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與習近平作為當代最具權勢的兩位國家領導人，他們對權力的使用與延續，成為觀察這一現象的重要案例。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兩人分別在不同的曆史與文化背景下，展示了權力如何改變人性，以及在使用與濫用權力之間的微妙平衡。
普京1999年接過葉利欽留下的爛攤子時，俄羅斯正處於經濟崩潰、寡頭橫行、國際地位急劇下滑的狀態。麵對如此內外交困的局麵，他憑借權力的集中，迅速采取措施，包括打擊寡頭勢力、恢複國家秩序、重塑國際威望等。普京的果斷與強硬，使俄羅斯重新站穩腳跟，無論從經濟數據的回升，還是俄羅斯國際地位的恢複來看，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戰鬥民族”的複興夢。
習近平在2012年上台後，麵臨著經濟轉型、社會不平等、腐敗泛濫等諸多挑戰。他通過反腐運動集中整治黨內的頑疾，力圖恢複民眾對政府的信任；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擴大中國的國際影響力；通過強調“共同富裕”，重塑社會公平理念。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習近平作為領導者的改革意誌與抱負。在其執政初期，政策效率提高、政府公信力上升、中國國際地位顯著提升。
然而，春藥過量使用，就會變成毒藥。一旦權力不受製約，它就會侵蝕人性，將一位改革者變成獨裁者。普京與習近平的執政軌跡，正呈現出這樣的轉變，從“權力推動變革”變成“權力導致僵化”。
隨著普京執政時間的延長，暴露了他對權力的高度依賴與執著。通過修改憲法、壓製反對派、控製媒體等手段，普京成功延續了自己的權力。他對權力的濫用，使得俄羅斯的民主製度名存實亡，社會的多樣性被壓製。從一位被視為國家救世主的領導者，轉變為維護自身統治的強人角色。普京的個人魅力被權力欲望所侵蝕，喪失了初期的改革理想。權力過於集中，導致俄羅斯的治理體係僵化，創新能力下降。近年來俄羅斯經濟表現不佳，國際孤立程度加劇，普京執政的“毒性”逐漸顯現，而悍然發動戰爭入侵烏克蘭，則是普京毒性發作的收官之戰。
習近平通過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製，進一步強化了自己的權力。在他的領導下，中國的政治高度集中化，政策製定的獨立性被剝奪，民間異見被嚴厲打壓。強力高度集中，黨內監督與製衡機製形同虛設，呈現“一言堂”政治局麵。結果事無巨細，連居民身份證異地受理、提升公共廁所品質這種具體事務，都需要“最高領袖”出馬，才能“指明方向”；2013年至今，中國軍隊160多名將軍“落馬“。如此嚴重損傷，非一般“毒藥”所能，隻有大規模毒化武器才能造成。
權力的腐蝕作用，是放大人性的欲望與弱點。普京與習近平的執政風格，均表現出對全麵掌控的渴望。這種控製欲，不僅體現在對政府機構與官僚體係的把控，還延伸到社會與文化領域。權力的毒藥作用，讓人產生“唯我獨尊”“就我正確”的錯覺，失去對外部批評與建議的容忍度。
華盛頓之所以被稱為“國家的奠基者”，在於他對權力始終保持敬畏，主動選擇急流勇退。而普京與習近平的案例則表明，一旦失去對權力的敬畏，個體便會陷入無限製的擴張中，將權力視為自身的延續，而非服務人民的工具。
權力的春藥效應與毒藥效應之間的邊界，在於是否存在有效的監督與製衡機製。華盛頓式的“放權”，之所以成為後世典範，正是因為他認識到權力的腐蝕性，並選擇將權力還給人民。而普京與習近平的“中毒效應”，展示了權力集中所帶來的風險與災難。任何權力的使用，都需要受到嚴格的監督與限製。美國“總統隻能連任兩屆”的憲法限定，就是為了給權力“排毒”，正如華盛頓所說，“知道何時放棄權力，比知道何時使用權力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