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調查就是解決問題》
毛澤東作的《農村調查》是一部實踐特色與理論特性兼備的調查研究經典著作。概言之,在這部著作中,毛澤東從理論和實踐上較為係統地闡述了中國共產黨人“為什麽要進行調查研究?怎樣進行調查研究?”的重大課題,毛澤東關於調查研究的理論觀點逐漸在調查的實踐和文本中構建和形成。
第一、毛澤東提出了“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
1930年5月,毛澤東在《調查工作》開篇就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
1931年4月,他在《總政治部關於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中繼續強調:“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
在《農村調查》“序言二”中,毛澤東表示不後悔“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觀點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認為那些沒有經過周密調查的議論或批評,不過是無知妄說。
針對當時一些人“唯書”、“唯上”的錯誤傾向,毛澤東批評“以為上了書的就是對的”的心理,反對開口閉口“拿本本來”的做法,不讚成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
毛澤東指出,為什麽黨的策略路線總是不能深入群眾,就是形式主義、本本主義在作怪。怎樣糾正這種錯誤?
答案是:“隻有向實際情況作調查”。
可以說,“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論斷,是毛澤東對調查研究重要意義的理論概括,是他對為什麽要開展調查研究的最好回答。
第二、提出了調查研究與解決問題相結合的實踐導向。
毛澤東很早就認識到調查研究是“決定政策的基礎”,認為“閉門求學,其學無用。
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則汗漫九垓,遍遊四宇尚已”。
毛澤東形象地說: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
在《東塘等處調查》中,毛澤東發現了以村為單位分配土地的嚴重性,實際操作中違背了《土地法》中以鄉為單位分配的要求。
毛澤東提出,這種利於富農不利於貧農的分配法是應該改變的。
再如,通過《木口村調查》,毛澤東意識到中農在平分土地中不但無所失而且有所得,富農小地主則在農民的激烈鬥爭中要走到反革命陣營中去。
毛澤東調查後反思,在土地鬥爭中殺掉的七個反動分子,小地主富農各三人,“是否每個人都應該殺,卻是問題”。
這些調查,為解決土地鬥爭中的問題和調整土地革命政策策略提供了依據。
第三、提出了實事求是、反對教條的重要原則。
毛澤東在《農村調查》中,毛澤東非常鮮明地提出,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情況。
共產黨正確而不動搖的鬥爭策略,絕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裏能夠產生的。
毛澤東大聲疾呼那些“坐在機關裏麵打瞌睡,從不肯伸隻腳到社會群眾中去調查”的人,“迅速改變保守思想”。
毛澤東強調,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結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
甚至對於自己調查的結論,毛澤東也不固執已見。
例如,《尋烏調查》是毛澤東“最大規模”的調查,調查報告長達5章39節8萬餘字。
1931年2月在寧都小布總結這次調查時,毛澤東陳述了這個調查的“大缺點”,就是沒有分析中農、雇農與流氓,在“舊有土地分配”上麵,沒有把富農、中農、貧農的土地分開來講。
在《興國調查》中,他說:坐在房子裏麵想象的東西,和看到的粗枝大葉的書麵報告上寫著的東西,絕不是具體情況,倘若根據“想象”和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
毛澤東主張馬克思主義的“本本”要學習,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
第四、提出了求真務實、深入群眾的科學態度和方法。
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農村社會調查的開拓者,毛澤東關於調查研究的思想達到了“致廣大而盡精微”的境界,毛澤東不僅在世界觀的層麵對調查研究有深刻的認識,而且在方法論層麵對調查研究提出了科學具體的方法。
毛澤東提出調查研究不僅是工作方法,而且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認識論。這就從認識論的高度闡釋了調查研究是取得正確認識的基礎,是形成我們黨正確思想路線的前提。
毛澤東提出了密切聯係實際、力戒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科學態度;提出了階級分析的方法、分析與綜合的方法、深入群眾依靠群眾的方法、典型案例與“解剖麻雀”的方法,等等。
對如何開好調查會,毛澤東總結出要作討論式調查、調查請什麽人、調查會人多好還是人少好、要定調查綱目、要親自出馬、調查要深入、要自己做記錄等技術要點。毛澤東提出的這些認識和方法,在今天仍然是科學有效的。
永遠的號召:“繼續當一個小學生”
毛澤東的《農村調查》的主要內容是圍繞土地革命服務鬥爭實際需要的,是毛澤東在土地革命時期調查研究的實踐記錄和經驗總結,也僅僅是毛澤東一生中調查研究成果的一小部分。
《農村調查》和毛澤東關於調查研究的其他文獻及其理論觀點,是我們黨的寶貴精神財富,在中國共產黨革命、建設、改革的曆史進程中閃耀著思想的光輝,永遠不會過時。
在《農村調查》“序言二”末尾,毛澤東說:“和全黨同誌共同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誌願。”
毛澤東還說過:“民主革命階段,要進行調查研究,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一萬年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工作。這個方法是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