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紅衛兵抄家成億萬富翁了嗎
用《文革紅衛兵抄家成億萬富翁了嗎？》去網上查一下，沒有結果。倒是《反共華人》網上多篇內容講了文革紅衛兵抄家的內容。多少紅衛兵抄家？抄出幾百個億的金銀財寶古玩等無數？紅衛兵拿了一些外其他都上徼國庫了。沒有一個紅衛兵因在文革中抄家成了億萬富翁的個例。這說明了什麽？拿這種沒有證據的數字忽悠後人，用來抹黑文革？抹黑紅衛兵？這是《反共華人》慣用的騙術。
文革中的紅衛兵，是一個鬆散的學生組織。幾個學生在一起說，我們成立一個紅衛兵司令部，上午說，下午就可以成立，印個紅衛兵袖套戴上就是紅衛兵了。玩幾天不想玩了說解散就可以解散，不需要申請成立，也沒有經誰批準，更沒有誰來管理的群眾性學生中的一種自由組合的小群體。而吝個紅衛兵小群體支持誰，反對誰也是不同的自由選擇。有造反的紅衛兵，有保守的紅衛兵，造走資派的反，保走資派的守都可以的。所以，《反共華人》說的紅衛兵抄家是指哪一派紅衛兵呢？這麽多財富誰有本事統計出來？有多少紅衛兵？是誰通過什麽方法統計出來的？《反共華人》在反共基金會的經濟扶助下，造謠說謊騙個假材料報告給基金會就可拿到錢了。
毛澤東說：“給紅衛兵這封信，我還沒有發出，全國就搞起紅衛兵來了。各種各派的紅衛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個司令部。紅衛兵一衝，把你們衝得不亦樂乎。“
《給紅衛兵這封信，我還沒有發出，全國就搞起紅衛兵來了。各種各派的紅衛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個司令部。》
毛澤東：“比如上次開會回去以後，就沒有開好會，有些地方根本就沒有開，有的地方開了，也不是那麽充分，被紅衛兵一衝就亂了。假如有十個書記，就要有七個或者八個要去接見紅衛兵，接見慢了要衝進來。學生們生了氣，自己還不知道，又沒有準備回答什麽問題，以為表麵上一應付，表示歡迎，就解決問題了。人家有一肚子氣，幾個問題一問，不能回答，就處於被動。這個被動也可以改變的，可以改變為主動的。
《被紅衛兵一衝就亂了。假如有十個書記，就要有七個或者八個要去接見紅衛兵，接見慢了要衝進來。》
毛澤東：“我對這次會議以後的情況，信心增加了。我就不講上次會議講過的話了，說這一次會等於不開，回去還是老章程，維持現狀，跟紅衛兵對立，跟一派紅衛兵對立，利用另一派紅衛兵保駕。這種狀況，我看會改變，情況開始好轉了。當然，不能過高要求。中央局，省、地、縣這幾級，還不講縣以下廣大的幹部，全部就那麽快都通了，不一定。總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還是會要對立的。但是，我相信大多數會講得通的。“
《跟紅衛兵對立，跟一派紅衛兵對立，利用另一派紅衛兵保駕。》
毛澤東：“文化大革命這個火是我放起來的。時間很倉促，隻幾個月。跟二十八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會主義革命比起來，這個文化革命隻不到半年。不那麽通，有抵觸，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誌，過去盡搞經濟工作，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或者做一些別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沒有設想到搞這場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現在學生不是衝得厲害嗎，沒有設想到的事情來了。來了就來了。這一衝，我看有好處。過去多少年我們沒有想的事情，這一衝就要想一下了。無非是犯一些錯誤，那有什麽了不起的呀？路線錯誤，改了就是了。誰人要打倒你們呀？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有兩個紅衛兵說，他們到全國跑了一趟，他們沒有料到有些老前輩這麽害怕紅衛兵。他們說，紅衛兵有什麽可怕的？有一位同誌，他家裏有四個紅衛兵，就是他的兒女，分成四派，還有他們的同學，很多人到他家來，大概有十幾個二十個！他接觸了那麽一點人。另外也有接觸幾十個人的，也有接觸一二百人的。我看小接觸很有益處。大的接觸，一百五十萬人，我們一個鍾頭就搞完了。這也是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誰人要打倒你們呀？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有兩個紅衛兵說，他們到全國跑了一趟，他們沒有料到有些老前輩這麽害怕紅衛兵。他們說，紅衛兵有什麽可怕的？有一位同誌，他家裏有四個紅衛兵，就是他的兒女，分成四派，還有他們的同學，很多人到他家來，大概有十幾個二十個！他接觸了那麽一點人。另外也有接觸幾十個人的，也有接觸一二百人的。我看小接觸很有益處。大的接觸，一百五十萬人，我們一個鍾頭就搞完了。這也是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文革紅衛兵抄家成億萬富翁了嗎
