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 影
——記劉羽
（前言： 這是我三十八年的朋友、兄長、導師一平的文章。 一平於2024年末突然離世。 他著述甚豐。這篇讓我感慨。 隻有一平能把一個代表性的人寫得如此全麵深刻！）
1
他終於走了。也好,他可以輕鬆了。安靜,一切歸於安靜。消息來得很突然,是夜間。朋友電話中地說,劉羽不行了,已經昏迷。去年六月,他在波蘭發現肺癌,切了一葉肺;八月,他草草了結波蘭的事情,匆匆回國。終於回去了,走了14年。他明白,他回家鄉是來結束生命的,如能再耗幾年,那就是幸運。他到北京沒有通知朋友,說是好一些再去看望他們。我想他是不願讓朋友見他陷於絕境。他等待時間,希望時間能將事情淡漠。
可兩個多月後,他又再次入院,病體已經擴散到肺的另一葉、連同腦和腹部。他知道再無希望,這才告知朋友,望最後見一麵。他最後的日子很痛苦,上了呼吸機,虛弱憔悴,時而昏迷,時而明白。朋友去看他,他隻是拉著朋友的手落淚。他是厚道人,一生重情誼。想到他,我就想到北京的胡同、冬天、厚厚的棉襖。他溫暖,可也恐慌鬱抑,我想象得到,終前他那長長的,凹瘦、充滿苦痛的臉和模糊、悲哀、深有恐懼的眼睛。他渴望活下去,舍不得女兒、朋友、家庭、熙熙攘攘的街市。像所有的中國人一樣,他熱愛世俗的生活和世界,不論其多麽糟糕。
朋友說他死得不平靜。後一次入院,他像迫害狂患者,隻要明白就拚命吼叫、折騰、扯管子,叫嚷警察抓人、醫生殘害他,狀態頗可怕。他是老實人,一生克製退縮,盡量遷就忍讓,自然他固執,但多還是委屈自己。沒人想到,他最後的生命會是這樣。其實他忍耐了一生,隻是到了最後,生命才解脫了所有的障礙,最終有了真實,有了一次徹底的發泄和反抗。他應該有一次。
2
我第一次見到他是1988年初春,那是為一位朋友安排後事。他當時在《團結報》做記者,算有點地位。他穿一件挺體麵的皮夾克,緊身,黃褐色,圍巾打在裏麵。頭發整齊,但已雜有白發。他大個子,背稍有點駝,大概是因為總要遷就別人吧。他自恃,和人保有距離,沒怎麽說話,目光也有些躲閃。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臉,長、重皺紋,骨胳凸出,人稱馬臉,加上一付深框眼鏡,麵相頗苦。我知道他坐過牢。
劉羽是《今天》的元老,最早的發起人之一,後來因為不同意參加抗議政府的簽名而退出。這事挺體現他的性格,不甘寂寞,有心氣兒,好幻想,但有點怵事。我說他:猶猶豫豫,大事糊塗。他不是很有能力的人。有人說他是老油子,實不是。他經曆甚多,但多受害,於是性格中便有了拐彎抹角。他確有些小狡猾,但多為了保護自己。1996年我在波蘭,他去羅茲看我,興奮地說,他拿到了美國簽證。我隨意地問:誰給辦的?他吞吞吐吐,說是什麽美國出版社。我明白誰幫了他。他編此含混的“謊話”,是怕我也去麻煩那位朋友。見他難堪,我挺歉意。劉羽的“狡猾”,有時會弄到可笑的地步。我離開東歐的前一年,他有四萬美金,是夫妻倆在外奔哧了六、七年的家當。因為沒納稅,他得去趟德國把錢洗一遍,可怎麽把錢帶出波蘭呢?方玲告訴我,他坐火車過波德邊境,把四萬美金藏在點心匣裏,明麵兒擺在茶桌上,還特意把匣蓋兒敞開點,露出裏麵的糕點。於是他下車邊檢、過境。天啊!如果查車人嘴饞,或懷疑食品不衛生......他太太邊講邊埋怨,他邊聽邊笑,即不好意思,卻又有點得意,說這叫出奇製勝。我想他是模仿劣等電影,圓一回導演夢。劉羽“狡猾”在表麵,其下是天真。
