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迷失黃昏（2）

政教合一體製結構的合法性，在於“佛教高於一切”的理念變成了政治正確的認知，從而在實踐上被合理化。也許會有人不同意這樣的分析，他們會指出西藏的政權結構中世俗勢力也占有很大比例。如噶廈政府的內閣大臣噶倫的設置是一僧三俗，下屬機構的負責官員也是一僧一俗，因此說政權完全由僧侶集團控製不免言過其實。的確，噶廈政府的官職係列是按此比例進行設置。但我們要看到的是，雖然世俗貴族集團能夠進入西藏政權，但政府中的俗官隻是行使一種工具性的實用管理職能，他們是技術官僚而不是立法者。價值性的社會取向職能則被作為立法者的喇嘛們完全控製，這是製度需求而並不表示真實的力量對比。

從實際來看，世俗官員們在工具性職能的運作上，要比喇嘛們有著更強的能力，但他們卻沒有完整有力的價值理論體係，來與居於主流地位的佛教意識形態對抗，所以盡管他們人數眾多，但在整個政權的取向上卻不得不處於從屬的位置。這一點正如 M•C•戈德斯坦教授在《喇嘛王國的覆滅》一書中所指出的：“寺院方麵自認為他們才是宗教的本質的代表和象征，因為其喇嘛的身份便是佛法的最高價值的體現。因此，喇嘛們認為，業已存在的政治和經濟製度是為了進一步達到他們的目的而建立的，並且相信，他們而不是噶廈政府才能夠對宗教的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作出最正確的判斷。因而無論何時，隻要他們認為噶廈政府的所作所為與宗教的利益相悖，就有權進行幹預，這是他們的宗教天職。當然，這就使他們陷入了政治事務的漩渦中，並且卷入了同達賴喇嘛（或攝政）及噶廈政府的潛在的矛盾和衝突中，他們認為這樣做也是為了宗教的最高利益。”

現代民主憲政製度下，政府主要職能也是工具性的，產生於公民社會的政府，從來不對社會意識形態進行控製，隻有產生於政治社會土壤的專製政權，才具有對社會意識形態進行嚴密控製的需要和欲望。當然，西藏的政教合一體製並不是鐵板一塊，最初的一百多年，這個體製一直處於比較穩定的狀態，隻是當外部世界與它的距離拉大時，由於外部壓力而產生鬆動，盡管這種壓力開始時並不具有決定性作用，但還是影響了某些事件的產生。   

十三世達賴喇嘛意識到了這種最初的壓力鬆動，雖然他未能在完全沒有外部幹預的這個時期，使西藏成為一個獨立國家而備受後人的詬病，但多數人仍認為他是自五世達賴以後最傑出的宗教領袖，畢竟千年形成的傳統，並非能在他執政的三十多年中得以改變。

十三世達賴喇嘛名為土丹嘉措，1876年出生於西藏東南的達布地方，1895年親政。這位偉大的喇嘛在位時逢西藏的多事之秋，這也使得他開始了對外部世界變化的關注，不過最深刻的體驗卻源自於他一生中的兩次流亡。

第一次是公元1903年英國對西藏的入侵，當英國人用機槍和大炮擊敗了西藏軍隊那些大刀長矛的時候，由於懼怕英國人可能對他加以控製，他逃離拉薩到了數千裏之外的蒙古。由於他的流亡沒有征得清朝政府同意，並置清王朝駐藏大臣的勸告於不顧，於是清政府下令廢黜了對他的封號，以表達自己的憤怒。

其後英軍進入拉薩，用刺刀逼迫西藏噶廈政府訂立了和約。這樣的結果使得清政府更加憤怒，他們開始了一係列限製僧侶集團擴張的措施，從而導致了最後的幾年中雙方的衝突加劇。流亡在外的十三世達賴喇嘛此時準備謀求俄羅斯的幫助，由於沒有任何國家意識，尋求外部武力的庇護本來就是喇嘛們的曆史習慣。但此時的俄國正出於內外交困之際，無力幹預西藏事務，於是婉言謝絕了他的請求。

失望之餘的十三世達賴喇嘛隻有滯留蒙古和青海，這時他已開始認識到什麽是國家，以及國家之間關係的紛繁複雜。公元1908年，與清王朝僵持多年的十三世達賴喇嘛，經過各方麵的居中說項與調解，終於獲得了到北京拜見清朝皇帝的允許，在北京期間，雙方作出妥協並達成一致。十三世達賴喇嘛聲明他和西藏都歸服於清朝，而清政府則恢複他的名號，並保證他能夠繼續統治西藏。