yongbing1993 發表評論於
走資派劉少奇兒子劉濤初步檢查
題目：《造劉少奇的反，跟著毛主席幹一輩子革命》
──我的初步檢查（節錄）
劉 濤
現在，廣大革命師生員工提出直搗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司令部的老巢，我堅決支持同誌們的革命行動。我是這條資產階級路線的受害者，中毒很深，和自己的家庭也劃不清界限，始終沒有真正站在毛主席一邊。自己又是“三臨”（注：指清華大學紅衛兵臨時總部、文革臨時籌委會、文革臨時主席團）主要負責人之一，給清華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帶來了很大損失，這確實使自己感到十分痛心，十分難過。
我先和大家談談我的活思想。回校以後，由於我對自己錯誤沒有認識，而且在家裏受了王光美的很多影響。我回校時是鐵杆保皇的，根本沒想很好地揭發問題。我一直還是站在資產階級的反動立場上，站在我父母的立場上，站在這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立場上。所以，很多間題自己並沒采取老實態度。當時我並沒這樣認識，同學說我不老實，我還挺生氣的，認為不知道有哪些問題是屬於揭發範圍。後來同學們幫助我，使我認識到根本問題不是知不知道揭發什麽問題，而是實際上是否真正站在毛主席一邊，站在群眾一邊，站在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邊。通過學習毛主席著作，看了江青同誌對我的講話以及在同學們的熱情幫助下，我逐步認識到自己立場並沒有真正站在革命群眾這邊，所以對許多問題的認識也就很不清楚。
毛主席教導我們知錯就改，我一定按毛主席的話，把自己的立場站到無產階級這邊來，與家庭從政治上思想上劃清界限，不能用感情代替政治，與過去錯誤徹底決裂，真正站到毛主席這邊來。由於我對以前的錯誤沒有很好的認識，所以對很多問題來不及批判，對很多問題的認識也沒有水平，但我應當把我所能想得起來的事情揭發出來，把自己知道的一些內幕告訴大家，供大家參考，然後和大家一起共同分析批判，共同戰鬥，從而更加充分地認識到這兩條路線的鬥爭，在我們學校是何等的尖銳複雜。
大概在六月中下旬劉少奇曾經跟我講過，反工作組是一種思潮，全北京市的五十幾所學校中就有三十九所反對工作組，他還懷疑這個反工作組的逆流與前北京市委有聯係，認為是前北京市委的一個反撲。這也就是後來為什麽我們學校和很多學校都在拚命揪後台的原因。劉少奇當時在師大一附中（我妹妹在那兒）蹲點，對她的指示是比較多的，他把師大一附中陳永康、何芳芳這些歲數很小的學生都打成反革命，也沒感覺到有什麽問題，他還麵帶笑容聽我們匯報。就是在他的指揮下，大規模學生鬥學生在全北京市，甚至在全國都開展了。當時我們學校工作組所導演的“反蒯”運動，大家都是很清楚的了。
……
在七月三日晚上，我記得他（注：指劉少奇）跟我講過一次話，後來把這事情揭發了，他否認是他講的。他否認他的，我揭發我的。記得有這麽幾點：一、要把蒯大富當活靶子打。二、要把蒯大富他們一派搞成少數，批倒了他們才能鞏固工作組的地位。三、資產階級不給我們民主，我們也不給他們民主。他是把反工作組的這些同學都當成資產階級，所以他就不給這些同學自由民主。在七月二十六日晚上江青同誌、陳伯達同誌已經在北大講了關於工作組的問題，當時我也不清楚我們學校的工作組到底是什麽問題。二十八日晚，劉少奇異常激動地對我和王光美說：一、現在不是說要檢討嗎？要我到你們學校去檢討也可以，去就去，沒有什麽可怕的。二、工作組的工作是當著大家麵做的。（意思就是說，是好是壞，大家都能檢驗出來。）三、工作組現在也沒有什麽事情了，你們就勞動，幫助抄大字報，掃掃地，這樣別的同學也就不會說你們是當官做老爺了。四、仍然認為蒯大富是自己跳出來的，而不是工作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當時還講了保護少數的問題（即七月二十九日在人大會堂講的精神）。當時還讓我不要急於表態，真正認識到錯了再講，不要急於表示自己反對或者同意。在我看來，七月二十八日他根本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情緒還是很不滿意的。那天晚上我和王光美都哭了，因為我從來也沒有看見過我父親這麽激動過，當時也沒認識工作組的錯誤性質是什麽樣的，立場又沒站穩，但確實感覺到工作組的工作沒有做好，心裏也是很難受的。
