場裏，此時的我，卻連一杯水、一包餅幹也買不到。饑餓夾雜著語言不通的茫然，在空蕩蕩的候機大廳裏被放大了。

我獨自坐在鋼質的長椅上，身邊是兩個死沉的、塞滿了鍋碗瓢盆 and 教科書的行李箱。兜裏攥著幾張薄薄的、被焦慮捏得變形的美元——在那個深夜，這幾張綠色的紙片買不來一口麵包，顯得如此無用而諷刺。為了這本護照，為了那張簽證，我在國內被整整拖了幾個月。蓋不完的公章、單位領導高高在上的刁難、摸不透的審查……眼看著美國的學校已經開學兩周，那種前途隨時可能化為泡影的焦灼，幾乎刮去了我半條命。當我終於離境時，成田機場的深夜，用它最冷清、最荒涼的一麵迎接著我。

就在我扯著幹裂的嘴角有些無奈的時候，命運卻在最冰冷的底色上，為我塗抹了一筆極其溫柔的亮色。

一個五十歲左右的韓國人走了過來。我那時在國內經常和外國人打交道，陪領導做過翻譯，考過了托福六百多分、GRE一千八百，我的英文與人交流問題不大。然而這位韓國老兄的英文實在夠嗆，我們倆雞同鴨講，連手勢帶比劃，交流得萬分艱難。可就是在這漏洞百出的蹩腳英文裏，他神奇地聽懂了我的絕境：這個中國年輕人，快餓暈了，卻找不到任何吃的。

他看著我，有些吃力地用英文擠出一句話：“我去買瓶可樂給你。”

他轉過身，走向了深夜裏那些我以為已經死寂的角落。過了一會兒，他遞過來一瓶可樂。那是一瓶在平時再普通不過的飲料，但在那一夜、在那張冰冷的長椅上，那一口帶著氣泡的甜，卻是我這輩子喝過最香、最治愈的東西。那一股冰涼的甜美順著喉嚨咽下去，衝散了心裏對未來所有的惶恐。現在想起來，我這一輩子總有貴人助力，哪怕在成田機場也不例外。可惜在倉促的轉機途中，我沒有留下他的聯絡方式，此去經年，再沒有機會謝謝他。

然而，溫情是短暫的。從午夜開始，直到清晨四點左右，成田機場的氛圍變得有些煩人。

當時正值日本極端分子毒氣襲擊的陰影籠罩全國，整個機場加強了安保。在這最深沉的夜裏，大廳裏不斷出現巡邏的日本警察。其實他們態度還好，並沒有刻意刁難，隻是迫於局勢，必須嚴格執行公務。期間，警察過來盤問並查驗了兩次護照。在這最需要休息的時候，這兩次例行檢查打碎了我本就脆弱的睡眠，讓人覺得十分煩躁和精疲力竭。

在警察檢查的間隙，天亮登機前，我去換了日元，在機場餐廳裏買了一碗普通的蛋炒飯。

那碗飯花了我大約十美元。坐在餐桌前，我吃得有點心疼。因為我算得清清楚楚，這十美元，折算下來正好相當於我當時在國內一整月的工資——那區區九十一塊錢的人民幣。這種現實的落差像一記重錘，讓我徹底清醒地意識到：我真的已經走出來了，我正在用一種幾乎破釜沉舟的代價，去賭一個未知的未來。

辦不下來又怎樣？卡了我半年又怎樣？拖到開學兩周又怎樣？有深夜沒水沒飯、有警察查過兩次耽誤睡眠、甚至吃一頓飯就要花掉一個月工資又怎樣？！

三十多年過去了，當如今的我在大洋彼岸的安穩歲月裏重新回首，那些在成田機場裏積壓的疲憊、饑餓、昂貴的蛋炒飯，以及那瓶可樂的餘香，似乎都找到了最終的落腳點。用聶紺弩先生的那首絕唱來為那一段歲月作個總結，再合適不過：

“牛鬼蛇神第幾車，屢同回首望京華。

曾經滄海難為淚，便到長城豈是家？

上有天知公道否，下無人溺死灰耶？

相依相靠相狼狽，掣肘偕行一笑‘哈……’”

那是二十年前，聶老和包於軌被一具冰冷的手銬鎖在一起、押往看守所時在屈辱與狼狽中留下的詩句。而一九九一年的我，雖然沒有戴上實體的鐐銬，但那幾個月的圍追堵截，以及成田深夜裏被不斷打碎的睡眠，又何嚐不是被時代的隱形手銬死死鎖住？“相依相靠相狼狽”，在這個寂靜、冷酷的世界裏，我和我的行李、我的遲到、我的疲憊，構成了最狼狽的同盟。

但那又怎樣呢？在吞下最後一口昂貴的蛋炒飯、轉身走向登機口的那一刻，我沒有哭，更沒有退縮。我隻是在心底，對著這荒謬又壯闊的命運，輕輕地發出了那一聲聶老式的冷笑：

“掣肘偕行一笑‘哈……’”

去向我的前途，去向我的遠方。任憑命運如何掣肘，我終究還是站在了這裏。成田機場的深夜與淩晨沒有攔住我，未來的路，也一樣攔不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