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倫特在中國是一種心靈的良藥
在中國，批評體製是危險和被禁止的。表達思想的自由不被保障。而漢娜·阿倫特這位自由的思想家，如今在中國——正如在世界許多地方一樣——被視為一種心靈的良藥。她的許多書作在中國書店可以買到。她所發出的信息——可以重新開始——給人帶來希望。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
阿倫特在1906年出生於下薩克森州林登市（今漢諾威）的猶太人家庭，三歲時，她的家人搬到東普魯士的首府柯尼斯堡（現俄羅斯加裏寧格勒），以便治療她父親保羅·阿倫特（Paul Arendt）的梅毒；保羅·阿倫特在他年輕時就染上這種疾病。七歲時，她父親過世。她在一個政治進步的世俗家庭中長大。她的母親是社會民主黨的熱心支持者。1914年，因戰爭爆發阿倫特一家逃往柏林。在柏林完成中學教育。
1924年進入馬爾堡大學就讀，並師從海德格爾與雅斯培，並與海德格爾有過四年的戀情。1929 年，在存在主義哲學家雅斯培的指導下，她在海德堡大學獲得了哲學寫作博士學位。後來阿倫特遷移到海德堡，並在那裏接受存在主義哲學家雅斯培的指導寫作博士論文，主題是中世紀天主教經院哲學家聖奧古斯丁思想中的愛的概念。
1929年阿倫特完成了她的博士論文，但由於她是猶太人，無法獲取教授學術資格認定，她也就不能在任何德國大學授課。同年，她與岡瑟·斯特恩結婚，但很快就開始在1930年代的納粹德國遭遇越來越多的反猶太歧視。1933年，也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成為德國最高領導人的那一年，她因對納粹德國的反猶太主義進行非法研究，而被有關當局逮捕，並被蓋世太保短暫監禁。獲釋後，她逃離德國，住在捷克斯洛伐克和瑞士，然後定居巴黎。在巴黎，她與馬克思主義者瓦爾特·本雅明結識並成為好友。同時，她為猶太組織青年阿利亞工作，幫助年輕的猶太人移民到英國的巴勒斯坦托管地。1936年，阿倫特遇到德國詩人、哲學家海因裏希·布呂赫。1937年，她與斯特恩離婚。同年，阿倫特因為有猶太血統而被剝奪德國國籍。1940年，她與布呂赫結婚。
隨著二戰爆發，法國部分領土被納粹德國占領，德國占領當局逮捕猶太人並將其送往集中營，阿倫特不得不再次流亡，離開法國。但當德國於1940年入侵並占領法國時，盡管她在1937年被剝奪了德國公民身份，但她仍被法國人當作外國人加以拘留。阿倫特在知名猶太思想家阿爾伯特·赫希曼協助下，得以從法國經西班牙逃亡至美國。
1941年，在美國外交官海拉姆·賓漢姆（Hiram Bingham IV）的幫助下，阿倫特與丈夫和母親前往美國；這位美國外交官向 2500 名猶太難民發放了非法簽證。阿倫特抵達紐約後成為當地德國猶太僑民中的活躍分子，並為Aufbau周刊撰稿。她在紐約成為一名作家和編輯，並為猶太文化重建工作。1950年，她成為美國公民。
二戰結束後，阿倫特與海德格爾恢複了聯係，他們的“準浪漫”關係持續了兩年；阿倫特曾在德國的一次去納粹化聽證會上為海德格爾作證。 1950年，阿倫特歸化為美國公民。在紐約時期是她著作出版的高峰期，1951年，她出版《極權主義的起源》，奠定她作為思想家和作家的聲譽，隨後又發表一係列作品。其中包括1958年《人類狀況》、《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和1963年《論革命》。她在美國許多大學任教，同時拒絕了終身職位的任命。1959年她成為普林斯頓大學任命的第一位女性正教授。1975年，她突然死於心髒病發作，享年69歲，葬於紐約州哈得遜河畔安嫩代爾（Annandale-on-Hudson）的巴德學院，其夫在該學院教學多年。
