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關閉其國際邊界作為其將Covid-19拒之門外的措施後，已將近兩年了。
中國通過封鎖超過1000萬人口的城市、將居民隔離在家中數周並暫停公共交通來控製武漢的最初爆發。從那以後，北京采取了零容忍的策略來防止病毒的死灰複燃。利用威權國家的影響力和力量及其監視能力，它實施了快速封鎖，追蹤密切接觸者，將數千人隔離並測試了數百萬人。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經濟恢複之前，中國經濟就迅速恢複增長，生活恢複到接近正常的狀態。 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與其他國家隔離，旨在保護中國14億人口免遭嚴重破壞，並奪去了數百萬人性命的全球流行病的大隔離空氣泡沫中。
執政的共產黨抓住了這一抗疫成功，將其吹捧為一黨製度優於西方民主國家尤其是對美國的證據。
但隨著疫情在各地的繼續爆發，中國政府在中國境內消滅病毒的使命受挫。 而現在，隨著世界上大部分地區開始重新開放並學會與新冠共存的情況下，中國看起來反而是越來越孤立，而且堅定地變得內向。
這種明顯的內向轉變在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行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他已將近22個月沒有離開過中國了。
這同時也體現在中國與世界其國家人文交流急劇減少，旅遊、學術和商務旅行的流量放緩至涓涓細流的狀態。這也反映了中國國民心理某些方麵的變化。 自習近平十年前掌舵共產黨以來，這種更廣泛的轉變已經醞釀多年，但又因疫情及其疫情政治而加速和加劇。 許多中國人在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國力日益增強的自豪感越來越強，同時對西方以及與西方相關的任何思想、價值觀或其他形式的影響也越來越表現出懷疑、挑剔甚至完全敵視的態度。
從某種意義上說，封閉的邊界幾乎成為了在中國部分地區從最高領導人到廣大民眾的孤立傾向心態的物理延伸。
目前盡管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還沒有重新開放的跡象，但北京的零冠狀病毒政策仍獲得壓倒性的中國公眾支持。 但分析家們質疑中國與世界保持隔絕的可持續性，以及是否還有公共衛生以外的其他考慮因素在起作用。
被封鎖在中國國門之後
近兩年來由於中國嚴格的邊境出入限製，大多數中國人無法出國旅行：國際航班有限，再入境檢疫嚴格而漫長，中國當局對非必要旅行已停止簽發或更新護照。外國旅客，從遊客到學生，在很大程度上被禁止進入中國。 少數獲準入境者，以及回國的中國公民，必須接受至少14天的嚴格集中隔離。 地方政府可以將這一時間延長至28天，然後通常是另一段漫長的家庭隔離觀察期。
中國政府已下令地方當局為海外入境者建造一些永久性檢疫設施，以南方大都市廣州為例，該城市建立了一個擁有5,000個房間的檢疫隔離中心，麵積相當於46個足球場。
由於邊界幾乎被封鎖，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也一直停留在國內。 據了解，習近平、李克強總理或中共最高決策機構政治局常委的其他五名成員均未在疫情期間出訪外國。 習近平最後一次出國訪問是在2020年1月，他去緬甸進行了為期兩天的訪問，以宣傳其標誌性的“一帶一路”倡議，這是一項旨在促進亞洲，歐洲，和非洲基礎設施和貿易的雄心勃勃的計劃，自從Covid-19出現以來，它已經失去了大部分動力。
外交關係委員會中國研究高級研究員卡爾·明茲納說，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在意識形態上轉向內向，閉關鎖國也隨之而來。他說： “在意識形態上，與80年代和90年代的改革開放時代相比，中國正在慢慢變得更加孤立。這就是習近平新時代的標誌，”
在過去的幾年裏，傳統文化的複興已經在整個中國社會紮根，年輕一代尤其為自己的文化根基感到自豪。 共產黨鼓勵並大力推動這一趨勢，明茲納稱之為“將中國傳統作為意識形態屏障，抵禦外國價值觀，尤其是西方價值觀的戰略努力”。
自2012年底上任以來，習近平多次警告民主、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等西方價值觀的“滲透”。 他壓製那些都被視為施加不當外國影響的工具，例如外國非政府組織、教堂以及西方教科書等等。這種舉動助長了越來越多的狹隘民族主義，它對任何外國聯係都產生懷疑，並將女權主義、LGBTQ運動甚至環保主義視為旨在破壞中國的西方力量的走狗。
自病毒大流行以來，這種不容忍更加加劇了。
6月，參加日本政府資助的交流項目的近200名中國知識分子在中國社交媒體上遭到攻擊，並被貼上“叛徒”的標簽，就因為他們多年前曾參加了這個旅行項目。
據駐華外國記者俱樂部稱，7月份，幾家報道中國北方致命洪水的外國媒體的記者在網上和現場受到當地民眾的騷擾，BBC和洛杉磯時報的工作人員還收到了死亡威脅。
8月，因為他建議中國最終應該學會與新冠病毒共存，一位中國傳染病專家（注：張文宏）被稱為“盲目崇拜西方思想”的“叛徒”，甚至有人指責他與外國勢力勾結，破壞中國的抗疫努力。
