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刻苦的四年

我父親找了一個熟人，搭他的便車到衢州，再送我上火車。記得在衢州街頭，我第一次看到那麽多汽車，眼睛都忙不過來。好幾次差點走到車前，都是父親一把把我拉住，才沒有出事。

我肩上扛著箱子，手裏提著被子，走出火車站。站前聚集著不少迎接新生的高年級學生，有的站著招呼，有的坐在卡車上。我用還不太利索的普通話報出係科，很快就被接到了學校。就這樣，我成為了一名大學生。

剛入學時，我們住在學校印刷廠樓上的宿舍。全班連同走讀生共有109人，其中男生80多人，大部分男生都住在這裏。宿舍沒有隔間，一排排雙層木床整齊擺放。我睡下鋪，上鋪是宋慶。

我們的班主任是張文源老師，七四級工農兵學員畢業後留校任教，曾是上海下放到江西的知青。班長張廣源也是上海知青，團支書羅顛生入學前擔任大隊書記。班裏共分八個組，從入學一直保持到畢業，班上的各種活動基本都以組為單位進行。老三屆學生（大多已經結婚）基本上每組有三人；女生人數略少於老三屆，也差不多每組三人。我被分在第八組，組長是文後秋同學。

到了夏天，總算體會到了什麽是火爐。不隻是白天，晚上還要一樣的悶熱。我嚐試過在草席上灑水，但幾分鍾後就沒有了涼意。我也和同學一起上泊油屋頂睡過，睡之前澆了不少涼水，可地麵還是照樣發燙。就像烙餅一樣，上涼下熱。還有同學跑到廣場去睡過，結果早上起來，發現褲子被偷了。

七八十年代，放暑假都是在七月二十號左右，放假前的幾個學期是一年中最熱的時候。後來每年一到夏天，我都吃不好、睡不好，體重要掉十多斤。

寫了南昌的熱，也順便寫一下南昌的冷。第一年冬天我看到很多同學生凍瘡，我還覺得自己挺厲害。誰知第二年冬天我也沒能幸免。生凍瘡的手又紅又腫，還很癢，真不是滋味。我們讀初中、高中時也不能烤火，卻不會生凍瘡。按理說，南昌位於婺源以南，冬天氣溫應該不會更低。我一直想不明白，為什麽在南昌反而容易生凍瘡，也許與濕度較大有關。

我們在印刷廠樓上住了一個學期就搬到了第七宿舍。我們班都住在一樓，八組住在最西頭。每個房間住六人，三個雙層床，三張桌子，兩個箱架。三張桌子並排擺著，桌子的兩頭有抽屜。宋慶和我還是上下鋪。

上課的教室是一間寬大的階梯教室。開學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相對於老三屆同學，我有太多知識沒有學過，心裏非常著急。老師們因為多年後第一次麵對通過高考錄取的學生，也充滿了熱情，晚上常常主動給我們補課。老師晚上給學生補課的事一直延續的第二學年。

我熄燈後還曾打著手電筒繼續看書。大家還四處搜集全國各省的高考試題和其他複習資料，寄給仍在準備高考的親友。

期中考試時，我覺得數學題並不難，以為人人都會考九十分以上。我確實考了九十多分，卻不是“人人”。從那以後，我的數學成績便一直名列班級前茅。

一九七八年，江西師範學院還有一個校辦農場，叫白馬山農場。第二學期開學不久，正值花生收獲季節，學校組織我們到農場勞動。勞動持續了兩個星期，主要是收花生和榨花生油。榨油前還要經過炒花生、碾花生等工序。榨油時，我們還用剛榨出來的花生油炸饅頭吃。

我們住在一樓，蚊子比較多。期間還聽說班上一位女同學上廁所時被蛇咬了，好像不是毒蛇。勞動結束時，學校為大家加了餐，好像還準備了酒，大家吃得十分盡興。對我來說，那是一次比較愉快的經曆，也是我大學四年裏唯一的一次勞動。