文革中,他和人辯論,說“誰都有錯誤”。人問:“毛主席也有錯誤嗎?”他傻乎乎地說:“當然,毛主席也有錯誤。”於是,他蹲了幾年大獄。大約從那以後,他性格中便有了躲閃,畏首畏尾。有些坐過牢的人喜歡炫耀牢獄之曆,但劉羽很少提及。我明白,其緘口必有深痛大辱。他是自尊,而不願觸動那道傷口。
劉羽的父親是老一代電影家,他長在北影大院,身邊兒的朋友頗有些好漢,由《今天》到“星星畫會”,到第五代導演,以後他們大多成了事,或權傾一方或名滿天下。有時,他談到這些朋友,風趣地講他們的逸事,有敬意、有驕傲、但也傷感。我知道他心底的失意和蒼涼。據說,他的葬禮各路豪傑濟濟一堂,仿佛大家不約而同地想起這個老實人,對他有所歉意。當初他們一同混跡京城,坐論天下,可結局他是這麽糟糕。在中國,人大抵得有點混氣,如果沒點天地不怕的蠻橫絕對不行。老實大抵要被消滅,這是中國的真理。
劉羽天賦不高,文革前一年沒考上大學,去了工廠。1960年代,高中生算有文化了,而他又混在文化圈中,也就染了文癖。他讀了不少書,一手好字,清秀、光潔、有力,全不像他的麵貌。當時社會等級森嚴,如軍隊;權力待遇上分等級有特權,文化上也同樣,比如“參考”就有好幾等。當時北京有兩撥子弟特別,軍政大院和文化大院。後者自然遜色,但文化上卻捷足先登,比如看內部電影,當時平民子弟能蹭個光,算是榮譽。後來,劉羽去《團結報》當記者,也是靠文化界的人緣。在電影大院,他能讀到內部書籍,也有些特別的信息,而且結識不少文化界老人兒,因此他對西方現代文化略有了解。以毛時代之封閉貧乏,大概這就是先知先覺了。此也是後來,他和北島、芒克等人一起籌辦《今天》的原因。
1970年前後,革命已經衰退。北京雖然還空喊著激烈口號,但暴力的餘煙下,頹廢之情四處蔓延,簡直穿牆透壁磨骨銷石。畢竟是千年沒落的古城。青年們被趕到農村,又逃回來。無所事事,打群架,搜尋流散的書籍,戀愛,漫天胡扯,串來串去,也有的畫畫、寫詩,研究救國救民的思想。當時郭路生的詩大抵是表現了這些。劉羽熱心、好結交,又有點文化優勢,因此頗活躍。他奔走於北京各地下“沙龍”和“藝術家”之間,周轉文本,聯絡關係,徹夜神聊。當時他的綽號是:先鋒文化聯絡副官。我始終沒弄明白,他是由此而入獄呢?還是人入過獄,就永久留在了地下?總之,他是當年京城地下文化的一號,結交甚廣,頗有“成就”,北島和芒克即經他相識。無此,大概也就沒有《今天》,或全不是那個樣子。依劉羽的“好脾氣”,我想眼下中國一些“大師”那時沒少抽他的煙,蹭他的飯。“炒兩好菜”,朋友這樣回憶他,“當時朋友圈中,他是唯一有工資的人。”
3
當時,劉羽采訪各界名流,結交才子,還為香港拍過一部西藏紀錄片,在中國算是“居高臨下”。方玲是《體育報》編輯,管一個版麵,剛分到一套新房,已經拿了鑰匙。她不想去,可架不住劉羽的固執,於是兩人辭職,交房,備貨,毅然奔了匈牙利。已過不惑之年,沒有落腳、不通言語、無積蓄、又沒謀生之技,去幹什麽呢?現在想想,以他們的年紀,棄家毀業,奔自由闖世界,簡直是胡來;而劉羽還有一個前妻留下的五、六的歲女兒。不可思議,是惑還是不惑呢? 積極而言,我也可以說劉羽有心氣兒,不失生命的激情。幾十年中國人有過自由和暢盡嗎?生命遏製於某點,終生也難穿越。長久的禁閉,人如囚豸,而一旦有個縫隙,即不計後果衝撞而去。“自由,比黃金明亮可貴”。如果我誇張一下,劉羽的那個勁頭兒,就是“毋自由無寧死”了。再,那個時代,文化是反語,零星翻譯文字是困頓青年的慰籍,因為被禁止而成為希望和夢想。歐洲,對北京讀書青年是聖城,有如紅衛兵的延安。隔絕和貧乏產生了虛幻,“大城由雲端顯出金輝”。劉羽,中國早期先鋒文化的“地下工作者”,能夠抵擋那道縫隙閃出的誘惑和召喚嗎?生存和文化;現實和幻想;虛構、非虛構已經沒了區別。人被“專製”,而喪失存在。集權使大多數人淪至本能;而又使少數人陷入虛幻。似乎那個國家,除了一個暴君所有的人都做了腦手術。