阿倫特提倡政治空間中的“多元性”概念。因此，人與人之間在政治上存在著潛在的自由和平等。重要的是要站在對方的角度。願意和合適的人應該盡可能在最具體的層麵上參與政治協議、政治合同和憲法。由於這種觀點，她批評純粹的代議製民主。
除了哲學、政治和曆史文獻，她還使用傳記和文學作品作為她考慮的參考來源；她逐字逐句地評析這些文本，並用她自己的方法來麵對它們。
漢娜·阿倫特的首部著作就是1951年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她追溯過去兩三百年的曆史，最後整理出結論：反猶主義與帝國主義共同促成了極權主義。
《極權主義的起源》（德語：Elemente und Ursprünge totaler Herrschaft），初版書名為《我們當前的負擔》（The Burden of Our Time）以反猶主義、帝國主義及極權主義三個論述視角來分析極權主義的起源，此書說明極權主義不同於傳統專製獨裁的現代性特質，說明為何極權主義的意識型態動搖啟蒙理想及普遍人權原則，最終使歐洲國家麵對國內少數族群時未能阻止不當國家及集體暴力的曆史及意識型態問題，特別是帝國主義擴張所帶來的“種族思想”與“官僚統禦”。此書確立了阿倫特作為重要政治思想家的地位。
阿倫特主張極權主義的成長是傳統意義民族國家解體的結果；她認為，極權主義政權，為追求政治權力而不顧物質或功利考量，徹底改變政權下的社會結構。和過去任何專製獨裁相比，極權主義統治形態的殘暴及侵略性，不是為了權力渴望、版圖擴張或利益，而是出於意識形態的理由，可以把人民區分成“理應消滅的人種或階級”，以集體改造與屠殺進行施暴，以證明其意識形態的意義是永遠正確並連貫一致的。
阿倫特認為，歐洲國家麵對國內少數族群時，帝國主義擴張所帶來的“種族思想”與“官僚統禦”，是動搖啟蒙理想及普遍人權原則，而最終未能阻止不當暴力的最大問題來源；最終帝國主義極權主義的特性卻是殊途同歸。
在北京舉行的阿倫特逝世50周年展覽。它是對我們時代各種聲音持續不斷的一種隱喻嗎？還是指中國無處不在的監控與宣傳之下，個人空間的消失？人們可以有自己的詮釋。但繞不過去的是對阿倫特這位政治理論學家的思考：她對於人的描述——在事實與虛構之間迷失。
這一名為“星辰下”的展覽在歌德學院舉行。相較中國藝術文化界而言，這裏有更大的空間。策展人姚斯青表示，在黑暗的時候需要天上的星辰，而漢娜·阿倫特就是這樣一顆星辰，正如她的書作《黑暗時代的人們》中描繪的那些人一樣。所關乎的是精神上的獨立以及勇氣。
“漢娜·阿倫特的思想有一種治愈效果。她相信每個新生的人都有獨一無二的意義，或者給世界帶來新的東西，這帶來可能性。”策展人如此描述漢娜·阿倫特的關鍵意義。
哲學家托馬斯·邁耶（Thomas Meyer）有關阿倫特的傳記剛剛譯成了中文。數周前，他前往中國推介這本書。他去了多座中國城市，在大學演講。在北京歌德學院的一次活動上，他一本接著一本的給書簽名，有很多感興趣的年輕人前來。
托馬斯·邁耶說道：“我到中國以前沒有任何期待，而到了之後我感到很振奮，為那種開放的心態以及——怎麽說呢——那種切實可感的興趣以及有時那種深刻的體認度。此前我去拉美了兩周，去了烏拉圭、智利和阿根廷。單從提問和反映來說，我看不出任何區別。”
阿倫特逝世50周年之際，一本由中國研究阿倫特的學者編撰的合集出版。她的書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極權主義的起源》在豆瓣上列出。德國記者君特·高斯與阿倫特的一次著名的談話，可在中國社交媒體上找到。
盡管如此：中國的審查十分嚴格。《極權主義的起源》不再新版。任何對體製的批評都是危險和被禁止的。許多人因此離開了這個國家。中國民眾已習慣於用暗語和隱喻來表達自己，以便至少能享有部分的思想自由並從中獲得力量。大學受到嚴格監控，托馬斯·邁耶演講前必須事先提交講稿。不過，他在講堂裏也有不少自由發揮。也涉及阿倫特關於極權主義的主要作品。