我們也參加過軍訓，內容主要是列隊、走正步之類，最後還進行了真槍實彈的射擊。記得每人五發子彈，我打了四十環。

學校每年都會舉辦一次文藝會演，由各班準備節目，再以係為單位評出名次。數學係好像連續幾年都獲得了第一名，我們班的阮寶根同學是最大的功臣。阮寶根來自九江文工團，吹笛子、拉小提琴都十分出色，水平比音樂係的學生還高。但他更喜歡數學，因此從文工團考入了數學係。他被分在七組，宿舍就在我們隔壁。阮同學也是我見過的第一位高度近視的人。

學校有一個標準的田徑運動場。學校每年都會舉行一次運動會，數學係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但我對此毫無貢獻。大學前兩年有政治課和體育課，我的體育課大部分項目都是老師勉強讓我及格的。隻有中長跑是貨真價實的成績，因為從第二個學期開始，每天早上廣播一響，我就會到運動場跑上四圈（一千六百米）。南昌其他一些高校還會借用我們的運動場舉行校運動會。

此外，學校禮堂每個周末都會放電影。電影票由各班宣傳委員發給各個組。所放映的電影很有水準，基本上都是當時比較優秀的影片，其中也包括一些譯製片。我至今還記得《追捕》《望鄉》《大篷車》《流浪者》《摩登時代》等影片，國內新上映的一些優秀影片也能夠看到。

我們的夥食費是每月十四元五角，三十五斤糧票。每個月，這些錢和糧票都會換算成飯票和菜票，由生活委員發到每個同學手中。飯票按每斤一角七分計算。家庭經濟比較困難的學生，每月還能領到幾元錢的助學金。助學金的等級由各組評定，我好像沒有拿到最高一檔，當時還覺得挺委屈。其實大多數同學手頭都比較緊，也都覺得自己最困難。

食堂早上供應黑饅頭和稀飯。饅頭每個收一兩飯票和二分錢菜票。平常的菜沒有肉，油水也不多，每份大約一角錢。每個星期各有一次早餐和晚餐加餐，是同學們最盼望的。加餐時另發加餐票，每人憑票供應一份。早餐加餐是三個肉包子，晚餐加餐是紅燒肉。包子每個好像收一兩飯票和五分錢菜票；紅燒肉每份兩角錢。

吃包子的第二天早晨，總會有人提前去排隊，希望買到頭一天剩下的包子。吃紅燒肉後的下一餐，也有很多人提前去排隊。

放假時，學校會把假期的夥食費折合成錢和糧票發給我們，這樣，回家的路費也就有了。寒假不到一個月，但那時路費便宜，火車還可以憑學生證買半票，折發的夥食費也基本夠回家的路費；暑假有一個多月，夥食費當路費就綽綽有餘了。火車票和汽車票加起來還不到十元，在景德鎮住一晚，好像也隻要幾角錢。當時的旅店大多是多人間，被子也不會天天更換，但也沒聽說誰因此得了皮膚病。路上吃的，就是出發前在食堂買的黑饅頭。

學校發生過兩起令人痛心的意外事故。

第一件事發生在我們的第一個學期。鐵路就在學校旁邊，我們去市區的第四交通路，需要穿過鐵路。一天晚上，三位同學去看電影。他們穿越鐵路時，沒有注意到迎麵駛來的火車。據說，走在前麵的僥幸通過了鐵軌，走在後麵的看到火車後停住了腳步，走在中間的那位來不及躲避，當場被火車軋死。

後來，食堂又發生了一起悲劇。一位學徒工在操作和麵機時，不慎被機器絞了進去，最後窒息身亡。按理說，如果當時有人在旁邊及時關掉機器，也許悲劇可以避免，但具體情況我們並不清楚。那位學徒工平時對學生的態度不太好，事後聽說，有些學生流露出幸災樂禍的情緒。

對我的世界觀產生第一次重大衝擊的，當屬馬康年事件。

在這之前，先有“兩個凡是”，後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兩個凡是”是華國鋒於一九七七年初提出的。但在我看來，此後的一係列政策實際上並沒有完全遵循“兩個凡是”，例如我所經曆的教師培訓、擔任中學教師，以及恢複高考等。我一直認為，“兩個凡是”更多是為了安撫毛澤東的追隨者，畢竟剛剛被抓捕的“四人幫”中，還有毛的妻子江青。

