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鬱達夫出生在浙江富陽一個並不富裕的家庭。父親早逝，家道中落，這種早年的缺失，注定了他一生的性格底色——敏感、孤獨、自尊又自卑。
1913年，他遠渡日本求學。那時的東京，對於中國留學生來說，既是現代文明的櫥窗，也是自尊被反複碾壓的地方。一個貧窮的中國青年，在異國街頭，麵對的是白眼、歧視，以及一種無處安放的自我。
這些情緒，最終在1921年爆發。那一年，他出版了短篇小說集《沉淪》，這本書像一枚炸彈，書中的主人公，不是英雄，而是一個被性欲、羞恥、民族自卑反複撕扯的青年。他會偷窺，會幻想，會自責，會在欲望和道德之間掙紮到幾乎崩潰。
在那個還講究“文以載道”的年代，鬱達夫直接把“人性最不體麵的一麵”搬上紙麵。他不粉飾，不遮掩，帶著一點近乎殘酷的誠實。有人罵他下流，有人罵他墮落。但更多的人，第一次在文學中看見了“真實的人”。
鬱達夫常說一句話：“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傳。”他的“自敘傳小說”，並不隻是寫個人，而是把整個時代的焦慮壓縮在一個人的身體裏。那個時代的中國，既落後，又自尊；既想學習西方，又無法擺脫被壓迫的現實，這種矛盾，轉化成了一種集體性的心理疾病。
鬱達夫把這種“病”，寫進了自己。他的主人公常常是失敗者，是邊緣人，是在欲望與道德之間不斷搖擺的人。但正是這種“失敗”，讓他的文字有了一種驚人的穿透力。如果說魯迅是在解剖社會，那麽鬱達夫是在解剖靈魂。
而他的散文，則是另一種氣質。《故都的秋》寫得極美。那種淡淡的蕭瑟，那種帶著涼意的清醒，讓人忘了他曾寫過那麽多熾熱而混亂的欲望。一個人，既能寫出最裸露的內心，又能寫出最清冷的意境——這正是鬱達夫的矛盾，也是他的魅力。
1938年，他南下新加坡，擔任《星洲日報》主編。在那裏，他不再隻是寫個人情緒，而是開始用文字直接參與民族動員。他的文章鋒利、直接、帶著情緒，極具感染力。他不再是那個寫“沉淪”的青年，而是一個用筆作戰的人。
也正因此，他很快進入了日軍的“黑名單”。1942年，新加坡淪陷。鬱達夫沒有退路，他逃到了蘇門答臘。在那裏，他改名“趙廉”，蓄起胡子，開了一家名叫“楚狂酒廠”的小作坊，把自己變成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意人。
一個曾經名滿文壇的作家，突然變成了一個賣酒的小老板。這本身就是一種戲劇。但更戲劇的，是命運並沒有放過他。
有一天，在日軍審訊當地人的時候，翻譯出了問題。鬱達夫忍不住開口糾正。就是這一句話，讓他暴露了。日軍發現，這個“趙老板”日語流利得不像普通人，日軍當場做了一個“聰明”的決定：把他抓去當翻譯，讓他成為名副其實的“漢奸”。
他成了憲兵隊翻譯，這個翻譯，可以把一句話翻重一點，也可以翻輕一點，“輕一點”和“重一點”，就是生與死的區別。據回憶，他常常以“證據不足”“翻譯不清”為理由，拖延、模糊甚至篡改口供，救下了不少人，他被稱為“憲兵隊裏的活菩薩”。他像一個潛伏者，隻是這個潛伏者，沒有組織，沒有支援，甚至沒有人知道他在做什麽。他唯一的武器，是語言。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大約兩年。他小心翼翼地活著，做著那些“看不見的反抗”。1944年前後，他的身份被人出賣。日軍終於確認：這個一直在他們眼皮底下活動的人，正是那個他們一直想抓的反日作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按理說，戰爭結束了。但對於很多日軍憲兵來說，這恰恰是最危險的時刻，他們在各地犯下的罪行，即將被清算。而鬱達夫，是一個關鍵人物。他在憲兵隊工作多年，知道太多事情：名單、細節、命令、執行過程……一旦他開口，很多人都會被送上審判席。
於是，做出了一個決定，不是在戰爭中殺他，而是在戰爭結束之後，悄無聲息地“處理掉”。1945年8月29日晚上，有人敲門，說有事相商。鬱達夫出門了。他再也沒有回來。後來根據調查，他被日軍憲兵在荒野中殺害，屍體被掩埋，所有痕跡被抹去。他死的時候，49歲，在勝利後的第14天。
鬱達夫的一生，充滿矛盾。他寫欲望，卻死於忠誠；他看似軟弱，卻承受風險；他一生都在剖析自我，卻最終把自己交給了時代。他從“沉淪”中出發，卻在最後選擇了“挺立”。他的那句自題聯——“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常被人解讀為風流、灑脫，但把這句話放在他的一生中再看，就會發現，它更像是一種自嘲。
一個多情的人，活得更痛苦。而鬱達夫，把這種痛苦寫成了文學，也把它活成了命運。人們對鬱達夫的評價，是分裂的。一方麵，他是寫“性與頹廢”的作家；另一方麵，他又是抗日烈士。他的生命，像一部小說：開頭是個人的沉淪，中段是時代的動蕩，結尾是無聲的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