我想,劉羽去國最深一層是內心恐懼。不要說入獄之人,過來的人,凡有可能莫不想逃離。有過之前,就不會再有以後嗎?我接觸過幾位老人,也算有名望,1950年代他們為“新中國”而歸;但1980年代命至衰年,卻毅然再走,有病吃救濟,卻於異國置下墓地,一去不回。董樂山死於國內,而托囑兄弟將骨灰葬於外。想他翻譯《1984》、《第三帝國興亡》,可見其心。記得1991年離開中國,當火車緩緩地告別國境的那一刻,我心中巨大的幸福、喜悅和激動,整個自然一下敞開,陽光無限。告別了,身後的恐懼、夢魘!當然,這是幻覺;但是此幻正產生於記憶之深淵。而以後我明白,那是我命運的黑洞,天涯海角亦在劫難逃。由此,劉羽毅然出走也是勇氣;是希望,是逃難,也是自我放逐。但當時,誰能想那麽多,奪路而逃,也就顧不得代價。
4
劉羽的官司打了幾年。開始他挺樂觀,不給工錢,就是到非洲,官司也是他贏。可道理是道理,官司能贏,錢未必能拿到。波蘭雖然已經變革,但處處還是舊風氣。有了活力,但也多了混亂;警察可以賄賂;通貨膨脹百分之幾百。變革是進步,但也是權力財富的再分配,類似另一種搶劫。強者,時不我待;弱者,視而無奈。政治顯示未來,而生活則是眼下。當然這是代價,可誰付呢?人性所然,全世界一樣。任何社會,最底一層都黑暗野蠻。就是官司也是勢力、財富、才智的較量,公正隻是個大概。正當的移民可以說是在邊緣;可是半黑不白的逃難,隻是地下。對劉羽似乎這也是命數,人掉入地下即難上來。而在中國,凡正當的人,誰不曾在地下呢?而當初“新中國”敲鑼打鼓地到來,誰又不擁護天翻地覆?
我給劉羽介紹了個翻譯。談好了費用,對方滿意。可幾天後,他又打來電話提出加錢,說翻譯往返乘車也該算工時,人家幫忙別讓人吃虧。由波茲南到克拉科夫往返十個小時,一次次開庭,總起來是不小的開銷,而劉羽還有律師呢。他的官司花了多少錢?不好問,總之他越來越沮喪。以後,法院終於判他贏了。他高興了一下,又涼了。老板沒錢,宣布倒閉。劉羽盼著法院用餐館抵債,可餐館用房是租的,房主收回了房子,就剩下些桌椅。悶頭一棍,比挨搶更窩火。次而次之,期待分點桌椅吧,可最終也沒拿到,老板的債主不止一個。幾年的官司,錢沒拿到分文,又賠上官司費。方玲跟我談起這事,怨氣就從腳跟竄到頭頂;劉羽兩眼迷茫,隻是悶頭抽煙。以後,他不再說此事,提到也是苦笑。我們在一起,他多是說波蘭的好話,他的房東、朋友、律師,包括他後來的客人和雇員。他總是讚揚他們善良、文明,他對波蘭的敬意過於中國。但有一次,他狠狠地罵了句:“波蘭豬!”隨後看看我,像是幹了壞事。他不好意思罵人,而且把一個民族都卷進去。
5
在歐洲,這是他們的最好活路。小“吧”可以謀生,但遠不能致富。起初小“吧”是四個股東,以後那個留學生和女友去了華沙,餐館就成了夫妻店,於是他們也能賺點錢了。劉羽是老板、大廚、采購,兼外事;方玲打雜、管帳;前台雇個女招待。早上,他們9點多出門;晚上11點多才回來;一周7天;複活節、聖誕節才休息。劉羽沒車,每天用料他得到市場去拎。這些年靠雙手,他大約搬運了一座小山。波蘭人對之目瞪口呆,他們不明白,人如此辛苦何以要活在世上?