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三日這期間，劉少奇曾讓她（注：指王光美）回去過（注：指回清華大學去）。王光美一直表現得很不像話，不但堅持自己的錯誤，根本不去真正虛心聽取群眾的意見，而且嘩眾取寵，企圖挽救這垂死的工作組的命運。王光美在清華期間，天天回家，劉少奇到底給了她些什麽黑指示，我就不太清楚了。對此也可不言而喻了。
八月初，劉少奇讓我辭職（注：指要她辭去在清華大學紅衛兵臨時總部、文革臨時籌委會、文革臨時主席團中擔任的領導職務），以後少出頭露麵，少回家。當我問他對自己的問題的認識時，他口頭上也承認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表示願意改。在問到他為什麽不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的問題時，聽我妹妹說，他講，在七大以前，還沒有樹立毛主席的絕對威信，在七大以後樹立起來了，沒樹以前就拚命地樹立，樹立以後不用怎麽說別人也就知道了。實際我覺得這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他自己也承認，自己不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等等，可是實際上並沒有真正地認識到自己的問題。當時，工作組撤走以後，有時回家遇見父母，與王光美談的多。有幾次他們表示特別關心我校的運動。我當時很願意反映，當時沒有意識到家裏的情況有多嚴重，我知道的，我就講了。後來李黎風（注：李井泉之子）告訴我要注意此問題。劉少奇以前說話就說得比較少，犯了錯誤以後，說得更少了。王光美當時是在極力地掩蓋，但有時又憋不住，就衝出來了。其實，她在檢查中說，工作組撤走以後，對我校運動情況是不怎麽了解的，這是在說謊！
九月底，同學們給我寫了許多大字報，我想應當寫張大字報表態，她說：“別人都罵你是狗崽子，還歡迎批評什麽。”看得出來，她對此是很抵觸的，如果別人說她是扒手，她肯定是十分反感的。十月一日，我與妹妹就談到辯論工作組的問題，王光美說：“批判工作組的問題是不是運動的關鍵呢？”我給父親提意見，她就在旁邊解釋，澄清事實，說他的心還是好的，主觀上還是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隻是經驗不足。我問：“六二年的單幹風究竟是怎麽回事？”王光美說：六二年單幹風父親是反對的。實際上是在欺騙我。她自己也講，應當實事求是，她不願意給我父親增加罪過。我想我父親的罪，有多少是多少。你說不願加，但事實終歸還是事實的。王光美一方麵對我們講父親的態度如何如何的好，目的，就是說父親沒有多大問題。哥哥是造反派，對父母不信任。她很不滿意。另一方麵說主席（注：指毛澤東）是如何對待父親（注：指劉濤他們的父親劉少奇）。主席對父親政治思想上從嚴，組織處理上從寬，這是一貫的思想，抱著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態度。絕不能因為主席對父親組織處理上的寬大，因此而對他政治思想上采取寬大的態度。可是，王光美跟我們講的目的，是用此來迷惑我們，使我們覺得自己的父親沒有多少問題。我們本來迷信劉少奇，現在也就保劉少奇。她還說，應當實事求是，說揭發要全麵，要全文公布，若沒有全文公布，光把他錯誤的地方公布出來，她就非常不滿意。她認為，同學問我們的問題，就是為了打聽點內幕消息。在十二月十八日晚上；我回家並見她，我說：葉林（注：國家經委副主任，文革初期任北京新市委派駐清華大學工作組組長）說我在清華常找你。事實上也不是這樣。她說：這是想嚇唬你們。她一直跟同學特別抵觸。對她自己的錯誤，如四清，八月份她還說：我還沒有來得及看呐！她認為她的桃園經驗也沒有什麽錯誤，就是紮根串聯講得過細了一點，所以給別人的印象也就起了不好的作用。十二月十六日聽陶鑄講，我父親是個資產階級革命家，我當時想不通，回去跟王光美講。她說，陶鑄同誌也有說錯話的時候。到現在還是這樣認為。還有一條，幾年以前，父親曾講過，不當國家主席，當個公民也可以，也沒有關係。