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留住，把錢留住，別的然後再說

看到一篇文章：《精英們為何一心要移民離去》。文章中的有些內容也許有不妥之處（哪篇文章沒有不妥之處？），但所提出的問題，還是令我想了很長時間。

文章開頭就說：許多國家的駐華使館門口，中國的財富精英和知識精英排長隊等待簽證。其實，了解實際情況的人們都知道，無論是海外投資海外置業，還是留學或人才移民，都成為這幾年人們經常議論的一個話題，甚至與之相關的谘詢產業都達到了相當的規模。

現在的問題是，不僅僅是精英群體在離開，這種趨勢也逐步延伸到中產階層甚至經濟條件尚可的普通民眾。雖然由於相關政策的收緊，人們在這方麵的行動在放緩，但人們在私下裏的議論和探索，卻一點也沒有減少。

對此，總有一些人用一種也不知道是哪裏來的自負和傲慢漠視這一切：你們走吧，中國這麽大，別的東西缺，兩條腿的人還缺嗎？你們那點錢，和我們強大的國力比，算得了什麽？

但是，自負和傲慢解決不了任何問題。應當說，資金和人才的外流，對於正在處於發展關鍵期的中國來說，不是一件好事情。一個國家的財富大量流出意味著什麽？一個國家的人才大量流出意味著什麽？這是我們不得不警覺和認真思考的問題。

中國是人口眾多，但人的素質是不一樣的。特別是在中國經濟發展的人口紅利已經基本用完，粗放的發展已經告一段落，未來的發展要取決於技術創新的情況下，人才就顯得更為寶貴。去年我曾經參加過北大一個班畢業若幹年的同學聚會，當時來了有20多人。大家一碰，居然沒有一個人的下一代在國內。這還不發人深省嗎？

當然有人會說，其中相當一部分還會回來。甚至有人會說，你看不到最近幾年海歸已經成為潮流嗎？不錯，這些年回來的人是不少，以至於出現海歸就業難的問題。但是要看到，還有許多更優秀的人才留在了國外。換言之，出國再回歸，實際上是經曆了一個過濾和篩選的過程。雖然在這個過程中，也有一些很優秀的人才回來了，但也不能不承認也有相當一部分非常優秀的人才可能永久地留在了海外。

至於資金的外流，影響就更是顯而易見。請注意的是，我這裏使用的是資金外流，而不是資本外流。資本外流意味著海外投資，當然這些年以海外投資的名義實現的財富轉移也不在少數，但至少在理論上，海外投資是市場經濟中一種正當行為。而廣義的資金外流則不同，這裏包括了許多小門小戶人家的純粹的財富轉移。這無論在短期意義上對外匯儲備的影響，還是還是在長期意義上對國內資本形成的影響，其作用都是不可低估的。

現在很多人都在討論願景，在討論目標，在討論戰略，但我的看法，先想辦法把資金留住，把人才留住。這些留不住，很多的事情都是空談，其他的問題都可以慢慢討論。

怎麽才能把資金留住，把人才留住？靠卡和堵是不能長久解決問題的。要解決這個問題，我想最重要的是如下幾點：

第一，在法治基礎上完善對私有財產的保護，保障人們的安全感。這些年資金外流中的一個重要趨勢，就是中產階層甚至一般民眾加入了這個過程。無論是富人的資本外流，還是中產階層包括一般民眾的資金外流，都與財富的不安全感有直接關係，盡管兩者涉及的具體因素可能不完全一樣。前些年人們一般還把富人的財富轉移涉及的不安全感問題歸結為原罪問題，但現在情況已經有很大變化。

現在所涉及的財富上的不安全感，更是一種普通意義上的不安全感，是由財富缺乏法治保障造成的不安全感。

因此，首先是要完善以法治為基礎的對才占的保護。以法治保護產權，不能隻是停留在口號和理論的層麵，不能停留在籠統和抽象的層麵。產權是一組權利，包括所有權、使用權、處置權、獲得收益的權利等等。以法治保護產權，意味著要通過法治，保護這一組權利。而對私有產權的侵犯和損害，往往就是發生在這些具體的層麵。比如，以權力任意侵犯財產的所有權，以權力幹預正當使用權的行使，以政策和權力幹預財產的處置，甚至以權力侵犯財產所有者獲得收益的權利等。這些問題不解決，保護產權就是一句空話，消除人們由此產生的不安全感就是一句空話。

第二，明確對未來的明確預期。應當看到，現在人們的不安全感，帶有一種很強的莫名性。我也接觸過一些有這種意向的人士，包括一些比較年輕的中產階層。他們一個明確的說法是不安全感，但如果你要細究究竟是怎樣的一種不安全感，他們又有點說不清道不明，就是一種隱隱約約的感覺。這說明什麽問題？我想是和他們對整個社會環境的感覺，和這種感覺帶來的對未來預期的不明，有直接關係。

因此，要解決這種不安全感問題，除了有關的宣示和製度之外，很重要的一點是優化社會環境。我這裏所說的社會環境，特指一股社會思潮的興起，而這種思潮帶有明顯的民粹主義的特征。他們把民營企業的一些原罪普遍化為私有財產的原罪；他們借前些年腐敗的盛行，質疑整個私有財產的正當性；他們把對縮小貧富差距的正當要求引向對財富的仇恨。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有人在擔心打土豪分田地，有人在擔心新的公私合營。這不僅加劇了富人對財產安全性的擔憂，而且也使中產階層包括有一定財產的普通民眾的不安全心理。

第三，增強社會的向心力。我經常用一對例子來說明我們社會中的向心力的流失。大約是80年代沈陽的一場大火，當時許多人站在大街上痛哭失聲。2009年正月元宵節央視一場大火，損失達幾十個億，網絡上一片幸災樂禍之聲。問題在哪裏？在對我們這個社會還認同不認同上。在沈陽大火中的痛哭失聲，是他們感覺被燒掉的是“我們的”；而在這場央視大火中，有人這樣說，幾十個億燒掉就燒掉吧，不被燒掉也會被吃掉。從這裏麵，我們可以看到社會向心力變化的軌跡。

從更深層的意義上說，向心力與人們對社會價值和目標的認同有著很直接的關係。不錯，在我們社會中有許多令人振奮的宏偉目標，但這些目標往往是整體性的。這種整體性的目標，雖然能引起人們的自豪感，甚至能帶來人們某種意義的歡呼，但並不一定能帶來人們在現實生活層麵上的認同，有時甚至會在有了一定財富的人們中間，引起隱隱約約的不安。在這種情況下，社會能提出切近人們生活的價值和目標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最後還有一個問題，但我不知道怎麽說合適。這就是營造一種和平的國際環境，特別是這方麵的輿論環境，對於形成這種安全感也是很重要的。

在一個國家還是很貧困，人們沒有多少財產的時候，這個問題似乎還有點無所謂，但到了一個國家的國民有了一定的財富的時候，營造和維護一種和平的國際環境就特別的重要了。從這個意義上說，一些動輒打打殺殺的狹隘民族主義言論就是很值得警惕的，因為最後的結果很可能沒有嚇住別人，反倒造成了國內民眾的不安。

作者：孫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