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是新華社批得很巧：——隻點最弱的那一層。——隻罵不會反擊的那一群。——隻說“基層”，卻字字讓上麵聽著心裏發緊。一句話：敢怒，稍微敢言，但不敢言到點子上。
鄉鎮政府隻是“替罪門”——這篇評論批的根本不是鄉鎮。我們先來看看事實。鄉鎮政府門口設保安、設崗亭、設閘機？那也算新聞？那隻不過是常識罷了。如果說鄉政府的門禁讓群眾不滿，那縣政府的門禁是讓群眾止步；市政府的是讓群眾望而卻步；省政府的，是讓群眾連想都不敢想；而到了中央層麵……群眾連“門在哪”都不知道。
新華社選擇拿鄉鎮開刀，原因不難理解：第一，鄉鎮最弱，不會回懟。第二，批它最安全，反而顯得新華社還“敢監督”。第三，真正的問題根本不在鄉鎮，而在鄉鎮被迫模仿的上級機關。某種意義上，這篇評論是一個央視式的隱喻、一個人民日報式的拐彎、一個新華社式的“我罵我，我罵別人，我罵我自己——但都不點名”的文學體裁。
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其政府機關對公眾是開放的。你去美國國會議員辦公室，連登記都不需要；你去日本各地市役所，也像進郵局一樣隨意。為什麽？因為這些機構的合法性來自人民——人民沒有必要被防範。
那我們再看看中國的情況：群眾進政府：必須登記、必須聯係、必須核實、必須有人接。群眾問為什麽：答：為了“安全”。真相是什麽？其實就是怕麻煩、怕上訪、怕曝光、怕衝突、怕“惹事”，怕群眾一個不開心，把官僚主義、腐敗問題、行政不作為給捅出來。一句話：怕人民，因為他們不是人民選出來的。
這不是情緒化的攻擊，而是政治學的鐵律：不接受選票監督的權力，就一定會加強實體屏障來保護自己。越是脫離群眾的機構，門禁越嚴。越是害怕問責的官員，牆越高、崗亭越密。於是就出現了這樣荒誕的場景：號稱“人民公仆”，大門卻比銀行還難進；口口聲聲“服務群眾”，一看群眾就像看“潛在風險”；強調“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結果群眾來不了，幹部也去不了。這哪裏像公仆？這分明像君主。
20年前政府敞開大門，如今層層設防——是誰變了？那時的政府機關甚至連門都是敞的，來的人多是問政策、辦事、求解決。幹部頭疼，但至少“人氣在”。後來呢？先是設門衛。後來要登記。再後來要聯係接待人。最後要“提前預約”。
為什麽？因為政府不再把群眾視為“來辦事的主人”，而是“帶來風險的不可控變量”。到最後，許多機關的門禁不像政府，像是金融中心與秘密機關的結合體：——“你找誰？”——“沒聯係不能進。”——“要接待人出來。”——“要單位開證明。”你以為自己是來辦事的？保安看你的眼神，好像你準備投核彈。
政府為什麽害怕人民？因為這套體製培養的是管理者，不是服務者；是統治者，不是代理人；是權力持有者，不是公共事務受托人。你問：“有什麽好怕的？”答案是：怕有人來監督、來追問、來揭短。畢竟，一個不受投票約束、不靠民意續任的體係，自然要靠門禁、靠牆、靠武裝安保維持一種“安全感”。
新華社的評論當然有價值，它至少指出了問題：門禁是官僚主義的象征。但諷刺就諷刺在——它批的是“症狀”，不敢批“病根”。新華社不敢說：“因為政府沒有民選基礎，所以怕人民。”它隻能說：“作風要轉變。”“基層不能高高在上。”“群眾要有獲得感。”
這些話聽了幾十年了。問題依舊沒解決。鄉鎮門禁撤了？縣、市、省、中央的門禁誰敢動？新華社當然知道問題在哪裏：權力與人民的距離太遠，才需要層層設防。但新華社不會承認，也不能承認。於是它批鄉鎮，好像外科醫生在病人腳背上貼膏藥，還說自己做了“治療”。結果就是：病根沒動過，反倒顯得更諷刺了。
如果政府真把自己視為“公仆”，門禁會是這樣嗎？如果政府真正源於人民、依靠人民、受人民監督，會把群眾當“風險源”嗎？一個無法讓人民輕鬆進門的政府，如何讓人民相信它是為人民服務的？門禁隻是一麵鏡子，它照出的不是秩序，而是：權力與人民之間的巨大心理鴻溝。
越怕人民，就越離人民遠；越離人民遠，就越怕人民。這就是一個惡性循環。新華社這篇評論，其意義並不在於它批了鄉鎮，而是它讓公眾看到：連新華社都知道這是一種危險信號。隻是，它不敢把信號指向真正的源頭。
門禁不是鐵欄杆，是權力與民意之間的隔離帶。鄉鎮的門禁隻是最末端的一個閘，真正在設置層層屏障的，是整個行政係統。新華社的評論，是一陣小心翼翼的敲門聲：“你們的門，好像太難進了。”
但人民想問的是：是誰讓這些門變得這麽難進？是誰先設了門？又是誰逼著所有人效仿？真正的答案大家心裏都有。公仆怕人民，這不是人民的錯。人民進不了公仆的大門，才是人民最大的失敗。所謂“門禁攔住的是人心”，不僅是鄉鎮，更是整座政權機器，與它聲稱要代表的人民之間，那條越來越寬的裂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