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周恩來總理為我平反
轉機終於到了，7月29日中共北京新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首都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奇怪的是，票子發下來時，學校卻指定有我一張。
這是我第一次踏進人民大會堂，盡管係裏指定兩人一路上看守著我，也絲毫改變不了我興奮的心情。
大會莊嚴地開始了，原來是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作檢查，其內容是一致的：對文化大革命理解不深、貫徹不力，老革命碰到了新問題。工作組把一大批學生打成反革命，犯了方向性錯誤，責任不在下麵而在上麵……
盡管在這之後，不少人批判他們檢查不深刻，但在當時，已足以使我感動之至。尤其是當周總理講到“今天的大會，中央特地決定要那些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的學生參加，向他們表示道歉”時，我已經完全忘卻了挨整的痛苦，內心充滿了對黨、對毛主席的感激和熱愛。
會議結束前，毛主席健步登上主席台。和其他首長相比，他顯得那樣高大、威武。他沒有講話，隻是頻頻向大家招手、點頭，他的出現無疑是對本次大會的肯定，會場氣氛達到了高潮。喊聲、歡呼聲交織在一起，許多人一邊擦著眼淚，一邊喊著“毛主席萬歲！”
會議結束回學校時，守在我兩邊的“崗哨”自動撤了。我恨不得一步趕回學校，盡早向同學們報告這一喜訊。
頃刻，清華園裏再次出現了沸騰的場麵。當晚，王光美在清華園七飯廳親自掌勺給學生們打菜，做出了承認錯誤的姿態。
這天晚上我們徹夜未眠，焊零班《叛逆者戰鬥隊》十七人乃至更多的人聚集在七號樓男生宿舍裏議論著，歡呼著。
我知道，如果沒有毛主席，我們會和曆史上的“右派分子”一樣，被王光美工作組定為“反動學生”、“反革命”，由此斷送了我們的一生。是毛主席、黨中央把無數一心一意跟著黨中央鬧革命的青年學生解救了出來。
我生平第一次嚐到了苦盡甘來的味道，當時我滿以為毛主席糾正了黨中央某些領導人的錯誤，給受冤屈的學生平了反，我們的災難就結束了，一切就都恢複原來的樣子了，哪裏會料到等待我們的仍然是風風雨雨、坎坷與泥濘以及二十年來漫長的審查。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8月5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大院貼出了《炮打司令部 —— 我的一張大字報》，矛頭直接指向了劉少奇。大字報傳出後，轟動了清華、北大，北京乃至全國。
此時清華大學被打成反革命的人都在予以平反，冶金係工作組毫不猶豫地向我們承認了錯誤，請求我們諒解，我們也誠心誠意地原諒了他們，他們畢竟都是好人，是執行上麵命令的。
周赤萍—— 這個十三歲就參加紅軍的開國將軍，特地來到冶金係找到馬小莊，誠懇地向他賠禮道歉，請求他原諒。
之後周赤萍又找到我，他對我說：
“前一階段讓你受了不少委屈，我代表學校工作組給你平反，向你道歉。”又說：“咳！說真的，我們整你真是不應該，昨天我看了你的檔案，才知道你是陳風翔的女兒，對你爸爸，我十分熟悉。”
他看我愣住了，便得意地笑了，接著說：
“你不知道吧，我以前一直在東北空軍政治司令部任政委，你爸爸是專門給我和司令員做小灶的廚師呀，他手藝實在好，人也特別忠厚。我們對老陳都非常好，哪曾想到你是他女兒啊！咳，我真是昏了頭、整錯了人，向你道歉！也向你爸爸道歉！你給家裏寫信時一定替我向你爸爸問個好！”
“哼，整錯了人！就因為認識我爸爸，就不該整我，難道不認識我爸爸就該整我嗎？”我忿忿地想，但望著他那花白的頭發，想想他畢竟是老革命，是我軍的高級將領，一生戎馬，南征北戰出生入死，我默默地點了點頭。
爸爸的獎狀 能獲得軍功獎的廚師還是很少見的
全校唯有蒯大富的平反最為費勁，因為他直接觸動了王光美。
8月4日，正值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之際，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們兵分兩路，分別開赴清華、北大，宣講文化大革命，為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學生再次平反。
周恩來、陳伯達、董必武、鄧小平、王力等人來到清華，在東大操場召開了全校大會，周恩來、陳伯達等人講了話。周恩來特地點了蒯大富的名，為他平反。
會議從8月4日晚8時一直開到第二天淩晨2時，在8月5日拂曉到來之際，周恩來總理鄭重宣布：“清華大學新生了！”
8月5日，周赤萍再次來到我們冶金係，在全係大會上作檢查。