托馬斯·邁耶說道：“我們談的是曆史，是阿倫特，但同時雙方都知道，——這是我非常明確的印象——我們心照不宣地知道，我們談的究竟是什麽。”
內心的自由
一個壓製異見人士的政權，如何能夠容忍阿倫特呢？托馬斯·邁耶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認為，原因之一是，想知道對手怎麽想。自由民主的基礎究竟是什麽：“因為單從資本主義無法令人滿意地分析一個社會。”此外，中國的當權者顯然對於模糊性有一定的容忍度，這也是因為有足夠的自信：“這是政權能承受的彰顯強力的一刻。” 這個政權憑借其複雜的數字監控體係，可以將最微小的反抗扼殺在萌芽裏，將其息聲。但漢娜·阿倫特的思想如此深刻，涉及人存在的本質以及在世界上的自我定位，也涉及在不自由的外部世界裏保持內心的自由。至少可以這樣理解這些年輕的讀者：
“我們通過社交媒體聯絡，但這並非真正的對話。阿倫特所呼籲的是更多參與公共生活，在公共空間表達和交流，以此創造存在的空間和了解世界。我想，阿倫特最寶貴的是她積極的思維和樂觀。阿倫特將公共空間的思想帶入了現代。她重建了我們的熱情以及對於未來的信任。”
阿倫特的寫作領域廣闊，其思想從不囿於單一命題。在《過去與未來之間》這部涉獵廣泛的隨筆集中，她對“政治是什麽”的持續叩問尤其深刻。阿倫特認為，現代世界已遺忘政治真正的尊嚴與光輝。
她在書中多次把目光投向古希臘城邦，因為這裏是民主第一次綻放激情和活力的地方。雅典公民走出家門，參與到廣場上的公共集會或討論中，通過商討、辯論對共同關心的事務做出決定。在她看來，真正的公共領域，正是在不同觀點的人們真誠交流、彼此聆聽的過程中形成的。
阿倫特指出，現代生活麵臨的一個深刻挑戰，恰恰在於公共對話空間的式微。當人們日益沉浸於私人領域，作為公民的言說和行動能力便可能逐漸退化。
因此阿倫特呼籲喚醒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政治生活。對她而言，政治不是權力的博弈，也不是哲學的附庸，而是被公共精神所激發的、充滿活力的公民實踐。參與這種實踐的前提，正是拒絕盲從、堅持思考、勇敢表達的個人判斷。
漢娜·阿倫特的一生，穿越過戰爭的陰影，經曆過輿論的風暴，她不僅留下了撼動時代的思想，更留下一種清醒而勇敢的生命姿態。她為我們在充滿不確定的世界中提供了清晰的坐標：個體的思考與言說，始終是捍衛人性尊嚴的根本所在。
阿倫特在中國是一種心靈的良藥
謝盛友 (2025-12-07 14:16:57) 評論 (3)
阿倫特在中國是一種心靈的良藥
在中國，批評體製是危險和被禁止的。表達思想的自由不被保障。而漢娜·阿倫特這位自由的思想家，如今在中國——正如在世界許多地方一樣——被視為一種心靈的良藥。她的許多書作在中國書店可以買到。她所發出的信息——可以重新開始——給人帶來希望。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
阿倫特在1906年出生於下薩克森州林登市（今漢諾威）的猶太人家庭，三歲時，她的家人搬到東普魯士的首府柯尼斯堡（現俄羅斯加裏寧格勒），以便治療她父親保羅·阿倫特（Paul Arendt）的梅毒；保羅·阿倫特在他年輕時就染上這種疾病。七歲時，她父親過世。她在一個政治進步的世俗家庭中長大。她的母親是社會民主黨的熱心支持者。1914年，因戰爭爆發阿倫特一家逃往柏林。在柏林完成中學教育。
1924年進入馬爾堡大學就讀，並師從海德格爾與雅斯培，並與海德格爾有過四年的戀情。1929 年，在存在主義哲學家雅斯培的指導下，她在海德堡大學獲得了哲學寫作博士學位。後來阿倫特遷移到海德堡，並在那裏接受存在主義哲學家雅斯培的指導寫作博士論文，主題是中世紀天主教經院哲學家聖奧古斯丁思想中的愛的概念。