在文化大革命中，王光美就不讓我講了。原因是什麽大家也都心裏明白。八月份我兩次問她對工作組問題的認識，我說可以交談交談吧！原來咱們也是一塊工作的，有錯誤我們可以互相幫助幫助，雖然當時我認識還不太清楚，但對她還是可以幫助的。（回校前我對她說：我就夠保的了，我看你比我還保。）她就是不講自己的態度，她說，我有我的組織，我是在工作組內作檢討的。我問我父親：“你執行錯誤路線決不是什麽偶然的，一定有根源，你以前還犯過什麽錯誤。”王光美在旁邊聽了後氣得直發抖，哭著對我控訴了一番，說我沒良心，想保自己，是個人主義，你也觸及觸及自己的靈魂。這個家你也可以不回了，說我老逼我父親。又說“你父親是中央的，有些事情不能跟你講。你老逼他。”說“你欺負我欺負得太甚了。”說她以前對我又是怎麽好。當時給我壓力很大，父親也在旁邊說：你要是覺得這個家妨礙你的話，你也可以不回家了，如果經濟上不獨立，可以給你點錢。
由於自己沒有真正地站到毛主席一邊，沒有真正與家庭劃清界線，壓力很大，就軟下來了，於是王光美就抱著我哭了一通。自己也就“保”爸了，這是一方麵。另外王光美還造成弟妹的壓力，說我給媽媽的那一張大字報（注：指劉濤8月21日在清華大學貼出，經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王任重修改的大字報《跟毛主席幹一輩子革命，造王光美的反》）是有個人主義。我當時的確有個人主義，但與自己的家庭真正從政治思想上劃清界線，這就是我克服個人主義，拋棄私心雜念的第一步。當時王光美說我有個人主義，我不否認，但當時她說這句話，我覺得她這是在壓我，她就是想用又拉又打，軟硬兼施的這套辦法，想使我成為他們的陪葬人。八月初，我聽妹妹講，爸爸說我不牢靠。我想，我真正地做了家裏的叛徒，這表明我是真正地站到毛主席這一邊，可是實際上並沒有這麽做，我一直是搖擺不定的。王光美還壓我，說：批判我們的大字報都是根據你揭發的。對於我那篇大字報她非常不滿意。劉少奇說： “你記錄我的講話，又要拿到外麵去公布。”對此他也非常不滿意。他還用組織紀律來壓我說：“中南海就有中南海的紀律，從這裏知道的事情就不得向外講，否則，就不要住中南海。”我想，不住中南海就不住中南海，斷絕家庭關係就斷絕家庭關係，有什麽了不起的。我的家庭不要我，黨和人民要我！
有些事情，她也避開家裏的工作人員。師大一附中把我妹妹的工作日記本搜去了，全文公布了，貼在中南海外麵。她就對我妹妹說：“你把它抄下來，看一看，也好知道都歪曲了些什麽？”她就是這樣教育家裏的孩子。她就是拉著我妹妹保他們，我真替我妹妹擔心。我覺得他們到現在也沒有真正地站在毛主席這一邊。王光美在家裏老放毒，而且有市場。現在同學們要求把王光美揪回清華來，我堅決支持。她要是真的要改造的話，廣大的革命師生幫助她，她如果要頑抗下去，那隻有自絕於人民。讓她住到清華，這樣對她自己，對弟弟妹妹，對我父親認識錯誤都有好處。關於劉少奇、王光美我揭發到這裏。有一些由於自己的立場感情還沒有完全站在革命師生一邊，還沒有完全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決裂，還沒有完全站到毛主席這一邊來，有的記不起來，有的還沒有認識。以後認識到了，想起來了一定繼續揭發。
通過我所講的這些可以看出兩條路線的鬥爭在我們家是多麽的激烈。我自己原來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但這個問題就是這樣尖銳地擺在我的麵前。這幾個月來我體會到，到底自己是走哪一條路，是站在毛主席這邊，還是站在劉少奇這一邊，在這上麵的確沒有什麽中間道路可走。我來校前，的確是很保皇的。現在對問題認識也不是十分清楚。簡單地談一談對我父親的看法。我認為我父親確實是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二十幾年來一直對抗毛主席，對抗毛澤東思想，他搞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走的不是社會主義道路，而是資本主義道路。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他鎮壓革命運動，實行資產階級專政，造成白色恐怖，對毛主席他采取的是一種無視的態度，確實是像林彪同誌所講的，簡直是不能容忍。他從不相信群眾、害怕群眾、害怕群眾運動，發展到鎮壓群眾，鎮壓群眾運動的地步。這場文化大革命具有世界意義，它要掃除一切舊的東西，掃除修正主義在我們國家裏複辟的可能。他實際上是鎮壓這場文化大革命的劊子手，沿著他這條道路搞下去，中國必然要變顏色。