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特朗普訪華和中美關係

2026年5月，特朗普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這是中美兩國元首繼2025年10月釜山峰會之後再次麵對麵會晤，也是美國總統時隔九年再次踏上中國土地。這一事件，已成為2026年全球最受矚目的外交事件之一。 值得回味的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猛烈的關稅攻勢開局，中美貿易戰在2025年上半年火力全開，兩國之間的關稅在4月份飆到145%，無論是幅度還是升級速度，都創下了現代貿易史上的紀錄。而僅僅一年多後，特朗普就以國賓身份抵北京，受到21響禮炮的隆重歡迎。兩國關係在急速俯衝後又迅速拉升，走完了一個完整的衝突弧，確實看花了世人的眼睛。

在國際政治學中，“現實主義”流派認為，國家之間沒有溫情，隻有利益與實力的較量。“我們沒有永恒的盟友，也沒有永恒的敵人，我們的利益是永恒的和長期的，履行這些利益是我們的職責。” 這是帕麥斯頓勳爵（Lord Palmerston），19世紀英國首相的名言。 這句國際關係史上最著名的論斷，後來常被丘吉爾引用，道盡了國家關係的冷酷與務實。

雖然利益是永恒的，但是如何去獲取這些利益，每位領導人還是有著自己不同的考量。傾向於“新自由製度主義”的前總統拜登在四年任期裏沒有訪問中國，並不意味著他不重視中國，而是因為他把中國定位為“長期戰略競爭者”。拜登政府的邏輯本質上是：“美國的力量來自體係，美國不需要靠領導人個人交易。”所以他的對華政策更強調：通過聯盟體係的壓製（日韓、北約、AUKUS）、全麵科技限製、“去風險化”的脫鉤、發揮意識形態競爭的優勢。拜登政府相信一邊聯合全球盟友織起一張製度與價值觀的網，一邊在核心科技上做嚴密的封鎖，可以徹底阻斷中國的上升勢頭。

而特朗普有著完全不同的世界觀，他是一個典型的“現實主義者”。特朗普始終認為國際政治首先是強者為尊，其次是利益交換，而意識形態隻是包裝地緣政治利益的遮羞布，他基本不屑於提及。同時他對自己的個人魅力有著很強的自信，他深信自己有能力影響對方，可以通過直接談判解決問題。這就是為什麽他願意會見金正恩和普京，也一直強調自己和習近平“關係很好”。在特朗普看來，外交首先是“領袖政治”和“實力壓製”；像美國這樣的超級強國，完全沒有必要花冤枉錢拉幫結派。因此特朗普訪華，他不僅是去談中美關係，更是在向美國國內證明：“建製派搞了幾十年都搞不定，隻有我可以。”這是一種非常典型的特朗普式政治表演，一場充分顯示個人魅力的舞台秀。

那特朗普希望通過訪華從中國得到什麽？回顧曆史可以得到許多啟發，2017年11月，在對華貿易逆差日益惡化的背景下，特朗普首次訪華，在北京享受了極高規格的“國事訪問”禮遇，現場簽下了高達2500億美元的商業意向大單，雙方推杯換盞的場麵極為融洽。特朗普當時非常得意，甚至公開表示“不怪中國，怪以前的美國領導人無能”。但是這份訪華期間簽下的2500億美元大單，回國後經過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和白宮顧問納瓦羅的評估，被認為多為“意向書”（MOU）或分期多年的框架協議，缺乏立即執行的法律約束力，屬於遠水不救近火的範疇。這讓自詡“交易大師”的特朗普感到自己被糊弄了，在政治上“吃了虧”。於是在回國後僅僅幾個月後，特朗普就一手發動了對華貿易戰，試圖靠一己之力砸碎舊有的中美經貿結構。

