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麽稱當今的中國為新中國？

我為什麽稱當今的中國為新中國？

 

我之所以稱當今的中國為新中國，是因為我視當今的新中國為中國的一個朝代，而不是中國的全部。正如我們視秦朝為大秦中國，唐朝為大唐中國，清朝為大清中國，國民黨的中國為中華民國的理由是一樣。

在法理上，秦朝、唐朝、清朝、中華民國、雖然都是中國曆史的一部分，甚至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但都隻是中國的一個朝代，不是中國曆史的全部，因此在法理上是可以推翻的，推翻它們並不等於推翻中國。它們也確實被推翻了，每一個被推翻的朝代也成為中國曆史的一部分。新中國作為中國的一個朝代，也不可能例外。

在中國曆史上，每一個新進的朝代都希望萬萬歲，成為中國曆史的全部，但是很遺憾，沒有一個希望成真。這不是曆史詛咒，這是人性所然。遺憾的是，在中國有著兩千多年曆史的長期專政生存方式，所認同的推翻一個朝代的主要方式，是三千萬人頭的周期律改朝換代的方式。這也不是曆史詛咒，也是人性所然。在中國，在長期專政之下，也隻有動用三千萬人頭的周期律改朝換代的方式，才能改朝換代。

 

大秦中國之後迄今的中國曆史，實行的是長期專政生存方式。傳統中國和現代中國區別在於，前者實行的是君國長期專政生存方式，後者實行的是黨國長期專政生存方式。一個國家決心要實行長期專政生存方式，你就得承受三千萬人頭的周期律改朝換代的代價。

理論上一個長期專政的朝代專政期越長，國家所累積的潛在危機危機就越重，承受的周期律改朝換代的代價越沉重。

洪秀全在大清中國最腐朽的時期發起太平天國運動（1851-1864），試圖通過天價周期律改朝換代推翻大清中國，如成功將中國將出現一個太平天國中國。

有統計說太平天國運動導致的死亡人口不是三千萬，而是高達七千萬。但是太平天國的天價周期律改朝換代計劃還是失敗了。堅持君國長期專政長達兩百多年（1644-1851）的龐然大物大清中國，在太平天國運動之前雖然是搖搖欲墜，但似乎周期律還沒到，僵而不死，還可以一路跌跌撞撞，繼續維持長達六十年的專政期。

太平天國運動的七千萬人頭，依然沒有成為推翻大清中國的通行證，可見長期專政越長，內生的天價周期律的代價就越沉重。

如果從太平天國運動算起，再加上後續的辛亥革命，軍閥割據、中華民國的過渡期，直到黨國長期專政的新中國建政立國，都視為一個完整的，分分合合的周期律改朝換代過程的話，疊加起來的天價周期律改朝換代的代價將更加驚人。這對於當今的中國人來說也許是駭人聽聞的周期律慘劇。但是這在長期專政的中國曆史上，那是累見不鮮，麻木不仁的周期律改朝換代曆史常態。這奇怪嗎？一點都不奇怪，搞不好，更大的，類似於前蘇聯的曆史的，終結性天價周期律改朝換代還在後頭。

也許有很多中國人說，到了黨國長期專政的新中國，中國就也苦盡甘來，前途光明，中國人的苦難從此就一去不複返。但是我們別忘了，從生存方式的類型來看，新中國的黨國長期專政雖然與傳統中國的君國長期專政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依然屬於長期專政生存方式，依然會內生天價周期律，依然有著天價周期律改朝換代的恐懼症。

1949年建政立國的黨國長期專政的新中國，在1961年前後曾經發生餓死三千萬的大饑荒，但是如此大的曆史慘劇在新中國似乎什麽也沒有發生過，也沒有任何真實的曆史記載，一點點周期律危機的漣漪都沒有出現。這是長期專政生存方式處理危機的典型手法。

因為在任何長期專政朝代看來，任何重大社會問題和事故都有可能成為引發天價周期律的黑天鵝時刻，其動機源於深入到血脈骨髓裏的天價周期律改朝換代恐懼症。它們要不惜代價的將任何可能觸發天價周期律改朝換代的危機捂死在萌芽之中，因此像餓死三千萬的大饑荒這樣特大的社會事故，是不可能有真實的曆史記載，出現在社會新聞中更不可能。這也證明了黨國長期專政的新中國也像中國曆史上所有的朝代一樣，實行的是長期專政生存方式，具有同樣的天價周期律改朝換代恐懼症，要不惜代價的將危機消滅在萌芽之中。

這也證明了，在中國要有多大，多慘，多少次餓死三千萬饑民的曆史悲劇，才可以動搖一個長期專政朝代的根基。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麽付出六千萬人頭的太平天國運動周期律改朝換代還是失敗了，大清中國的三百年長期專政，長治久安是用多少千萬的人頭換來的，中國人因此付出了多大的代價。中國曆史對曆史慘案的記載絕對是掛一漏萬。

 

上世紀六十年代被刻意遺忘的大饑荒，被刻意遺忘的三千萬死亡饑民，成了黨國長期專政的新中國負罪前行，繼續長期專政的踏腳石，繼續歲月靜好的血饅頭。那些大饑荒的亡靈，是黨國長期專政新中國的最無辜，最無知，最無助，代價最沉重的犧牲品，也是黨國長期專政的新中國革命曆史一部分，他們應該被刻在天安門廣場的革命烈士碑上。但是他們成為新中國祭壇上的祭品的同時，被新中國所刻意遺忘了。長期專政生存方式之下，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從曆史的長河來看，新中國隻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朝代，不是中國曆史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