1929年阿倫特完成了她的博士論文，但由於她是猶太人，無法獲取教授學術資格認定，她也就不能在任何德國大學授課。同年，她與岡瑟·斯特恩結婚，但很快就開始在1930年代的納粹德國遭遇越來越多的反猶太歧視。1933年，也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成為德國最高領導人的那一年，她因對納粹德國的反猶太主義進行非法研究，而被有關當局逮捕，並被蓋世太保短暫監禁。獲釋後，她逃離德國，住在捷克斯洛伐克和瑞士，然後定居巴黎。在巴黎，她與馬克思主義者瓦爾特·本雅明結識並成為好友。同時，她為猶太組織青年阿利亞工作，幫助年輕的猶太人移民到英國的巴勒斯坦托管地。1936年，阿倫特遇到德國詩人、哲學家海因裏希·布呂赫。1937年，她與斯特恩離婚。同年，阿倫特因為有猶太血統而被剝奪德國國籍。1940年，她與布呂赫結婚。
隨著二戰爆發，法國部分領土被納粹德國占領，德國占領當局逮捕猶太人並將其送往集中營，阿倫特不得不再次流亡，離開法國。但當德國於1940年入侵並占領法國時，盡管她在1937年被剝奪了德國公民身份，但她仍被法國人當作外國人加以拘留。阿倫特在知名猶太思想家阿爾伯特·赫希曼協助下，得以從法國經西班牙逃亡至美國。
1941年，在美國外交官海拉姆·賓漢姆（Hiram Bingham IV）的幫助下，阿倫特與丈夫和母親前往美國；這位美國外交官向 2500 名猶太難民發放了非法簽證。阿倫特抵達紐約後成為當地德國猶太僑民中的活躍分子，並為Aufbau周刊撰稿。她在紐約成為一名作家和編輯，並為猶太文化重建工作。1950年，她成為美國公民。
二戰結束後，阿倫特與海德格爾恢複了聯係，他們的“準浪漫”關係持續了兩年；阿倫特曾在德國的一次去納粹化聽證會上為海德格爾作證。 1950年，阿倫特歸化為美國公民。在紐約時期是她著作出版的高峰期，1951年，她出版《極權主義的起源》，奠定她作為思想家和作家的聲譽，隨後又發表一係列作品。其中包括1958年《人類狀況》、《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和1963年《論革命》。她在美國許多大學任教，同時拒絕了終身職位的任命。1959年她成為普林斯頓大學任命的第一位女性正教授。1975年，她突然死於心髒病發作，享年69歲，葬於紐約州哈得遜河畔安嫩代爾（Annandale-on-Hudson）的巴德學院，其夫在該學院教學多年。
阿倫特提倡政治空間中的“多元性”概念。因此，人與人之間在政治上存在著潛在的自由和平等。重要的是要站在對方的角度。願意和合適的人應該盡可能在最具體的層麵上參與政治協議、政治合同和憲法。由於這種觀點，她批評純粹的代議製民主。
除了哲學、政治和曆史文獻，她還使用傳記和文學作品作為她考慮的參考來源；她逐字逐句地評析這些文本，並用她自己的方法來麵對它們。
漢娜·阿倫特的首部著作就是1951年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她追溯過去兩三百年的曆史，最後整理出結論：反猶主義與帝國主義共同促成了極權主義。
《極權主義的起源》（德語：Elemente und Ursprünge totaler Herrschaft），初版書名為《我們當前的負擔》（The Burden of Our Time）以反猶主義、帝國主義及極權主義三個論述視角來分析極權主義的起源，此書說明極權主義不同於傳統專製獨裁的現代性特質，說明為何極權主義的意識型態動搖啟蒙理想及普遍人權原則，最終使歐洲國家麵對國內少數族群時未能阻止不當國家及集體暴力的曆史及意識型態問題，特別是帝國主義擴張所帶來的“種族思想”與“官僚統禦”。此書確立了阿倫特作為重要政治思想家的地位。