無疑特朗普個性強硬，睚眥必報，但是他並不是冷戰型意識形態人物。相較於“善惡對立”和“民主對抗威權”之類的宏大敘事，他更關注於如何讓美國重新繁榮這樣的現實目標。在他的心目中，中國不是“文明挑戰”，而是一個巨大的市場、全球競爭者和談判對象。相比於一些純粹追求將中國徹底孤立於世界經濟之外的鷹派政客，特朗普本人更像是一個“務實的重商主義者”。他不希望看到美國消費者買不到便宜的日用品，也不希望美國農民的農產品爛在自家地裏。但他絕對希望通過部分脫鉤的威懾和高關稅的防火牆，逼迫中國在中美經貿關係中向美國做出長期的、實質性的讓步。因此他要的不是“全麵脫鉤”，而是一場由美國定規矩、美國拿大頭的“不對稱掛鉤”。

特朗普並不相信“價值觀聯盟”，在他的眼裏任何不掙錢的聯盟都沒有維持的必要，他更相信大國之間的默契與交換。從曆史角度看，特朗普其實更像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那種“商人型國家領導人”，而不是冷戰時代的意識形態總統。他對中國的態度，不是必須徹底擊敗中國，而是美國得在與中國的交易中重新占上風，必須贏。所以特朗普內心更希望中美不要全麵脫鉤、中國繼續購買美國商品、避免金融戰爭升級和在部分產業重新達成妥協。應該是抱著這些期望，他踏上了第二次訪華的行程。

特朗普在5月份的北京之行得到了一些非常具體的、能夠向國內選民交差的經濟賬單，並在地緣政治上獲得了階段性的局勢穩定。主要成果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麵：中國同意首批購買 200架美國波音（Boeing）客機。這是自2017年以來中國首次大規模采購波音飛機，被美方視為提振美國製造業就業的重大勝利。中方承諾從2026年起至2028年，每年從美國購買至少170億美元的農產品。同意為400多家到期的美國牛肉加工廠續簽出口許可證，並增加新的進口許可，擴大了美國農牧業對華出口。承諾解決美方關於稀土及其他關鍵礦產（如釔、鈧、釹、銦等）供應鏈短缺的關切，並針對稀土生產加工設備和技術的銷售限製問題進行回應。麵對緊繃的中東戰局，美方獲得了中方的某種高層保證，即中方不會向伊朗提供特定軍事設備（如地對空導彈）。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後續評估認為這次訪問達成的成果非常務實。

特朗普帶走的數百億商業采購訂單和內宣籌碼的同時，中國主要得到了以下四大核心利益：1，中方最大的收獲在於確立了更有利的國際環境，白宮接受“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這一提法，鬆動了美國此前單方麵對華定義為“長期最大戰略競爭對手”的敵對姿態。它讓世人看到即使最強調“美國優先”的總統，也必須親自來北京談判。2，在台灣問題上獲得了特朗普的公開讓步，特朗普在結束訪問後公開表態“不希望看到有人試圖走向獨立”。3，核心高科技芯片的“破局”，華盛頓在科技出口管製上做出了具體鬆動。美方批準了向10家中國企業出售英偉達次旗艦級高性能芯片的許可，這直接打破了此前美國對華AI芯片“絕對鎖喉”的鐵幕。4，雙方同意設立兩個全新的政府級機構：“中美貿易理事會”與“中美投資理事會”。這意味著中美經貿摩擦從過去的“特朗普個人情緒化宣戰”，轉變成了常態化、機製化、對等化的談判。

結束訪華行程後，特朗普的評論延續了他一貫的“大交易者”敘事風格，他向媒體宣稱這次閉門會談的持續時間比原計劃翻了一倍（長達兩小時），他和習近平“解決了很多截然不同的問題”（settled a lot of different problems）。他還對習近平大加讚賞：“他是一位偉大的領導人。有時候人們不喜歡我這麽說，但我還是要說。”特朗普表示，他和習近平在“如何結束中東衝突”這件事上有著“非常相似的感受”。 針對兩岸關係，特朗普在結束行程後的評論中表現出了對中方關切的某種“同理心”，同時表示他正將對台軍售暫時擱置，以此作為與中國談判的“籌碼”。在隨後的新加坡年度軍事論壇上，美國國防部長海格塞思表示，亞洲各國對於中國的軍事擴張和軍事行動產生了“合理的擔憂”，但他同時也宣稱：“我們尊重他們的抱負。”他沒有提及台灣問題，這使他成為十多年來首位在該論壇上未談及台灣的美國國防部長。隨著兩國政府共同正式推出的新表述“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兩國關係暫時企穩在一個多年未見的台階之上，這是一場雙方在各自麵臨國內外壓力時的務實休戰。

