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底，王明與陳雲康生（當時用名趙雲）等人坐蘇聯飛機抵達延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張國燾等領導人都到機場迎接。毛澤東開玩笑說王明的到來是“喜從天降”。

“喜從天降”的王明一到延安就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發表關於應該如何實施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新見解，他的見解與毛澤東的主張完全對立。王明毫不含糊地批評洛川會議的決定，公然站到了毛澤東政策的對立麵。王明說，現在抗戰，是中華民族存亡繼續的關鍵，國民黨既然已經積極抗戰，中共就應該主動與之密切配合。王明說中國抗戰的成敗具有重要國際意義，如果中國能夠充分發揮抗戰力量，長期有力地抵抗日本，日本就無力向蘇聯進攻，這對國際無產階級的革命前途大大有利。王明轉述斯大林對中共的指示是“爭取民族的獨立與自由，爭取全國和全民的團結”位居議事日程上的首位，結論就是：一切工作都要服從統一戰線。中共不應該過分強調自己的獨立性。而應該按照“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原則行事。

王明發表以上見解，底氣十足自信滿滿，因為他是來自莫斯科的“欽差大臣”，在他離開莫斯科前，斯大林曾經召見他（康生，王稼祥一並召見），就抗日統一戰線和抗日戰爭等問題下達詳細指示。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季米特洛夫的日記裏記錄了斯大林指示裏有中共的基本任務是投身到全民族洪流中去並在其中起領導作用，中共目前的主要事項是戰爭，不是土地革命，不是沒收土地等內容。王明與季米特洛夫根據自己對斯大林指示的解讀得出結論：有必要盡可能密切地與蔣介石合作，以動員起中國人民的力量，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傷害到中國的團結的獨立行動，因為全民族正在進行抗擊日寇侵略的鬥爭。但其實斯大林指示裏還有另一方麵的內容，斯大林明確要求中共在日本人後方開展遊擊戰，誘使侵略者深入中國內地，從而捆住它的手腳。這個要求與毛澤東的策略不謀而合，但王明完全沒有提起。一些曆史學家評論認為，王明之所以有選擇地引述斯大林的指示，是他和季米特洛夫揣摩斯大林意思後所做的一種過分的迎合，與一心為中共今後前途謀劃的毛澤東不同，王明最關心的事情是：中國對日本的積極抵抗最終有助於確保蘇聯這個世界無產階級的祖國的安全。王明說，我們必須做更多的事情，必須把遊擊戰轉變為運動戰，以便把日本軍國主義的力量牢牢地困在中國，使其沒有機會進攻蘇聯，隻有這樣做，我們才算履行了神聖的國際主義義務。

王明的雄辯加上他“欽差大臣”的神秘光環使他立即占據了上風，周恩來，康生張國燾博古等大多數主要領導人都支持他。毛澤東變成了少數派，寂寞落魄，毛澤東後來曾經說過，自打王明回國以後，“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在毛澤東比較孤立的這段時間，支持他的有洛浦（張聞天）和任弼時，而正是這個任弼時後來在毛澤東徹底翻盤鬥倒王明的大戲裏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