阿倫特主張極權主義的成長是傳統意義民族國家解體的結果；她認為，極權主義政權，為追求政治權力而不顧物質或功利考量，徹底改變政權下的社會結構。和過去任何專製獨裁相比，極權主義統治形態的殘暴及侵略性，不是為了權力渴望、版圖擴張或利益，而是出於意識形態的理由，可以把人民區分成“理應消滅的人種或階級”，以集體改造與屠殺進行施暴，以證明其意識形態的意義是永遠正確並連貫一致的。
阿倫特認為，歐洲國家麵對國內少數族群時，帝國主義擴張所帶來的“種族思想”與“官僚統禦”，是動搖啟蒙理想及普遍人權原則，而最終未能阻止不當暴力的最大問題來源；最終帝國主義極權主義的特性卻是殊途同歸。
在北京舉行的阿倫特逝世50周年展覽。它是對我們時代各種聲音持續不斷的一種隱喻嗎？還是指中國無處不在的監控與宣傳之下，個人空間的消失？人們可以有自己的詮釋。但繞不過去的是對阿倫特這位政治理論學家的思考：她對於人的描述——在事實與虛構之間迷失。
這一名為“星辰下”的展覽在歌德學院舉行。相較中國藝術文化界而言，這裏有更大的空間。策展人姚斯青表示，在黑暗的時候需要天上的星辰，而漢娜·阿倫特就是這樣一顆星辰，正如她的書作《黑暗時代的人們》中描繪的那些人一樣。所關乎的是精神上的獨立以及勇氣。
“漢娜·阿倫特的思想有一種治愈效果。她相信每個新生的人都有獨一無二的意義，或者給世界帶來新的東西，這帶來可能性。”策展人如此描述漢娜·阿倫特的關鍵意義。
哲學家托馬斯·邁耶（Thomas Meyer）有關阿倫特的傳記剛剛譯成了中文。數周前，他前往中國推介這本書。他去了多座中國城市，在大學演講。在北京歌德學院的一次活動上，他一本接著一本的給書簽名，有很多感興趣的年輕人前來。
托馬斯·邁耶說道：“我到中國以前沒有任何期待，而到了之後我感到很振奮，為那種開放的心態以及——怎麽說呢——那種切實可感的興趣以及有時那種深刻的體認度。此前我去拉美了兩周，去了烏拉圭、智利和阿根廷。單從提問和反映來說，我看不出任何區別。”
阿倫特逝世50周年之際，一本由中國研究阿倫特的學者編撰的合集出版。她的書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極權主義的起源》在豆瓣上列出。德國記者君特·高斯與阿倫特的一次著名的談話，可在中國社交媒體上找到。
盡管如此：中國的審查十分嚴格。《極權主義的起源》不再新版。任何對體製的批評都是危險和被禁止的。許多人因此離開了這個國家。中國民眾已習慣於用暗語和隱喻來表達自己，以便至少能享有部分的思想自由並從中獲得力量。大學受到嚴格監控，托馬斯·邁耶演講前必須事先提交講稿。不過，他在講堂裏也有不少自由發揮。也涉及阿倫特關於極權主義的主要作品。
托馬斯·邁耶說道：“我們談的是曆史，是阿倫特，但同時雙方都知道，——這是我非常明確的印象——我們心照不宣地知道，我們談的究竟是什麽。”
內心的自由
一個壓製異見人士的政權，如何能夠容忍阿倫特呢？托馬斯·邁耶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認為，原因之一是，想知道對手怎麽想。自由民主的基礎究竟是什麽：“因為單從資本主義無法令人滿意地分析一個社會。”此外，中國的當權者顯然對於模糊性有一定的容忍度，這也是因為有足夠的自信：“這是政權能承受的彰顯強力的一刻。” 這個政權憑借其複雜的數字監控體係，可以將最微小的反抗扼殺在萌芽裏，將其息聲。但漢娜·阿倫特的思想如此深刻，涉及人存在的本質以及在世界上的自我定位，也涉及在不自由的外部世界裏保持內心的自由。至少可以這樣理解這些年輕的讀者：
“我們通過社交媒體聯絡，但這並非真正的對話。阿倫特所呼籲的是更多參與公共生活，在公共空間表達和交流，以此創造存在的空間和了解世界。我想，阿倫特最寶貴的是她積極的思維和樂觀。阿倫特將公共空間的思想帶入了現代。她重建了我們的熱情以及對於未來的信任。”