他的檢查極不深刻，一點也沒有觸及自己的靈魂。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製定這條錯誤路線決不是什麽偶然的。他以前對我的教育，表麵上也讓我學習毛選，但實際上是叫我“吃小虧，占大便宜”，“丟了芝麻，揀了西瓜”，“你想得的，反而得不到；不想得的反而得到了”，對他這套人生哲學，以前不太認識，還覺得挺對，但實際上這跟毛主席的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比起來，完全可以看出是一個更高級的個人主義，帶有更大的迷惑性。他的世界觀根本就沒有改造好，他做了國家主席以後，他大概覺得他占了最大的便宜了吧。他的世界觀根本不是無產階級的，而是資產階級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一切資產階級思想的命，由於他的這種世界觀，決定了他一定會製定反動路線。
王光美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根本沒有改造，她用她的資產階級一套腐蝕了很多人。劉少奇在政治上的錯誤比王光美嚴重得多，他負的責任更大，他製定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同學們以前說她是糖衣炮彈，我還不怎麽能接受。現在覺得她的確是一顆糖衣炮彈，她對我就是利用情感教育。我提出這個問題，她還不大發雷霆？她一會兒對我哭了一通，一會兒又對我罵了一通，大家可以想到，她給我的是什麽教育。
我的確感到這場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以前我一點也沒認識到它就在我身邊進行著。我以前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站在父母一邊，給清華的文化大革命帶來了損失，後來看到江青同誌對我講的話，使我很難過。要認識自己的父母，認識自己的家庭，如果自己是一個革命者，對家庭，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應當仇恨。我覺得自己應當真正地站到毛主席這一邊，毛主席說，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如果真正地與家裏劃清了界線，家裏反對我，而人民是歡迎我的。
1966.12.28
原載清華大學《井岡山報》1966年12月31日
題目：《造劉少奇的反，跟著毛主席幹一輩子革命》
──我的初步檢查（節錄）
劉 濤
現在，廣大革命師生員工提出直搗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司令部的老巢，我堅決支持同誌們的革命行動。我是這條資產階級路線的受害者，中毒很深，和自己的家庭也劃不清界限，始終沒有真正站在毛主席一邊。自己又是“三臨”（注：指清華大學紅衛兵臨時總部、文革臨時籌委會、文革臨時主席團）主要負責人之一，給清華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帶來了很大損失，這確實使自己感到十分痛心，十分難過。
我先和大家談談我的活思想。回校以後，由於我對自己錯誤沒有認識，而且在家裏受了王光美的很多影響。我回校時是鐵杆保皇的，根本沒想很好地揭發問題。我一直還是站在資產階級的反動立場上，站在我父母的立場上，站在這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立場上。所以，很多間題自己並沒采取老實態度。當時我並沒這樣認識，同學說我不老實，我還挺生氣的，認為不知道有哪些問題是屬於揭發範圍。後來同學們幫助我，使我認識到根本問題不是知不知道揭發什麽問題，而是實際上是否真正站在毛主席一邊，站在群眾一邊，站在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邊。通過學習毛主席著作，看了江青同誌對我的講話以及在同學們的熱情幫助下，我逐步認識到自己立場並沒有真正站在革命群眾這邊，所以對許多問題的認識也就很不清楚。
毛主席教導我們知錯就改，我一定按毛主席的話，把自己的立場站到無產階級這邊來，與家庭從政治上思想上劃清界限，不能用感情代替政治，與過去錯誤徹底決裂，真正站到毛主席這邊來。由於我對以前的錯誤沒有很好的認識，所以對很多問題來不及批判，對很多問題的認識也沒有水平，但我應當把我所能想得起來的事情揭發出來，把自己知道的一些內幕告訴大家，供大家參考，然後和大家一起共同分析批判，共同戰鬥，從而更加充分地認識到這兩條路線的鬥爭，在我們學校是何等的尖銳複雜。
