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為斯民哭健兒
——懷念王楠兄弟
他是一名航天工程師和一位琵琶演奏家最小的孩子。
學潮期間，他每天騎車上下學，
在紫竹院家裏和月壇中學之間，
沿途常碰到遊行示威的大學生；
每天中午都要去天安門拍照。
5月17日，他在學校帶領遊行隊伍，
聲援廣場大學生，抗議即將到來的戒嚴。
6月3日傍晚，在去自己的住處前，
他囑咐媽媽不要忘了把他洗好的衣服晾到陽台上，
如果明天有陽光的話。
他不知道
明天不會有陽光。
一夜密集的槍聲
讓所有人都無法入睡。
媽媽擔心，為他，也為別人的孩子。
天亮時，她到他房間。
他不在，隻留下一張字條：
“媽媽，我去找同學了。6月3日。”
他一夜未歸。
她在斷斷續續的槍聲中，一直等他，
但他再也沒有回家。
從4日夜晚直到第二天，
家人、朋友和誌願者找遍了24家醫院。
白布之下，
躺著一位小腳老太，
還有一位不足一米的孩子，
不見他的蹤影。
據說戒嚴部隊在文化宮和中山公園關了許多人，
但他也不在那裏。
十天後，6月14日，
西城公安分局通過學校通知家人
到護國寺中醫院
辨認一具屍體。
正是他們的兒子王楠。
在候診室，醫生們解釋說，
西城公安在6月7日將他的遺體從二十八中操場送到醫院，
因為大雨衝刷了草草掩埋屍體的薄土，學校抱怨聞到了惡臭。
大多數遇難平民在確認身份前就已被火化——
媽媽後來遇見了十幾個親人“失蹤”的家庭。
而這一位穿著舊軍裝，係著真正的軍用皮帶。
但部隊多次否認他是軍人。
他們這才聯係學校。
鄧小平稱抗議學生為暴徒。
當局不許家屬在甄別之前火化遺體。
經過整整一個星期的交涉，
他才在6月22日被火化。
不到20天，媽媽的頭發全白了，
成了她永久的哀服。
但她沒有倒下。
日複一日，她繼續撫養她最小的孩子，
竭盡全力重構他生命最後的時刻。
每一條信息都是她的一片心，
盡管將它們拚湊起來，再也無法讓她的心完好如初。
6月3日晚上11點，槍聲響起時，
他打電話給同學：
他要去拍下曆史的真相。
11點20分，他騎車前往廣場，
身上穿著軍訓時發的那套軍裝。
6月4日淩晨1點左右，
他在南長街南口拍照。
一顆子彈
擊中了他左上額，
從左耳後方穿出，
掠過他戴著的紅色摩托車頭盔。
部隊阻止群眾救助傷員。
一位老太太跪在士兵麵前，
“他還是個孩子啊。求求你們，讓人救救他吧！”
一名士兵把槍口對準她，
“他是暴徒。誰救他，我就打死誰。”
兩輛救護車從南長街北口開來，
但部隊不準醫生抬走傷員。
媽媽無論到哪裏，都要向人訴說她的哀痛。
一天坐出租車，司機劉師傅大吃一驚：
“您就是王楠的媽媽？”
他當時在場，看到了全部，包括孩子的學生證；
後來，多名目擊者證實了劉師傅的描述。
淩晨2點，
三名北京醫科大學的畢業生來到現場。
他還有微弱的心跳。
他的眼鏡完好無損，頭盔還在，但相機不見了。
醫學生們苦苦哀求，希望能將他轉移到醫院。
51010部隊的一名上校知道他隻是一名高中生後，
隻允許他們原地搶救。
子彈仍在橫飛，
群眾在他們周圍築起了一道人牆；
人牆裏至少一人中彈身亡。
不幸的是，他們耗盡了急救用品，
隻能包紮好他的頭部並進行心肺複蘇。
他失血過多了。
淩晨3點30分，
他的心跳停止。
他在漫長的痛苦中死去。
幾乎在同一時間，馬路對麵另外兩名受傷的群眾也死了。
醫學生們寫下了他們的死亡證明。
部隊拒絕了群眾將屍體移送醫院的請求。
天亮後，醫學生之一的吳同學，
照著學生證上的信息打電話給王楠學校。
通過學校，媽媽在11月份找到了吳同學。
1990年1月這三位新醫生曾登門拜訪。
後來她聽說，西長安街派出所曾
協助戒嚴部隊將屍體掩埋在二十八中。
當局命令必須在早上7點以前完成掩埋，
因為害怕美國衛星會在7點掃描北京。
二十八中的門衛證實，
部隊曾來借過掩埋屍體的鐵鍬。
然而，當屍體在6月7日被挖出時，
那些死亡證明已經不在了。
1991年4月9日，李鵬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解釋，
政府沒有公布死難者名單，是出於對家屬的尊重，
因為家屬認為參加暴亂是一種恥辱。
媽媽用她的真實身份和完整聯係方式，
給中央電視台打電話，強烈抗議政府謊言，
堅決否認家屬感到恥辱，並
堅決要求政府公布名單。
正是從那時起，
她開始在“天安門母親”運動中承擔起領導角色。
據說，姨父丁關根，
當時是政治局候補委員，
在聽到王楠死訊時還掉下了幾滴眼淚，
證明他還算個人，不僅是鄧小平牌友與附庸。
但當媽媽拒絕退出“天安門母親”運動時，
丁家徹底切斷了與王家的聯係，
證明黨性扼殺人性。
天安門母親們將他們的親人葬在了
萬安公墓。
萬安。
如果王楠還活著，他現在都56歲了。
他可能會有自己的家庭，成為一名攝影師、一名記者。
但他並沒有真的死去，
他依然從家裏牆上對媽媽微笑，
活在媽媽心裏。
媽媽通過追尋真相、幫助難友、尋求正義，
延續了他的生命。
三十七年了。
道義永存，心火不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