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師之女——映芳回憶錄

昆明 來到了昆明以後，因為家家的行李輜重還在途中。雲南省總工會安排我們住省工會招待所。第二天省工會又安排車輛送我們去安寧縣到訪天下第一湯，安寧溫泉泡澡。第三天又派車派人陪我們到白魚口省工人療養院參觀，並順路遊玩了位於滇池邊的龍雲別墅，在那座僅用石頭壘成的石房子後邊，我們都拍了紀念照。後來又在附近餐館裏品嚐了從滇池水裏現打上來的鯉魚烹飪。 來到昆明第四天，我們從北京下放來的五人都分配了工作，正式上班。梅村成為雲南省工會機關刊物《雲南工人日報》報社主編，正科出任編委會編委，郭桑是編輯，我與許肇惠一同分到通聯組，負責與各地通訊員的通信聯絡工作。 結果，禍不單行，福不雙降。在省工會《雲南工人日報》社工作不到兩個月，1957年12月中旬，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也開始精簡機構，下放幹部了！ 我，又一次麵臨下放。 雲南省省委召開省級機關幹部大會，由省委書記馬繼孔作了動員報告。號召全省幹部積極響應黨中央的號召，下放到基層去，到農村去，到最艱苦的地方去。那裏有廣闊天地，農村是鍛煉幹部的好地方，等等，等等。 馬繼孔動員報告會後，省級各機關部門組織了幹部討論。我們雲南工人日報編輯部，有幾個年輕記者，編輯就想不通。吳啟幹，曾發璽，等幾人甚至提出意見，反對幹部下放。因為, 他們認為：叫幹部下去當工人，當社員，是浪費人才。而且，一年後，就停發工資，靠生產隊的工分生活，這顯然脫離了現實。因為，幹部下基層後，城裏的家庭怎麽辦？如何安排？家中年邁父母由誰照看，由誰贍養？這些實際困難怎樣克服？ 我因為有了前不久整風反右的經驗教訓，知道了“開口是銀，閉口是金”古訓！曉得了“槍打出頭鳥”的人心險惡！整個討論期間，一言不發，以免被人抓小辮子，秋後算賬。 許肇惠因為有三個孩子，然後，梅村又是老幹部，在報社編輯部任主編，要起帶頭作用。所以，她自動申請退職，回家去當全職家庭婦女。要知道，在中國當一個家庭婦女，非但沒有了工資，以後更是沒有了退休金可拿哦！犧牲可謂不小。 吳啟幹，曾發璽，張文英，唐禮洵等幾人，因反對幹部下放，提出各種各樣困難，最終還是難逃下放一劫，分別被下放到了昆明鐵路局和昆明火柴廠當了工人。我和同報社安吉玉，還有省工會的機關幹部，文紀律，李旭久，唐熙民，嚴某某     等五人，則被下放至晉寧縣人民公社當了農民。好聽的說法，那時不叫農民，叫社員。 我這時才明白什麽叫做下放，什麽叫做懲罰！ 五十年代，一般幹部思想都單純，都把下放，把到基層去，到祖國最艱苦的地方去，視為與有榮焉的光榮事業。 我們在北京工作生活了三年多時間。說老實話，我們對於北京沒有什麽好留戀的。一是北京氣候不好，夏熱冬寒。室內室外溫差大。冬天容易感冒。二是春天風沙太大，大氣環境汙染嚴重。從內蒙古刮來的風沙，叫人受不了。人們春天出門，都用紗巾蒙著臉，以防沙子進入眼睛，口鼻。室內的灰沙一天不掃，僅桌椅上就是肉眼可見一層沙灰。三是消費高，許多副食品都要靠外省調入，生活水平較之一般城市要高得多。 有了以上三個致命傷，再加上反右鬥爭高壓下我個人處境的窘況。我個人認為：北京乃非適於人類居住的地方。所以，聽說要下放，要離開北京，我本人心裏並沒有什麽舍不得。反倒是積極行動起來，收拾行李，整裝待發。 1955年從漢口調到北京，我們是才組建的小家庭，特別是兒子醫療事故夭折後，我們甚至一件家俱都沒有添置，留下帶不走的無非是些爐灶，鍋碗瓢勺之類。我兩夫妻行李也就：兩口箱子，兩床棉被而已。這次從北京到雲南，搬家就不簡單，損失了除了無法帶走的爐灶，鍋碗瓢勺之外，還有嬰兒床，櫥櫃，飯桌，座椅，甚至棉大衣！何波向我們推介說：昆明四季如春，厚棉衣大棉襖的根本穿不上。所以，我把當時180元，這還是56年工資提了一級，我用補發的工資特別訂做的，僅在北京穿了一個冬天的毛呢大衣，現在，為了輕裝上路，90元就賤賣了，足足半折！正科在沈陽駐站期間買的老羊皮大衣也賤賣了。當時，一百元買的，現在僅賣了三十元！王延穿的棉猴大衣，十八元買的隻賣了九元錢！其它櫥櫃，飯桌，小孩床，爐子，鍋碗瓢勺，全部送人。鄰居王大媽跟我關係好，我送她了很多東西。柳在全國總工會當保育員，我也送她幾件連衣裙還有皮鞋。可見，古人所言非虛：搬家三次，如遭火焚一次。 然而，現在又麵臨雲南工人日報討論下放人員名單。這時，我才醒悟：所謂下放就是變相的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