這個小“吧”,他們守了七、八年。兩人始終沒有學波蘭語,沒進入社會,也少有朋友。算算時間,他們可能有以外的世界嗎?“吧”猶囚室,讓他們與世隔絕。我去看他們,由早到晚和他們貓在廚房。生意淡,不忙。他慢條斯理抽煙,講他的生意:如何因陋就簡做北京烤鴨;用波蘭調料兌製中國醬油、醋;他的“吧”小,但開出的菜單如何和大餐館一樣多;他的客人如何滿意等等。他的手又大又厚,油晃晃的。劉羽喜歡秩序,廚房物貨繁雜,有數百種,但收拾得井井有條。顧客點份鴨,他隨手便由冰櫃取出,份額、配料都是事先準備好的,包在保鮮袋中。他說:“平時勤快點。到時不抓瞎。”他告訴我:“賣得最好的是宮爆肉丁,這把炒勺已經顛了幾千份。”他已經不再想過去,而盡心經營。他盼望攢錢,以後送女兒到英國讀書。
人到了外麵,世界卻變得越來越小。活得狹窄,人自然也就萎縮。海外華人的自私、吝嗇、心計,讓人瞠目結舌。也難怪,不能擴張,孤立無助舉步維艱,不如此能怎樣?他們的弱點和勤勞的美德一致。猶太人吝嗇、狡猾、囤積,那是因為他們沒有家園和權力,倍受欺辱;於是隻能以吝嗇為美德,狡猾為武器,囤積為安全;其必須壓榨自己方能存活。人說到底,為生物律支配。以後劉羽吝嗇了,是由於開餐館,還是由於“贏”了那個官司?我老遠去看他們,在他的餐館一起吃飯,他就炒個青椒肉丁和白菜。老城一家熱鬧的去所,他招待我,坐了半天,隻點了一杯咖啡。我離開波蘭後,他托我妻子找中國廚師。找了,又開車送過去;但沒幾天,廚師就給打發回來了,因為用料不節省。他不再是那個“炒兩好菜”的劉羽。我明白,他一無所有,隻能從手縫裏積攢。而過去在北京,劉羽是“奢侈”的人:喝咖啡,穿得體麵,洋家具,古典音樂,款待朋友。在外這些年,他把自己擠縮得沒有縫隙,說是怕晚年生病受窮。可是也奇怪,他和方玲去我們那裏過年,去超市采購,他搶著付賬,讓我又感動又不安。那兩天,他高興得似乎回到了北京。吝嗇源於對生存的恐懼,當人在溫暖中,緊縮的神經便會放鬆。他去過我們那裏幾次,一次過年,其它是辦事。他經營了幾年小“吧”,有了點積蓄,便要開家大的。在波茲南,我們帶他轉啊轉,四處找地方。他已經成了職業“餐館人”,看到一家電器店,也會說:這個地方如果開餐館就好了,會有多少多少生意。他滿有興致地講怎麽把烤鴨做成讓波蘭人驚訝的藝術品,怎麽片、拚擺,配什麽青菜、薄餅,怎麽用番茄醬,可以開多少價。他說得眼睛放光,我嘴裏濕潤潤的。在波蘭數年,除了土豆洋蔥,就是葫蘿卜,人饞得了不得。他的“藝術烤鴨”把我們帶進入了不同的幻境。
為找餐館,他白來了幾趟,我們也白費了許多鞋底和口舌。不是沒有合適的地方,是他想得太離譜。凡地點好的,自然租金高;而租金低的,一定偏遠。可他兩頭的期望都不著邊。他跑了不少城市,連續找了幾年,也無結果。在波蘭,白手起家,靠餐館發財的中國人不是沒有。波蘭變革後,有種種機會,隻在野心和手段。但這些對他甚遙遠。盡管他滿心投入,卻終不行;老實人難能適應“自由”了的新世界。朋友勸他,如果隻謀生,苦熬不如回去;如呆下去,就不妨冒點險,人不年輕了,耗不得。但劉羽的錢就那麽幾個,是一滴滴汗瓣攢的,怎麽輸得起。“一個雞蛋的家當”是窮人永久的故事。方玲的脾氣不好,又是這個年紀,放棄國內的地位、事業,跟著劉羽在異國苦熬,怎麽能平和呢? 劉羽做著餐館夢,方玲卻沒這個心思,她的牢騷怨氣動不動就朝向劉羽。劉羽忍讓、勸解、賠笑、苦笑,實在不行就口角。這可不是道理、對錯;活得不對,氣兒就不對;除非改變處境,否則彼此就是折磨。但怎麽改變呢?能回去嗎?就是回去,沒房子沒工作,怎麽活呢?沒去處,沒交往,沒娛樂,起早