大概在六月中下旬劉少奇曾經跟我講過，反工作組是一種思潮，全北京市的五十幾所學校中就有三十九所反對工作組，他還懷疑這個反工作組的逆流與前北京市委有聯係，認為是前北京市委的一個反撲。這也就是後來為什麽我們學校和很多學校都在拚命揪後台的原因。劉少奇當時在師大一附中（我妹妹在那兒）蹲點，對她的指示是比較多的，他把師大一附中陳永康、何芳芳這些歲數很小的學生都打成反革命，也沒感覺到有什麽問題，他還麵帶笑容聽我們匯報。就是在他的指揮下，大規模學生鬥學生在全北京市，甚至在全國都開展了。當時我們學校工作組所導演的“反蒯”運動，大家都是很清楚的了。
……
在七月三日晚上，我記得他（注：指劉少奇）跟我講過一次話，後來把這事情揭發了，他否認是他講的。他否認他的，我揭發我的。記得有這麽幾點：一、要把蒯大富當活靶子打。二、要把蒯大富他們一派搞成少數，批倒了他們才能鞏固工作組的地位。三、資產階級不給我們民主，我們也不給他們民主。他是把反工作組的這些同學都當成資產階級，所以他就不給這些同學自由民主。在七月二十六日晚上江青同誌、陳伯達同誌已經在北大講了關於工作組的問題，當時我也不清楚我們學校的工作組到底是什麽問題。二十八日晚，劉少奇異常激動地對我和王光美說：一、現在不是說要檢討嗎？要我到你們學校去檢討也可以，去就去，沒有什麽可怕的。二、工作組的工作是當著大家麵做的。（意思就是說，是好是壞，大家都能檢驗出來。）三、工作組現在也沒有什麽事情了，你們就勞動，幫助抄大字報，掃掃地，這樣別的同學也就不會說你們是當官做老爺了。四、仍然認為蒯大富是自己跳出來的，而不是工作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當時還講了保護少數的問題（即七月二十九日在人大會堂講的精神）。當時還讓我不要急於表態，真正認識到錯了再講，不要急於表示自己反對或者同意。在我看來，七月二十八日他根本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情緒還是很不滿意的。那天晚上我和王光美都哭了，因為我從來也沒有看見過我父親這麽激動過，當時也沒認識工作組的錯誤性質是什麽樣的，立場又沒站穩，但確實感覺到工作組的工作沒有做好，心裏也是很難受的。
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三日這期間，劉少奇曾讓她（注：指王光美）回去過（注：指回清華大學去）。王光美一直表現得很不像話，不但堅持自己的錯誤，根本不去真正虛心聽取群眾的意見，而且嘩眾取寵，企圖挽救這垂死的工作組的命運。王光美在清華期間，天天回家，劉少奇到底給了她些什麽黑指示，我就不太清楚了。對此也可不言而喻了。
八月初，劉少奇讓我辭職（注：指要她辭去在清華大學紅衛兵臨時總部、文革臨時籌委會、文革臨時主席團中擔任的領導職務），以後少出頭露麵，少回家。當我問他對自己的問題的認識時，他口頭上也承認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表示願意改。在問到他為什麽不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的問題時，聽我妹妹說，他講，在七大以前，還沒有樹立毛主席的絕對威信，在七大以後樹立起來了，沒樹以前就拚命地樹立，樹立以後不用怎麽說別人也就知道了。實際我覺得這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他自己也承認，自己不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等等，可是實際上並沒有真正地認識到自己的問題。當時，工作組撤走以後，有時回家遇見父母，與王光美談的多。有幾次他們表示特別關心我校的運動。我當時很願意反映，當時沒有意識到家裏的情況有多嚴重，我知道的，我就講了。後來李黎風（注：李井泉之子）告訴我要注意此問題。劉少奇以前說話就說得比較少，犯了錯誤以後，說得更少了。王光美當時是在極力地掩蓋，但有時又憋不住，就衝出來了。其實，她在檢查中說，工作組撤走以後，對我校運動情況是不怎麽了解的，這是在說謊！