阿倫特的寫作領域廣闊，其思想從不囿於單一命題。在《過去與未來之間》這部涉獵廣泛的隨筆集中，她對“政治是什麽”的持續叩問尤其深刻。阿倫特認為，現代世界已遺忘政治真正的尊嚴與光輝。
她在書中多次把目光投向古希臘城邦，因為這裏是民主第一次綻放激情和活力的地方。雅典公民走出家門，參與到廣場上的公共集會或討論中，通過商討、辯論對共同關心的事務做出決定。在她看來，真正的公共領域，正是在不同觀點的人們真誠交流、彼此聆聽的過程中形成的。
阿倫特指出，現代生活麵臨的一個深刻挑戰，恰恰在於公共對話空間的式微。當人們日益沉浸於私人領域，作為公民的言說和行動能力便可能逐漸退化。
因此阿倫特呼籲喚醒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政治生活。對她而言，政治不是權力的博弈，也不是哲學的附庸，而是被公共精神所激發的、充滿活力的公民實踐。參與這種實踐的前提，正是拒絕盲從、堅持思考、勇敢表達的個人判斷。
漢娜·阿倫特的一生，穿越過戰爭的陰影，經曆過輿論的風暴，她不僅留下了撼動時代的思想，更留下一種清醒而勇敢的生命姿態。她為我們在充滿不確定的世界中提供了清晰的坐標：個體的思考與言說，始終是捍衛人性尊嚴的根本所在。
在中國，批評體製是危險和被禁止的。表達思想的自由不被保障。而漢娜·阿倫特這位自由的思想家，如今在中國——正如在世界許多地方一樣——被視為一種心靈的良藥。她的許多書作在中國書店可以買到。她所發出的信息——可以重新開始——給人帶來希望。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
阿倫特在1906年出生於下薩克森州林登市（今漢諾威）的猶太人家庭，三歲時，她的家人搬到東普魯士的首府柯尼斯堡（現俄羅斯加裏寧格勒），以便治療她父親保羅·阿倫特（Paul Arendt）的梅毒；保羅·阿倫特在他年輕時就染上這種疾病。七歲時，她父親過世。她在一個政治進步的世俗家庭中長大。她的母親是社會民主黨的熱心支持者。1914年，因戰爭爆發阿倫特一家逃往柏林。在柏林完成中學教育。
1924年進入馬爾堡大學就讀，並師從海德格爾與雅斯培，並與海德格爾有過四年的戀情。1929 年，在存在主義哲學家雅斯培的指導下，她在海德堡大學獲得了哲學寫作博士學位。後來阿倫特遷移到海德堡，並在那裏接受存在主義哲學家雅斯培的指導寫作博士論文，主題是中世紀天主教經院哲學家聖奧古斯丁思想中的愛的概念。
1929年阿倫特完成了她的博士論文，但由於她是猶太人，無法獲取教授學術資格認定，她也就不能在任何德國大學授課。同年，她與岡瑟·斯特恩結婚，但很快就開始在1930年代的納粹德國遭遇越來越多的反猶太歧視。1933年，也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成為德國最高領導人的那一年，她因對納粹德國的反猶太主義進行非法研究，而被有關當局逮捕，並被蓋世太保短暫監禁。獲釋後，她逃離德國，住在捷克斯洛伐克和瑞士，然後定居巴黎。在巴黎，她與馬克思主義者瓦爾特·本雅明結識並成為好友。同時，她為猶太組織青年阿利亞工作，幫助年輕的猶太人移民到英國的巴勒斯坦托管地。1936年，阿倫特遇到德國詩人、哲學家海因裏希·布呂赫。1937年，她與斯特恩離婚。同年，阿倫特因為有猶太血統而被剝奪德國國籍。1940年，她與布呂赫結婚。
隨著二戰爆發，法國部分領土被納粹德國占領，德國占領當局逮捕猶太人並將其送往集中營，阿倫特不得不再次流亡，離開法國。但當德國於1940年入侵並占領法國時，盡管她在1937年被剝奪了德國公民身份，但她仍被法國人當作外國人加以拘留。阿倫特在知名猶太思想家阿爾伯特·赫希曼協助下，得以從法國經西班牙逃亡至美國。