貪黑;除了餐館,劉羽的幸福就是抽煙了。他抽得多,一天兩包。談著話,或忙完一陣,他就自然地掏出煙,熟練地點上。他吸得緩慢均勻,似有深情,那一刻他像若有所思,平和得萬事都在眼下。他的煙史少說有三十多年,煙毀了他的肺。方玲後來告訴我,他早已感到不適,但固執地拒絕去醫院。是沒功夫?怕花錢?還是恐於麵對什麽?“這個老倔頭,他自己給自己治病。”
那年冬天,我送他回克拉科夫。陰冷的天,他一雙挺大的腳,穿著膠鞋,噗哧噗哧地踩著泥雪,駝著背,長長的脖子,冷風把圍巾吹得老高。他急急地上台階,走進冷空的站台。剛過五十,但他那背影已滿是蒼涼。我的心一陣寒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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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羽的衣服穿多了,顯然是忘記了季節。他仰起臉,眼睛眯眯地在陽光中,那是久已未有的恰意和放鬆。他臉色疲憊,有些蒼白,但那張咧開的苦澀的大嘴顯出愉悅。他縮著肩,挎個大書包,腳步邁得大;我忽然便想起當年那個奔忙於北京的“先鋒文化聯絡副官”。迎麵走來個美國老嬉皮,破夾克,牛仔帽,吉他,腕套上的鋼釘亮亮的,雖蓬頭垢麵,但滿臉紅光,陽光都被他晃熱了。劉羽趕緊讓道,可流浪漢站住了,伸出手,嘻嘻地笑。劉羽連忙點頭,掏出幾枚小錢,恭敬地放在他手裏。嬉皮聳聳肩,不很滿意。劉羽隻是賠笑。隨後,他對我說“他們是美國來的嬉皮,很天真很可愛!”可我不明白,他說的“可愛”從何而來?或許他又進入了七十年代讀過的小說《在路上》。
我們慢慢地轉悠,他給我指點處處古跡,有著主人的驕傲。對波蘭的宗教、文化、自由精神,他有敬仰之心,每到莊嚴之處,他的腳步有些收斂,神情也屏聲止息。偉大的瞻仰者!我想劉羽離開中國必有許多後悔,但能置身歐洲文明之中,眼見身觸,沐浴其光,是還了他一生的大願,他會為此說:值得。當然,這裏有虛幻;有個人的貧乏盲目;有歐洲文明的偉大魅力;但深層則是我們曆經焚毀、暴力,而對文明抱有渴望:友善和溫暖、自由和秩序、尊嚴和人道。1980年代,我曾漫遊中國,無論是在西藏、鮮族村落,或西北回民間,他們都讓我敬慕,他們保有文明的傳統和儀式,我羨慕他們;而我們則屬荒蠻,身置廢墟心如亂石。凡經文革的人,初來到歐洲,誰不會肅然激動呢?不在種族、言語、類別,那是屹立的文明,人類漫長的積蓄和守護。至於它是怎樣的文明?有何局限欠缺?與我們的距離差異?那是另一回事。但願我們不僅僅是敬慕,而能明澈,走回自身的建設。可惜,人未必能走出困境,有此幸運和能力。人何其微小,文明從來不屬於個人。由此,劉羽使我的心潸然落淚。但願後人能原諒我們,能由我們的淺薄看到其它。