九月底，同學們給我寫了許多大字報，我想應當寫張大字報表態，她說：“別人都罵你是狗崽子，還歡迎批評什麽。”看得出來，她對此是很抵觸的，如果別人說她是扒手，她肯定是十分反感的。十月一日，我與妹妹就談到辯論工作組的問題，王光美說：“批判工作組的問題是不是運動的關鍵呢？”我給父親提意見，她就在旁邊解釋，澄清事實，說他的心還是好的，主觀上還是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隻是經驗不足。我問：“六二年的單幹風究竟是怎麽回事？”王光美說：六二年單幹風父親是反對的。實際上是在欺騙我。她自己也講，應當實事求是，她不願意給我父親增加罪過。我想我父親的罪，有多少是多少。你說不願加，但事實終歸還是事實的。王光美一方麵對我們講父親的態度如何如何的好，目的，就是說父親沒有多大問題。哥哥是造反派，對父母不信任。她很不滿意。另一方麵說主席（注：指毛澤東）是如何對待父親（注：指劉濤他們的父親劉少奇）。主席對父親政治思想上從嚴，組織處理上從寬，這是一貫的思想，抱著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態度。絕不能因為主席對父親組織處理上的寬大，因此而對他政治思想上采取寬大的態度。可是，王光美跟我們講的目的，是用此來迷惑我們，使我們覺得自己的父親沒有多少問題。我們本來迷信劉少奇，現在也就保劉少奇。她還說，應當實事求是，說揭發要全麵，要全文公布，若沒有全文公布，光把他錯誤的地方公布出來，她就非常不滿意。她認為，同學問我們的問題，就是為了打聽點內幕消息。在十二月十八日晚上；我回家並見她，我說：葉林（注：國家經委副主任，文革初期任北京新市委派駐清華大學工作組組長）說我在清華常找你。事實上也不是這樣。她說：這是想嚇唬你們。她一直跟同學特別抵觸。對她自己的錯誤，如四清，八月份她還說：我還沒有來得及看呐！她認為她的桃園經驗也沒有什麽錯誤，就是紮根串聯講得過細了一點，所以給別人的印象也就起了不好的作用。十二月十六日聽陶鑄講，我父親是個資產階級革命家，我當時想不通，回去跟王光美講。她說，陶鑄同誌也有說錯話的時候。到現在還是這樣認為。還有一條，幾年以前，父親曾講過，不當國家主席，當個公民也可以，也沒有關係。在文化大革命中，王光美就不讓我講了。原因是什麽大家也都心裏明白。八月份我兩次問她對工作組問題的認識，我說可以交談交談吧！原來咱們也是一塊工作的，有錯誤我們可以互相幫助幫助，雖然當時我認識還不太清楚，但對她還是可以幫助的。（回校前我對她說：我就夠保的了，我看你比我還保。）她就是不講自己的態度，她說，我有我的組織，我是在工作組內作檢討的。我問我父親：“你執行錯誤路線決不是什麽偶然的，一定有根源，你以前還犯過什麽錯誤。”王光美在旁邊聽了後氣得直發抖，哭著對我控訴了一番，說我沒良心，想保自己，是個人主義，你也觸及觸及自己的靈魂。這個家你也可以不回了，說我老逼我父親。又說“你父親是中央的，有些事情不能跟你講。你老逼他。”說“你欺負我欺負得太甚了。”說她以前對我又是怎麽好。當時給我壓力很大，父親也在旁邊說：你要是覺得這個家妨礙你的話，你也可以不回家了，如果經濟上不獨立，可以給你點錢。
由於自己沒有真正地站到毛主席一邊，沒有真正與家庭劃清界線，壓力很大，就軟下來了，於是王光美就抱著我哭了一通。自己也就“保”爸了，這是一方麵。另外王光美還造成弟妹的壓力，說我給媽媽的那一張大字報（注：指劉濤8月21日在清華大學貼出，經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王任重修改的大字報《跟毛主席幹一輩子革命，造王光美的反》）是有個人主義。我當時的確有個人主義，但與自己的家庭真正從政治思想上劃清界線，這就是我克服個人主義，拋棄私心雜念的第一步。當時王光美說我有個人主義，我不否認，但當時她說這句話，我覺得她這是在壓我，她就是想用又拉又打，軟硬兼施的這套辦法，想使我成為他們的陪葬人。八月初，我聽妹妹講，爸爸說我不牢靠。我想，我真正地做了家裏的叛徒，這表明我是真正地站到毛主席這一邊，可是實際上並沒有這麽做，我一直是搖擺不定的。王光美還壓我，說：批判我們的大字報都是根據你揭發的。對於我那篇大字報她非常不滿意。劉少奇說： “你記錄我的講話，又要拿到外麵去公布。”對此他也非常不滿意。他還用組織紀律來壓我說：“中南海就有中南海的紀律，從這裏知道的事情就不得向外講，否則，就不要住中南海。”我想，不住中南海就不住中南海，斷絕家庭關係就斷絕家庭關係，有什麽了不起的。我的家庭不要我，黨和人民要我！
有些事情，她也避開家裏的工作人員。師大一附中把我妹妹的工作日記本搜去了，全文公布了，貼在中南海外麵。她就對我妹妹說：“你把它抄下來，看一看，也好知道都歪曲了些什麽？”她就是這樣教育家裏的孩子。她就是拉著我妹妹保他們，我真替我妹妹擔心。我覺得他們到現在也沒有真正地站在毛主席這一邊。王光美在家裏老放毒，而且有市場。現在同學們要求把王光美揪回清華來，我堅決支持。她要是真的要改造的話，廣大的革命師生幫助她，她如果要頑抗下去，那隻有自絕於人民。讓她住到清華，這樣對她自己，對弟弟妹妹，對我父親認識錯誤都有好處。關於劉少奇、王光美我揭發到這裏。有一些由於自己的立場感情還沒有完全站在革命師生一邊，還沒有完全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決裂，還沒有完全站到毛主席這一邊來，有的記不起來，有的還沒有認識。以後認識到了，想起來了一定繼續揭發。