1941年，在美國外交官海拉姆·賓漢姆（Hiram Bingham IV）的幫助下，阿倫特與丈夫和母親前往美國；這位美國外交官向 2500 名猶太難民發放了非法簽證。阿倫特抵達紐約後成為當地德國猶太僑民中的活躍分子，並為Aufbau周刊撰稿。她在紐約成為一名作家和編輯，並為猶太文化重建工作。1950年，她成為美國公民。
二戰結束後，阿倫特與海德格爾恢複了聯係，他們的“準浪漫”關係持續了兩年；阿倫特曾在德國的一次去納粹化聽證會上為海德格爾作證。 1950年，阿倫特歸化為美國公民。在紐約時期是她著作出版的高峰期，1951年，她出版《極權主義的起源》，奠定她作為思想家和作家的聲譽，隨後又發表一係列作品。其中包括1958年《人類狀況》、《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和1963年《論革命》。她在美國許多大學任教，同時拒絕了終身職位的任命。1959年她成為普林斯頓大學任命的第一位女性正教授。1975年，她突然死於心髒病發作，享年69歲，葬於紐約州哈得遜河畔安嫩代爾（Annandale-on-Hudson）的巴德學院，其夫在該學院教學多年。
阿倫特提倡政治空間中的“多元性”概念。因此，人與人之間在政治上存在著潛在的自由和平等。重要的是要站在對方的角度。願意和合適的人應該盡可能在最具體的層麵上參與政治協議、政治合同和憲法。由於這種觀點，她批評純粹的代議製民主。
除了哲學、政治和曆史文獻，她還使用傳記和文學作品作為她考慮的參考來源；她逐字逐句地評析這些文本，並用她自己的方法來麵對它們。
漢娜·阿倫特的首部著作就是1951年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她追溯過去兩三百年的曆史，最後整理出結論：反猶主義與帝國主義共同促成了極權主義。
《極權主義的起源》（德語：Elemente und Ursprünge totaler Herrschaft），初版書名為《我們當前的負擔》（The Burden of Our Time）以反猶主義、帝國主義及極權主義三個論述視角來分析極權主義的起源，此書說明極權主義不同於傳統專製獨裁的現代性特質，說明為何極權主義的意識型態動搖啟蒙理想及普遍人權原則，最終使歐洲國家麵對國內少數族群時未能阻止不當國家及集體暴力的曆史及意識型態問題，特別是帝國主義擴張所帶來的“種族思想”與“官僚統禦”。此書確立了阿倫特作為重要政治思想家的地位。
阿倫特主張極權主義的成長是傳統意義民族國家解體的結果；她認為，極權主義政權，為追求政治權力而不顧物質或功利考量，徹底改變政權下的社會結構。和過去任何專製獨裁相比，極權主義統治形態的殘暴及侵略性，不是為了權力渴望、版圖擴張或利益，而是出於意識形態的理由，可以把人民區分成“理應消滅的人種或階級”，以集體改造與屠殺進行施暴，以證明其意識形態的意義是永遠正確並連貫一致的。
阿倫特認為，歐洲國家麵對國內少數族群時，帝國主義擴張所帶來的“種族思想”與“官僚統禦”，是動搖啟蒙理想及普遍人權原則，而最終未能阻止不當暴力的最大問題來源；最終帝國主義極權主義的特性卻是殊途同歸。
在北京舉行的阿倫特逝世50周年展覽。它是對我們時代各種聲音持續不斷的一種隱喻嗎？還是指中國無處不在的監控與宣傳之下，個人空間的消失？人們可以有自己的詮釋。但繞不過去的是對阿倫特這位政治理論學家的思考：她對於人的描述——在事實與虛構之間迷失。
這一名為“星辰下”的展覽在歌德學院舉行。相較中國藝術文化界而言，這裏有更大的空間。策展人姚斯青表示，在黑暗的時候需要天上的星辰，而漢娜·阿倫特就是這樣一顆星辰，正如她的書作《黑暗時代的人們》中描繪的那些人一樣。所關乎的是精神上的獨立以及勇氣。
“漢娜·阿倫特的思想有一種治愈效果。她相信每個新生的人都有獨一無二的意義，或者給世界帶來新的東西，這帶來可能性。”策展人如此描述漢娜·阿倫特的關鍵意義。
