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沒有結果的集體創作（上）

一次沒有結果的集體創作

                               1、領受任務

         1974年，我已經從省藝術專科學校調到省群眾藝術館的《貴州演唱》（後改為《苗嶺》月刊）工作。一天，劉館長把我喊到館領導辦公室，說局裏要你參加一個創作小組，小組成員有省歌舞團的導演周毅，還有他們團搞音樂創作的張宗孝，另外還有省文化局創作室的一個姓吳的，聽說他和你是同學。局領導在電話中講，你們要一起去深入生活，了解情況，然後搞戲劇創作，準備參加匯演。下去之前，局領導要向你們四個人當麵做具體交代。劉館長說完，就讓我回家做準備。

     當時文革已經進入後期，林彪事件以後，整個社會已經變得十分沉悶，人們的心思都放在老婆孩子和柴米油鹽上，對運動都不再關心。劉館長提到省文化局要建立創作小組的四個人，很快分別被通知到省文化局領導於加林的辦公室，接受他的具體指示。

於加林是部隊下來的幹部，他屬於在文化大革命中態度端正，能夠正確對待運動，曆史清白，文革後期被安排到省文化局當一把手。於加林穿著一身軍裝，但沒有領章，說明他已經專業到地方。看起來，他個子不高，但很胖，肥頭大耳的臉上有一雙大眼睛，他常常帶著笑容，給人的印象是很隨和。

     於加林見了我們，滿臉帶著謙和的笑容，沒有一點領導架子。他讓我們四個人坐在沙發上，馬上言歸正傳。他說，我們貴州德江縣出了一個反單幹的女英雄叫張羽花，她的材料報到中央，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重視，國家領導人紀登奎親自批示，說這是當前農村兩條道路鬥爭的一種集中表現，要我們抓住這個典型，大張旗鼓進行宣傳。

     他又說，你們四個同誌都是黨和國家培養的專門人才，又經過文化大革命的鍛煉，政治思想和階級覺悟都很高，所以，經局領導小組研究，決定派你們四個同誌到德江縣，由縣文化館配合，協助你們深入生活，了解情況，然後寫一部歌劇。

      你們四個同誌中，吳桐琪和李印堂兩位同誌是專門學戲劇文學的，周毅同誌是專門學導演的，你們三個人都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張宗孝同誌是中央民族學院音樂作曲係畢業。你們四個同誌都是黨和國家寶貴的藝術人才，是我們省當前的文藝創作骨幹力量。所以，希望你們四個人通力合作，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組織交給你們的光榮任務，創作出一部像《劉三姐》那樣的歌劇，爭取到北京參加全國匯演，能夠在全國打響，為貴州爭光……。

於加林講完，帶著微笑，用眼睛看了看我們四個人，問我們有沒有信心？在部隊和地方，領導布置任務以後，都要下級表態。下級一般都要講，絕不辜負黨組織的信任，要努力完成黨交給的光榮任務等等。但我們四個人聚精會神聽了他的講話以後，都顯得很平靜，幾乎沒有什麽激動興奮的表情。

       為什麽？因為文化大革命的翻雲覆雨，特別是林彪事件，已經讓我們對政治舞台上的演出看得更清楚了。具體來說，周毅和張宗孝本來是省歌舞團的造反派頭頭，周毅是革委會一把手，張宗孝是周毅的副手，但是1989年末，從廣西帶部隊來的藍亦農和張榮森到貴州取代了貴州一把手李再含後，各單位都實行了軍管。軍代表進駐省歌舞團以後，周毅和張宗孝兩個人都失去了權力，成了歌舞團一般演職人員，這種政治上的大起大落，給兩個人的精神打擊不言而喻，因此在情緒低落中，一直想不通這種政治變幻的奧妙。我的情況是，運動開始是困惑不解，看清造反是大勢所趨以後，成了真心實意的造反派，在造反隊伍中應該算是一個積極分子；但在“一打三反”和“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審查批鬥，林彪事件發生後解脫，對政治也變得心灰意冷，結婚後妻子生育第一胎遇險差點喪命，現在生了第二胎，她身體情況欠佳，所以全部心思都用在養家活口和妻室兒女保平安上。對於當前參加創作組的任務，隻能服從而已。當聽了於佳林的一番話以後，周毅、張宗孝和我都顯得很淡然，於佳林征求我們的意見，我們三個都表示努力完成任務——實際上無非是應付而已；於加林在聽到我們三個人的表態後，把目光轉向吳桐琪，而吳桐琪則是一個非常精明的人，他一向喜怒哀樂不形著於色，在文革中他見風使舵，不管哪一派掌權，都能和掌權的領導人搞好關係，受到信任和重用。吳桐琪此時也表示沒什麽其它想法。