雖然不清楚這些民族主義情緒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社會主流的看法，但它們在中國政府管理下的公共言論中占據了壓倒性的地位，大多數傾向自由主義的聲音都被壓製了。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中國問題專家Victor Shih表示，雖然習近平的前任“勉強容忍”西方記者、非政府組織工作人員，有時甚至歡迎外國學者訪問中國，但現任政府將這些人的存在視為不良影響的來源。 抗Covid的措施已成為將他們拒之門外的便捷方式。Shih說，自病毒大流行以來，由於邊境限製和檢疫要求，大多數學者和非營利組織人員已不再前往中國。 施說： “今天應用的這種在大流行之前就已經應用的重型過濾器，有助於過濾掉那些（中國領導人）認為不受歡迎的元素進入中國並汙染中國人民的價值觀，”
即使在邊境重新開放之後，中國政府將如何允許外國訪客返回仍有待觀察，包括是否會繼續進行某種額外的篩查的措施。
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明茲納說： “問題是它想多快放鬆對進出中國的人員流動的限製。目前，這主要是一個與健康相關的問題。但我確實認為時間拖得越長，它也會開始融入政治性問題，” “在我看來，針對不同群體在不同時間放鬆是完全有可能的。” 關注中國政府認為具有政治敏感性的話題的外國研究人員可能是最後才被允許進入中國。
Shih指出，當中國最終恢複與世界的聯係時，消除“外國影響”的嚐試不太可能奏效。盡管北京與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和其他西方國家的關係不斷惡化，但仍有大量中國學生在那裏繼續深造。當美國駐華使領館於5月恢複向中國公民發放學生簽證時， 它收到了大量的簽證申請。 8月，新學年開始前，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在辦理登機手續時，提著大行李箱的學生和家長排起了數百米長的隊伍。他說： “中國不能沒有最優秀和最聰明的人。他們會回到中國。 在西方生活過，他們中的一些人會更加熱愛中國，另一些人會對中國的政治製度產生這種懷疑。”
公眾對Covid清零的支持
目前，中國當局正在加倍消除病毒的決心，采取越來越極端的措施來遏製局部疫情的爆發。公共衛生專家將中國不願放鬆零新冠病毒政策的部分原因歸咎於中國疫苗功效的不確定性，尤其是麵對傳染性極強的Delta變體。
但政治考慮也起了一定作用。自從武漢最初控製疫情以來，中國政府一直堅持有效的遏製措施，以此證明該國威權政治製度的優越性。因此，零冠狀病毒的成功被譽為對美國和其他西方民主國家搖搖欲墜的反應的意識形態和道德勝利。
強硬的方法也得到了大量中國公眾的支持。 在中國，公眾對病毒感染的容忍度極低，對病毒的恐懼仍然很高，部分原因人們是對武漢災難的傷痕累累的回憶，但也有中國媒體對國外肆虐感染的恐怖報道助長了這一觀點的原因。北京政府一再將本地疫情爆發歸咎於通過航空旅客、冷凍食品或其他商品從海外輸入冠狀病毒。 在社交媒體上，越來越多的人們呼籲當局延長對海外入境者本已很長的隔離期，許多人指責從國外返回的中國旅客將病毒帶進中國。
來自廣東省南部的軟件工程師李說：“在主流觀點中，Covid-19仍然被認為是一種極其致命的疾病。 即使你沒有因它死亡，你的餘生也會遭受一些嚴重的健康問題，中國人真的很害怕，” 在加利福尼亞工作的李在過去兩年中在中美之間的旅行是很艱難的經曆。 他在2020年春節回國後，因美國旅行禁令在中國被困八個月。 然後在五月，他因家庭原因不得不再次趕回家，但飛往中國的航班卻很難得到。他最終為一張單程票花費了4,800美元，大約是往常往返票價的七倍之多，並接受了中國兩周的酒店隔離。
他說，雖然他不一定同意零冠狀病毒的做法，但他理解中國政府為什麽要堅持這樣做。他說，邊境關閉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有限，缺乏國際旅行或交流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幾乎不是任何問題。雖然海外度假已成為中國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但中國幅員遼闊、多元化，為國內旅遊提供了大量選擇。對於像他這樣的人來說，必要的出國旅行盡管很麻煩但仍然是可能的。 他說： “我非常確定中國主流輿論會毫無疑問地選擇繼續關閉邊境。”
但專家表示，這可能會給中國帶來政治代價。自病毒大流行開始以來，中國的國際形象一落千丈。根據皮尤研究中心進行的調查，許多發達國家人民對中國的負麵看法達到了曆史新高。加州大學的Shih說：“其他政黨，甚至習的前任，可能將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接觸的急劇減少視為一個大問題。但就目前而言，習的政府似乎並不認為這是一個問題，” “如果中國想要說服世界它是一個良性大國，它就需要與世界接觸。”
但現在看來，這似乎還有很漫長的道路要走。
（這是我的原始翻譯。原文英語作者： Nectar 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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