劉羽挺興奮,告訴我,他需要掙錢,然後回去寫書。他自嘲:我這是贖身。他的話使我茫然。到70歲回去寫作嗎?他給我講一位漢族藏學家,為求學問如何在西藏喇嘛廟裏住了二十八年,文革後去參加國際藏學會議,他的藏語如何了得,如何以病弱之軀論、證、駁、釋,舉座震驚。他說得既敬意又神秘,像青年講述偶像。“那學問就大了......”,那個“大”字把他的下巴拉得半天沒合上。這個“老秀才”。望著他驚異的神情,我想依他的幻想、固執,在某種情況下,他也會這樣選擇嗎?也許。他不是天才,但是在正常社會,依他的誠意、仔細和固執,能將文化的某些事情做得結結實實。詩人固然重要,但那些編輯詞典的人亦可敬。一座文明大廈,實際需要的是更多的踏實的建設者。我望著他,默默然:五十歲,對知識學問依然像青年人那樣憧憬膜拜,他讓感動,可我也感到身後的荒涼和空白。
他說雖然已經過了五十,可覺得自己像十八歲,什麽都能幹;說要把餐館開到美國。我一驚,在他放大的眼光中看到宏圖,也看到少年的天真。劉羽的相貌頗老成,怎麽竟如此幼稚?我見過很多人,他們生命情態全不合乎年齡;年紀增長,而生命卻始終遏製於某些情結,像隻鼠穿不過瓶頸。它在那掙紮、淤積,慢慢地黑暗石化;而生命的另一邊,卻又空空蕩蕩,既幼稚又可憐。經過那些時代,或此或彼,我們都是有欠缺的人。1980年代中國曾有過黃昏戀熱潮,五、六十歲的人像年青人那樣離婚熱戀;那哭笑不得的劇目,後麵多是辛酸的故事。1990年代以來,中國瘋狂膨脹的經濟、欲望,是不是也來於欠缺呢?當然。這是疾病,可我也理解,那麽漫長可怕的饑餓貧困,突然有了機會...;可我又憂慮那另外的災難,那麽多人,資源就那麽點,能承負得了嗎?
瓦維爾城堡把我們帶到高處,拱門、樹木,高聳的建築接此鄰比,牆下的花束習習閃爍。人總是希望有個處所,使我們安寧解脫,讓無宿的命運有個依靠。無論誰,在哪裏,這微弱的願望持久以恒。青色的岩石在時間中凝固,瓦維爾王宮頑固地展示它的尊榮和記憶,其實它早已空蕩。加冕教堂肅穆華麗,尖立的圓頂指向流駛的天空。那些浮雕、祭器、圖案、拱頂、銘文、大理石柱,幽暗中交錯沉痛和激情、茫然和固執、殘忍和祈望、悲憫與黑暗,猶如我們的內心。那一代代被安葬的國王和詩人,石柩沉寂,而他們小小的眼睛,由暗處穿過厚厚塵土,不熄地望著我們。多少戰爭、榮譽、衰落,時光之鋒縱橫交錯。浩浩維斯瓦河卷著紅色的泥漿衝擊岩岸,繞過古城,混濁地駛向開闊的北方。大地鬱鬱蔥蔥,一片生機,是天空的祝願。我在城台意外發現幾株榆樹,圓圓淡淡的榆錢兒稀稀散落。我忽然看到那片幹竭的大地,饑餓的人們捋淨了樹葉,剝光了樹皮...。我們背倚古堡,遠望大地、河流,心淚如注。感謝吧,我們畢竟算幸運者。
7
我最後一次見劉羽,是在加州朋友家。能來看看美國,他十分高興,似乎願意留下來,但是沒有可能。他在朋友家住了多日,因為打攪了人家,神情總是頗有歉意。於是那憨厚歉意的微笑,便是我對他最後的記憶。本來他期望去洛杉磯看阿城,興奮地說要和老友聊上三天三夜,他那抑不住的笑意,寓滿了昔日的友情和回憶。他的機票都買好了,但突然被方玲電話叫了回去,要他照顧生意。我不知道,劉羽後來的年月,以至臨終見到阿城沒有。
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