8月8日，黨的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在這個中共中央發出的曆史性文件中規定：
“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文件中說：“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
這次全會選舉了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林彪名列第二。
8月10日傳來通知，說周總理要在人大會堂接見清華大學的陳育延、唐偉、陳繼芳和段雲富四名學生。
此前，陳育延（中共中央中聯部辦公廳主任陳華之女）、唐偉（烈士子弟）二人發起成立的“八·八”串聯會大膽提出要和工作組辯論，要給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的學生平反，要揭開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的蓋子，一時間在清華園很受擁護。
我們下午四點多鍾到達人大會堂，心情一直不能平靜。工作人員對我們說，周總理讓我們先吃飯，然後再談話。在大會堂明亮的餐廳裏，我們由總理辦公室的一位領導同誌陪同吃飯。他告訴我們，總理非常忙，就在此刻，他正在接見一個非洲代表團，那位領導同誌代表總理讓我們吃飽、吃好。
飯後，我們來到江蘇廳，工作人員遞過紙、筆，讓我們填寫姓名、年齡、家庭等自然情況。剛剛填好，總理就大步走進來了。他上身穿著天藍色短袖的確良襯衫，下身穿著灰色嗶嘰褲子，腳上穿著布鞋。沒有我在銀幕上看到的那麽魁梧，但卻顯得格外慈祥、溫和。
當他握住我的手時，工作人員在旁邊介紹著我的名字和他們掌握的內部資料，我感到一股暖流流遍我的全身。
大家坐好後，總理說：
“對這場文化大革命，我們都準備不足，認識不夠，所以領導不利。這場文化大革命關係到我們國家的前途、命運，我們必須緊跟毛主席到大風大浪中去鍛煉自己，要活到老，改造到老。”總理還說：
“聽說前一段你們吃了不少苦，我代表黨中央、毛主席問候你們，對你們其中被打成反革命的，我代表黨中央給你們平反。”
總理逐個問了我們的情況，問到我時，很仔細，父母兄弟姐妹的情況也全問到了。我想也許因為那幾人都是幹部子弟，也許因為隻有我被工作組打成了反革命。
總理對我說：
“你出身工人家庭很好嘛！但是可不要有自來紅思想啊！你們班上有多少出身勞動人民家庭的？”我說：有二十個。
“占百分之多少？”
“占百分之六十多呢！”
總理說：“比過去好多了，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以後，我們注意了要增加勞動人民子弟的比例。當然嘍，我們是有成份，但不唯成份論。我就出身剝削階級家庭，但我背叛了它嘛！”總理還叮囑我說：“你可要把班上其他成份出身的同學團結好喲！”
我說：“我們戰鬥隊裏就有兩個出身資產階級家庭的同學，我們都團結的很好。”總理滿意地點了點頭。
談話進行了一個多小時，最後周總理鼓勵我們說：
“你們要聽毛主席的話，曆史證明偉大領袖毛主席是英明的、正確的，我們都不如他，所以我們都要緊跟毛主席的戰略部署。”
我們懷著激動的心情離開了人民大會堂，總理那溫暖的手一直溫暖著我的心，燃燒著我的心。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和周恩來總理一起談話，目睹了他的風采，看到了他那顆忠於人民、忠於黨、竭力維護毛主席的一片赤膽忠心，這一直激勵著我前進。
這次接見還使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再高的領袖、再神秘的人物不過都是凡人，之所以傳奇，是因為沒接觸、不了解罷了。這使我在日後也許要比同齡人聰明一些，看穿了一些事物，不再盲目崇拜什麽。
由於清華園對蒯大富的平反問題一直爭論不休，8月21日周總理冒雨第二次來到清華園，再次宣講文化大革命，為被打成反革命的學生平反。在東大操場上，周總理站在露天主席台上講話，旁邊有人過來為他打傘，總理輕輕地推開了他們，說：
“我們要跟著毛主席到大風大浪中去鍛煉自己！”
頓時台上、台下，一把把雨傘全都收了起來，大家分不清臉上是雨水還是淚水。總理說：
“毛主席派我負責清華大學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清華大學的運動至今還不能健康發展，我是有責任的。今後，你們有什麽問題盡可以找我反映。”
歡呼聲、口號聲響成一片，在結束近一個小時的講話之前，總理說：“最後，我來指揮大家唱個歌好不好？”說著，他揮舞著右臂，單手
打著拍子，指揮著激昂的人群，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這首風靡一時
的革命歌曲。