哲學家托馬斯·邁耶（Thomas Meyer）有關阿倫特的傳記剛剛譯成了中文。數周前，他前往中國推介這本書。他去了多座中國城市，在大學演講。在北京歌德學院的一次活動上，他一本接著一本的給書簽名，有很多感興趣的年輕人前來。
托馬斯·邁耶說道：“我到中國以前沒有任何期待，而到了之後我感到很振奮，為那種開放的心態以及——怎麽說呢——那種切實可感的興趣以及有時那種深刻的體認度。此前我去拉美了兩周，去了烏拉圭、智利和阿根廷。單從提問和反映來說，我看不出任何區別。”
阿倫特逝世50周年之際，一本由中國研究阿倫特的學者編撰的合集出版。她的書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極權主義的起源》在豆瓣上列出。德國記者君特·高斯與阿倫特的一次著名的談話，可在中國社交媒體上找到。
盡管如此：中國的審查十分嚴格。《極權主義的起源》不再新版。任何對體製的批評都是危險和被禁止的。許多人因此離開了這個國家。中國民眾已習慣於用暗語和隱喻來表達自己，以便至少能享有部分的思想自由並從中獲得力量。大學受到嚴格監控，托馬斯·邁耶演講前必須事先提交講稿。不過，他在講堂裏也有不少自由發揮。也涉及阿倫特關於極權主義的主要作品。
托馬斯·邁耶說道：“我們談的是曆史，是阿倫特，但同時雙方都知道，——這是我非常明確的印象——我們心照不宣地知道，我們談的究竟是什麽。”
內心的自由
一個壓製異見人士的政權，如何能夠容忍阿倫特呢？托馬斯·邁耶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認為，原因之一是，想知道對手怎麽想。自由民主的基礎究竟是什麽：“因為單從資本主義無法令人滿意地分析一個社會。”此外，中國的當權者顯然對於模糊性有一定的容忍度，這也是因為有足夠的自信：“這是政權能承受的彰顯強力的一刻。” 這個政權憑借其複雜的數字監控體係，可以將最微小的反抗扼殺在萌芽裏，將其息聲。但漢娜·阿倫特的思想如此深刻，涉及人存在的本質以及在世界上的自我定位，也涉及在不自由的外部世界裏保持內心的自由。至少可以這樣理解這些年輕的讀者：
“我們通過社交媒體聯絡，但這並非真正的對話。阿倫特所呼籲的是更多參與公共生活，在公共空間表達和交流，以此創造存在的空間和了解世界。我想，阿倫特最寶貴的是她積極的思維和樂觀。阿倫特將公共空間的思想帶入了現代。她重建了我們的熱情以及對於未來的信任。”
阿倫特的寫作領域廣闊，其思想從不囿於單一命題。在《過去與未來之間》這部涉獵廣泛的隨筆集中，她對“政治是什麽”的持續叩問尤其深刻。阿倫特認為，現代世界已遺忘政治真正的尊嚴與光輝。
她在書中多次把目光投向古希臘城邦，因為這裏是民主第一次綻放激情和活力的地方。雅典公民走出家門，參與到廣場上的公共集會或討論中，通過商討、辯論對共同關心的事務做出決定。在她看來，真正的公共領域，正是在不同觀點的人們真誠交流、彼此聆聽的過程中形成的。
阿倫特指出，現代生活麵臨的一個深刻挑戰，恰恰在於公共對話空間的式微。當人們日益沉浸於私人領域，作為公民的言說和行動能力便可能逐漸退化。
因此阿倫特呼籲喚醒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政治生活。對她而言，政治不是權力的博弈，也不是哲學的附庸，而是被公共精神所激發的、充滿活力的公民實踐。參與這種實踐的前提，正是拒絕盲從、堅持思考、勇敢表達的個人判斷。
漢娜·阿倫特的一生，穿越過戰爭的陰影，經曆過輿論的風暴，她不僅留下了撼動時代的思想，更留下一種清醒而勇敢的生命姿態。她為我們在充滿不確定的世界中提供了清晰的坐標：個體的思考與言說，始終是捍衛人性尊嚴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