     於加林原以為我們會像部隊裏的戰士一樣，臉上會有興奮和激動的表情，會興高采烈地表示感謝領導的信任，努力完成黨交給的光榮任務等等……沒想到，我們四個人都顯得十分平靜，可能有點使他感到意外和失望。他可能不知道，周毅、張宗孝和我都經曆了文革的變幻莫測，在運動中受到衝擊，心靈留有創傷，處在理想幻滅，信念喪失的彷徨中；而一貫城府很深的吳桐琪，則看到我們三個人都淡然處之，她自然也隨波逐流。

      不過，於加林畢竟是有經驗的部隊政工幹部，特別是經過幾年文化大革命，他知道，人們對當官的已經沒有敬畏的心理。所以，他掃了我們四個人一眼，仍然笑著說，好吧，你們遇到什麽困難和問題，可以和我們聯係。

      就這樣，我們四個人按省文化局領導安排，組成一個歌劇創作小組，各自把家裏安排好，就踏上去德江縣的路程。

2 、去德江縣的路上

       從貴陽到德江縣，當時乘長途客車要走兩天：第一天從貴陽出發，晚上住遵義；第二天早晨從遵義啟程，大客車向東，然後再向北。從地圖上看，德江縣再往北，就是和四川臨界的沿河縣，所以，客車實際上是往四川方向行駛一天，到傍晚到達德江縣城。

當時，正是初春季節。長途客車由貴陽向北的遵義方向行駛，路途相當平坦，不像到黔南或黔西南的公路那樣在山上繞來繞去，讓人提心吊膽。記得，那天風和日麗，清明節已過，天氣漸暖。但沿途卻很少有車輛來往，路旁的農田也幾乎看不到農民下田幹活。

      望著公路兩旁的土地，以及遠處的青山，我心中不免想到創作歌劇的前景。我想，我們四個人都是走出校門就參加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一直沒有進行專業訓練的機會，而在文藝創作中，歌劇和戲曲一樣，都是一種綜合藝術，創作難度非常大。在這種情況下，難道我們四個人真能創作出一部能搬上舞台的歌劇？

      到了遵義，我們四人吃了晚飯，在住地附近走了走。雖然遵義是曆史名城，但房屋建築陳舊破敗，馬路也多是土路，與文革初期紅衛兵大串聯的轟轟烈烈相比，當時城市顯得十分冷清和毫無生氣。

      就在我們四個人散步時，有人提到張鐵生事件，以及在遼寧主政的毛遠新。我順口說，毛遠新是我的高中同學。張宗孝聽了馬上說，那你為什麽不給他寫封信，請他把你調到遼寧去？張宗孝像貴州所有的苗族青年一樣，個子不高，瘦瘦的，但他作為縣份上的苗族青年，能夠考入中央民族學院音樂係，應該說是貴州苗家一個出類拔萃的人才。從相貌上看，他顯得非常精明，從性格上來說，給人的印象是熱情坦率。省歌舞團造反派掌權時，他也是一個頭頭，是周毅的副手之一。

      我說，高中三年，我和他隻是一般同學關係，沒有深交（也不可能有深交）；另外，我出身成分不好，又不是黨員，他收到我的信，估計連信都不會回。

      周毅和吳桐琪聽了，沒有作聲。自古以來，知識分子攀附權貴，也是屢見不鮮的事。但由於我當時有點自知之明，也有些自尊自重的做人底線，所以沒有提筆給毛遠新寫信。如果我真寫這樣一封信，兩年後粉碎四人幫後的“清查運動”，我會再次陷入被審查的境地，人們會說我“積極投靠四人幫”，“準備上賊船”，“投機分子”……總之，又會陷入一劫，而且以後人們將把你看成一個政治投機分子，你在眾人麵前會抬不起頭，日子將十分難過。

       第二天一早，我們搭上從遵義開往德江縣的客車，客車向東過了湄潭到鳳岡，往北就是德江縣。雖然路途依然比較平坦，但路況要差了，都是十分狹窄的土馬路。在車上整整坐了8個多小時，傍晚我們才到了德江縣，四個人住進縣革委招待所。

      晚飯後，我們照例在招待所附近走了走，這個坐落在黔北的縣城很小，給我留下的印象就像北方的一個普通小鎮。縣城裏的房屋建築基本都是平房，或者是非常陳舊的兩層小木樓，而且整個縣城連一條像樣的馬路都沒有。說貴州貧窮落後，隻有親自走走，親眼看看，你才會有個具體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