通過我所講的這些可以看出兩條路線的鬥爭在我們家是多麽的激烈。我自己原來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但這個問題就是這樣尖銳地擺在我的麵前。這幾個月來我體會到，到底自己是走哪一條路，是站在毛主席這邊，還是站在劉少奇這一邊，在這上麵的確沒有什麽中間道路可走。我來校前，的確是很保皇的。現在對問題認識也不是十分清楚。簡單地談一談對我父親的看法。我認為我父親確實是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二十幾年來一直對抗毛主席，對抗毛澤東思想，他搞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走的不是社會主義道路，而是資本主義道路。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他鎮壓革命運動，實行資產階級專政，造成白色恐怖，對毛主席他采取的是一種無視的態度，確實是像林彪同誌所講的，簡直是不能容忍。他從不相信群眾、害怕群眾、害怕群眾運動，發展到鎮壓群眾，鎮壓群眾運動的地步。這場文化大革命具有世界意義，它要掃除一切舊的東西，掃除修正主義在我們國家裏複辟的可能。他實際上是鎮壓這場文化大革命的劊子手，沿著他這條道路搞下去，中國必然要變顏色。他的檢查極不深刻，一點也沒有觸及自己的靈魂。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製定這條錯誤路線決不是什麽偶然的。他以前對我的教育，表麵上也讓我學習毛選，但實際上是叫我“吃小虧，占大便宜”，“丟了芝麻，揀了西瓜”，“你想得的，反而得不到；不想得的反而得到了”，對他這套人生哲學，以前不太認識，還覺得挺對，但實際上這跟毛主席的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比起來，完全可以看出是一個更高級的個人主義，帶有更大的迷惑性。他的世界觀根本就沒有改造好，他做了國家主席以後，他大概覺得他占了最大的便宜了吧。他的世界觀根本不是無產階級的，而是資產階級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一切資產階級思想的命，由於他的這種世界觀，決定了他一定會製定反動路線。
王光美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根本沒有改造，她用她的資產階級一套腐蝕了很多人。劉少奇在政治上的錯誤比王光美嚴重得多，他負的責任更大，他製定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同學們以前說她是糖衣炮彈，我還不怎麽能接受。現在覺得她的確是一顆糖衣炮彈，她對我就是利用情感教育。我提出這個問題，她還不大發雷霆？她一會兒對我哭了一通，一會兒又對我罵了一通，大家可以想到，她給我的是什麽教育。
我的確感到這場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以前我一點也沒認識到它就在我身邊進行著。我以前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站在父母一邊，給清華的文化大革命帶來了損失，後來看到江青同誌對我講的話，使我很難過。要認識自己的父母，認識自己的家庭，如果自己是一個革命者，對家庭，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應當仇恨。我覺得自己應當真正地站到毛主席這一邊，毛主席說，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如果真正地與家裏劃清了界線，家裏反對我，而人民是歡迎我的。
1966.12.28
原載清華大學《井岡山報》1966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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