全清華園分布在各個角落收聽總理講話的人都隨著周總理那渾厚的聲音唱了起來。此後，周總理曾多次用這隻手臂指揮著紅衛兵唱這支歌曲。
我們慶幸自己趕上了這樣一場偉大的革命運動，心情之激動，大概不亞於當初參加抗日救亡、參加保衛延安的革命青年。我們生怕在這場大革命中掉了隊，每天都十二分地注意電台廣播、報紙社論和一切來自黨中央的信息。
自此以後，從總理、副總理、中央文革小組到各大報社的記者都開始利用各種渠道向清華園傳遞信息，引導著清華大學的運動方向，各種信息也在交織、博弈。
突然之間，紅衛兵組織風起雲湧。
1966年5月29日夜晚，清華附中的十幾名中學生在圓明園舊址的廢墟上，討論決定成立了一個名為“紅衛兵”的組織，意思是保衛毛主席的紅色衛兵。
8月1日，毛主席寫了《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其中說：你們的行動“說明了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采取同樣態度的。”
此後在中國的大地上開始出現了各式各樣的紅衛兵。
北京市各中學的高幹子弟聯合成立了“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簡稱“西糾”），還有 “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他們的主要頭目都是一些著名的高幹子弟。
他們身穿綠軍裝、佩戴紅袖章，在北京城開始了“破四舊、立四新”的活動。砸牌樓、燒舊書；見到褲腿瘦的便用剪刀豁開；見到所謂奇裝異服便用刀子劃破；見到頭發長的、燙發的，立刻剪成“陰陽頭”。
他們把那些出身不好的，更甭說資本家、地富分子本人，嚐過“革命的皮鞭”後，再遣送回鄉。對這些“紅衛兵”，我們由嗤之以鼻到恨之入骨，但卻敢怒不敢言，因為他們是最“革命”的。
“北京城響起了革命的皮鞭聲”，他們這樣自豪地吹噓著自己的行動。一時間人心惶惶，被他們劃作黑五類 (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 的子女暫且不說，就是出身資本家、中農、知識分子，職員的，也都惶惶不可終日，害怕隨時飛來“革命的皮鞭”。
“紅色恐怖萬歲！“ “革命的皮鞭聲萬歲！”他們居然喊出了這種口號，既便是出身於紅五類的我們，也感到一陣發指。
這些紅衛兵凶得很，據不完全統計，僅在1966年8、9月份的四十多天裏，北京市就有1700多人死於他們“革命的皮鞭”下。
然而，這批在文革初期製造無數慘案的高幹子弟們，無論是“西糾”，還是“聯動”，還是那些“老兵”，卻幾乎無一受到刑事追究，和大學的“五大領袖”截然不同，他們均被免於法律製裁，因為他們是“自家人”。
他們在“不滿十八周歲的紅衛兵……群眾性打人致死的，不作為問題提出”的中共中央紅頭文件下逃之夭夭了，因為我們黨內那位元老級的領袖說了：“還是我們自己的子弟可靠，他們不會掘我們的祖墳”。
所以，官方將他們的暴力行為說成是林彪、江青的“煽動”、“迫害”，把這批紅二代從加害者一下子變成了“受迫害的革命後代”。
誠然，他們年齡小，更容易被蒙騙，但是曆史不能顛倒黑白，不能隱瞞真相。他們被洗白了，他們華麗轉身了，可是他們的形象卻成了“紅衛兵”的標準形象，他們的罪行成了“造反派”的標準行為，被永遠留在了史書裏和舞台上。
和他們相比，大學裏的“老兵”（也是由高幹子弟組成的）總還是講點兒文明，不到社會上去亂打人，那麽以什麽表示革命性呢？
清華大學以劉濤、賀鵬飛、劉菊芬（劉寧一的女兒）為首的《八·九》派紅衛兵，也適當地做出了“曆史貢獻”：
1966年8月24日，他們為了顯示自己的力量和革命的徹底性，召集來了北京市各中學的老紅衛兵，一舉推翻了刻有“清華園”的美麗的二校門。
隨著那轟轟的響聲，“美麗的清華園 —— 工程師的搖籃”，那美麗多姿的二校門，曆年招生簡章的扉頁，從此不複存在了。
我不知道是該難過還是該吹呼，理智告訴我，這是革命行動，應該支持，感情上卻是那樣留戀倒下的一切，更多的還是惶惑與恐懼。推翻的是自己崇拜與留戀的，也許意味著自己也要被推翻了？
這一天，無數身穿綠軍裝、不可一世的“老紅衛兵”不僅把清華園裏的大字報撕了個精光，還讓許多幹部、群眾都嚐到了他們的皮鞭與拳頭，清華園到處是燈火，到處是人流，到處是廢墟，到處是惶惶然。
這一天，馬小莊外出到建工學院深夜一直未歸，我們十分擔心他有什麽意外，於是便騎車沿途去尋找他。途中看到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學校燈火通明、人聲鼎沸，到處發出轟轟的“推翻舊世界”的聲音。
此刻，我似乎覺得自己不再是革命的主力軍，而成了革命的對象了。
到民族學院門口時，看見馬小莊正匆匆忙忙往回趕路，我們這才放下心來。
落日歸舟攝影 馬小莊
本文選自
馬小莊 陳繼芳《潮起潮落》
202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