隨後，又出現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這是鄧小平一派為突破“兩個凡是”而提出的。當時大學裏雖然還有勞動、軍訓等活動，但政治氣氛已經比過去寬鬆得多，學生開始有了自由選舉的機會。馬康年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走上了競選講台。

馬康年好像是曆史係七七級的，在一九七八年的第二個學期，他主動出來競選東湖區人大代表。我們學校屬於東湖區，有一個人大代表名額。代表官方參選的是何小平。馬康年能說會道，在大教室裏進行過幾次演講和辯論。我記得，他當時還公開批評了“兩個凡是”，並對即將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寄予厚望。不出意外，馬康年最終當選為東湖區人大代表。

然而，這種寬鬆的政治氣氛並沒有持續多久。一九七九年，鄧小平提出了“四個堅持”，言論空間開始收緊，北京西單民主牆也隨後被關閉。馬康年受到處分，至於他的人大代表資格是否也被取消，我已經記不清了。官方候選人何小平後來則留校工作。當時，我和班主任閑聊時表達了自己的不滿。

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共產黨領導下所謂的“言論自由”並沒有製度上的保障。馬康年的競選完全符合當時的法律和程序，也得到了官方的認可，但最後仍然可以因為政治風向的改變而受到處分。那時我開始思考，“四項基本原則”與“兩個凡是”究竟有什麽本質區別？在我看來，它們更多隻是不同政治力量在不同時期提出的政治口號。

現在看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也是錯誤的。人的實踐是非常有限的，很多真理是無法用實踐去檢驗的，而是要用信心或者理性的思考接受的。數學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數學理論無需經過實踐便可以通過嚴密的邏輯證明成立，並成為現代科學發展的基礎。人類的發展，無論是科技方麵，還是人文、法律方麵，往往都是先接受“真理”，然後通過實踐去實現它。

在我的同學中，我的上鋪宋慶值得多花一點筆墨。宋慶是我們組唯一不是來自農村的同學，家境也比較寬裕。他在數學課程上沒有下太大的功夫，除了上課和完成作業，其餘時間幾乎都在閱讀文學名著。用他自己的話說，圖書館裏的文學名著都快讓他看完了。他讀書時還會認真做筆記。我們也偶爾聽他談論讀過的作品，比如《基督山伯爵》。他還說過，毛的大部分詩詞都是抄的。我回國時聽說，他是某家（或多家）數學雜誌的著名寫手。這倒不令人意外。憑他紮實的數學專業訓練，加上深厚的文學功底，成為數學雜誌的優秀寫手幾乎是必然的。

有一次，好像是在冬天，我來了客人，宋慶正好不在。客人睡我的下鋪，我便睡到他的上鋪。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那種又軟又暖和的被子，至今印象深刻。

上了大學之後，回家也更受人重視了。過年時，大多數人家都會相互請客。因為我父親在外工作，和其他在外工作的人互相請客，也算是禮尚往來，隻要他們回鄉過年或探親。以前我去請他們時，怎麽請都請不來，非得我父親親自去請不可。我上大學以後，就可以輕鬆把他們請來了。

大概是上大學的第二年，我們村一戶人家的餘屋落成，請了兩桌客人。上桌坐的是師傅和自己人，我也被安排到了上桌。不知是誰提議，每個人都必須把杯裏的酒喝幹，整桌人才倒下一杯，否則就得鑽桌子。喝到第二杯時，主人的女婿便鑽了桌子。其他人都硬撐著，我也是。後來聽說，那一桌喝掉了七瓶白酒，雖然並不是絕對平均，因為另外還給兩位師傅各敬了幾杯。那一桌實際上隻有七個人喝酒，我至少也喝了七八兩。那種走起路來輕飄飄，沒有頭疼，也沒有嘔吐，卻總想不停抽煙的感覺，一生中隻有那一次。

暑假去看望祖母及叔叔們，也順路看望我媽的嬸嬸“炳蘭婆”。炳蘭婆家對麵的男主人給我拿來一蝶剛成熟的李子。這也是我第一次吃到成熟的李子，覺得非常好吃。以前也見過李子，都是沒等到成熟就被摘光了，沒成熟的李子很澀嘴。吃李子倒不一定與我考上大學有關係。他們的兒子江觀林後來也考取了大學（或是中專），我們保持來往了一段時間。我回國時還見過他。