盡管訪華帶來了階段性的穩定，中美在關稅問題上體現了“用機製管分歧、用訂單換停火”的特點。新設立的“中美貿易理事會”嚐試為非敏感商品尋找關稅對等下調的出口，這讓飽受貿易戰之苦的雙方企業看到了兩邊“ hard de-coupling（硬脫鉤）”降溫的信號。但中美關稅問題依然是一把高懸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就在本月初，特朗普政府再次利用“301調查”，指責包括中國在內的數十個經濟體未能有效禁止特定產品生產過程中的勞工問題，並威脅可能要額外征收10%或12.5%的關稅。這表明關稅依然是特朗普對華博弈的終極籌碼，美方將關稅作為隨時準備揮舞的戰略杠杆。中美關係的穩定能否延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套新談判機製在下半年的具體落實情況。

事實上，中美關係已經駛過至少10年風高浪急的航程。美國進攻性現實主義大師約翰·米爾斯海默一直認為“中國無法和平崛起，中美競爭注定是悲劇性的”，他多次斷言美國不會心慈手軟放任中國的崛起。美國軍方智庫（如蘭德公司、MIT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和五角大樓少壯派，甚至於2016年提出在南海發動有限核戰爭來遏製中國的設想。形勢發展到2020年大選前夕，中美兩國的政治對抗和軍事對峙達到了冷戰以來的最高峰。由於美軍在南海的咄咄逼人，中國當時嚴重懷疑美國可能要“借演習打真仗”，軍隊全麵進入了高度戒備狀態。以致時任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馬克·米利曾兩次秘密致電中國軍方高層，米利在電話中向中方保證：“我們不會對你們發動襲擊或任何軍事打擊“，這證明了特朗普對中國的極限施壓隻是想榨取經濟上的利益，並沒有戰而勝之的把握，他甚至不願意承擔任何擦槍走火的風險。

在人類曆史上，任何強國都會盡一切可能扼殺潛在的挑戰者。大國永遠追求權力最大化，這是無政府狀態下的國家生存理性，也是國際政治最無情的現實。隻能說是蒼天有眼，世界人民有幸。中美兩國至今既沒有兵刃相接，也沒有墜入冷戰的深淵。冷戰時期的“均勢”是以兩個集團老死不相往來為前提的，而今天世界的發展是建立在一個經濟高度融合的基礎之上。中美合作不一定能解決世界上的所有問題，但中美對抗一定會讓所有問題變得無法解決。中美新冷戰將是一場在同一個地球、同一個網絡、同一個市場裏的硬性撕裂。更嚴重的是一旦中美徹底撕破臉，代理人戰爭將烽煙四起，屆時再醜惡的政權也會得到強權的支持，導致全球步入一個漫長、壓抑、高風險且逐漸貧困化的時代。

德國首相俾斯麥曾說：“政治是妥協的藝術” ，穩定的中美關係，不僅是雙方共同作出的妥協和忍讓，更是兩個超級大國對全球秩序和全人類福祉承擔的應有大國責任。正如絕大多數國際理性學者所呼籲的，中美關係不應該是一場“你輸我贏”的零和博弈，而是一場關乎人類共同命運的“共存考試”。早在公元前49年，古羅馬哲人西塞羅留下了自己的名言：“我寧可選擇最不公正的和平，也不要最正義的戰爭。“美國第31任總統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也說：“老人們宣戰，但不得不去戰鬥並死去的卻是年輕人。” 看到特朗普和習近平在北京舉杯言歡，全世界都鬆了一口氣。不過“建設性戰略穩定"這個新定位，聽起來四平八穩，卻也恰恰道出了當下中美關係的本質 - 雙方真正的結構性矛盾依然存在，雙方既無法成為真正的盟友，也無法承受徹底決裂，隻能在競爭與合作之間，艱難地尋找那條最細的平衡線。中美戰略對峙的基本格局會持續很長的曆史階段，但一個對話而不動手、競爭而不衝突的中美關係，不但是兩國人民的福音，更是全世界能夠維持繁榮、和平與進步的最大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