再回到學習。考試時，我經常是第一個交卷，卻很少拿到100分。我丟三落四，考試時總會忽略幾個容易的細節。從初中開始一直如此，直到今天做一些事情時還是這樣。

我之所以總是第一個交卷，一方麵的確是做完了，也檢查過，自認為沒有問題；另一方麵，是不喜歡別人抄我的試卷。老師監考通常不會太嚴，我的試卷被旁邊的人抄是常有的事。大家都是同學，甚至還是同組，不好拉下麵子，隻好早早交卷。

我的考試也不是每次都一帆風順，也經曆過兩次滑鐵盧。

一次是微積分期末考試。考題要求證明一個定理。我向來不喜歡背書，隻喜歡做題，而那個定理的證明恰恰是我沒有掌握的部分。那個證明占了二十分，那次我隻考了七十多分。考完以後，老師最後還是給了我優秀，並特意安慰我，讓我不要放在心上，暑假好好休息。

另一次的代數考試更慘。我做題一般都是一、二、三、四、五這樣順著來。前麵有一道題是求一元三次方程的根，不是那種通過分解因式就能解的方程，而是需要一步一步地死算。我做了幾遍，結果都不一樣，時間全耗在這道題上了。直到老師提醒考試時間快到了，我才決定放棄。看到後麵的題目全都會做，可就是沒有時間寫了。那次隻考了六十幾分，老師最後也還是給了我優秀。

我也有幾次讓老師印象深刻的時候。一次高等幾何考試，又是考定理的證明。我還是沒有記住書上的證明，但這一次沒有被難住，而是用另一種方法把定理證明了出來。改卷老師顯然很驚訝，還把這件事告訴了其他老師。以至於多年後我回國與老師們聚會時，還有老師在飯桌上提起這件事。

我的老鄉詹誌春老師，是七六級的班主任。他逢人便說我讀書如何厲害。有婺源老鄉來找他時，他基本上都會叫我過去一起吃飯。我第一次喝醉酒，就是在他那裏。後來他改行從事行政工作，每當我需要他幫助時，他總會伸出援手。直到今天，我們仍保持著良好的關係。

也正因為詹老師的宣傳，他班上的學生丁樹良有一次遇到一道不會做的數學題，便通過他來請教我。後來，我和丁樹良也成了摯友。

大概是一九八〇年，係裏把胡克先生從奉新請了出來。胡老師原是陳建功的學生，而陳建功是與蘇步青齊名的老一輩數學家。胡老師五十年代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奉新老家放牛。來到係裏後，他先選了幾位老師（林金榕、翟宗珊、鄧聲南），指導他們開展研究。他們發表文章時，就署名“林宗南”。

幾乎與此同時，另一位曾被打成右派的倪國熙老師也來到係裏。四年級時，胡老師和倪老師為我們班和七八級合開選修課。胡老師講《數學分析》，倪老師講《線性代數》。《線性代數》我沒有正式選修，隻是旁聽。他們開設選修課的目的，是想挑選幾位研究生。

《線性代數》的第一次考試，也是期中考試，隻有兩個人及格：旁聽的我，以及七八級的張和平。我好像考了六十多分，張和平可能是八十多分。

在《線性代數》課上，還有一件事至今讓我有些不能釋然。一次，倪老師在黑板上出了一道題，讓大家思考。我很快就做出來了，便把解法告訴了旁邊的一位同學。等倪老師問誰做出來了時，那位同學第一個舉起了手。

正式選修的《數學分析》，考試成績我倒沒有什麽印象了。胡老師給我們上課的時候，招了一位研究生，名叫葉中秋。葉師兄是文革前的大學畢業生，為人非常忠厚。後來，胡老師又從我們當中挑選研究生，我和另一位同學被他“看上了”。

在大學四年級的那段時間裏，我有時候做夢都能解題。真正體會到了徐遲在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中對陳景潤的一些描寫。快畢業時，我順理成章地報考了胡老師的研究生，並被錄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