事情似乎已經結束，十三世達賴喇嘛也在公元1909年夏天，開始了他返回西藏的旅程，並在冬天回到了闊別五年的拉薩。不過事情又有出人預料的變化，清政府在未預先告知的情況下，派出了一支由四川總督趙爾豐率領的兩千軍隊向拉薩開進，其間發生了一些小的流血衝突，雖然他們解釋這支軍隊的任務僅是維持拉薩治安，不會對達賴喇嘛不利。但在獲知這一消息後，還未從第一次流亡的驚恐中解脫出來的十三世達賴喇嘛仍然疑慮重重，他馬上向英國人和清政府提出要求製止軍隊進入的請求。在未得到明確的答複之後，公元1910年初，剛回到西藏不久的達賴喇嘛，緊接著又開始了他的第二次流亡，隻不過這次的流亡目的地不再是中國而是印度。依賴於部下的英勇，達賴喇嘛得以逃脫清軍的追趕到達印度。

清政府在當年2月25日再次憤怒地廢黜了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封號，同時宣布停止他在西藏的世俗權力並剝奪他轉世活佛的身份，以表示對他逃亡的懲罰。但事態發展卻出人意料地有了轉機。一年之後的1911年10月，中國爆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駐西藏清軍在藏軍攻擊下紛紛作鳥獸散，所有帝國機構和人員都撤離了西藏，達賴喇嘛也就於1913年初回到拉薩。此時距他第一次流亡已過去了整整十年。

我們不知道十三世達賴喇嘛在流亡的路途中曾經想過什麽，但他肯定意識到國家的某些真實意義，以及這種意義會給他所代表的宗教與僧侶集團帶來什麽。當原有的外來統治者都已離去，如今天許多人所說的西藏的獨立時期來臨之時他會怎麽做？達賴喇嘛確實很快向世人發出了一個聲明，在這個聲明中他明確表達了他對西藏未來前途的看法。按照M•C戈德斯坦教授的說法：“雖然在當時西方的術語中這算不上是一個正式的獨立宣言，但是從當時西藏的政治理論文獻來看，這清楚地表明了達賴喇嘛要求自由的願望，以及在沒有中國封號、沒有中國的內部幹涉的情況下統治西藏的意圖。”

這裏的問題是，既然有願望和意圖，那為什麽達賴喇嘛不能像現在人們認為的那樣，毅然宣布西藏獨立，成為一個被國際社會接納的國家，而僅僅是用一種含混的語氣表達自己的願望，從而給後人留下了如此多的問題呢？關鍵在於前麵提到的由喇嘛們作為立法者的政教合一製度結構，已經阻斷了西藏成為一個現代世俗國家的正常進程。

西藏是喇嘛們的領地，西藏是否成為一個國家是由他們的意誌所決定，而與西藏民眾無關。即便達賴喇嘛曾經想過，把自己的身份轉變為一個世俗國家的元首，但在製度的控製下他也無能為力。這就是為什麽在他的聲明中，他首先強調的是：“在這個世界裏，和平和幸福的世界通過保護佛教信仰來維持，因此，保護西藏的所有佛教機構是十分必要的。”的重要原因。這裏達賴喇嘛的敘述表明了喇嘛們的生存狀態和利益高於人民和世俗國家的利益。

既然是喇嘛們掌握著政權，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不是更能保護他們和宗教的利益嗎？這一點是今天的許多人都會這樣發問。但這個問題並非喇嘛們不明白，當你去到他們的寺院，深入了解他們的生活和內心的時候，你就會知道其實在他們的內心深處，他們比我們要明白得多。

他們明白自上個世紀開始，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都是世俗的和價值多元的，這是工業文明的標誌。工業時代的產物即各種機器已經迫使許多民族從農業社會中走出，並改變了自己的傳統。而喇嘛們不想也不可能改變自己去適應這個機器的時代。如果西藏成為一個被世界認可的獨立國家，就勢必要打開國門，與其它不同的國家、人民、宗教以及各種各樣的價值體係發生廣泛的聯係。這樣的後果必然導致西藏社會的世俗化和多元化，從而從根本上威脅到僧侶集團和宗教的生存。

這種孤立主義被今天的許多人視為喇嘛們對現代性的一種拒絕，這種對未來的認知思維是如此強大，使得所有那些在適當時機，使西藏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的努力都歸於失敗。他們認為隻要維持現狀，就能地久天長，所以寧肯對外部世界關上大門，在一種曖昧模糊的狀態中堅守自己的傳統，也不願把西藏的主權地位在法律上弄得稍微清晰一點。另外一個極為現實的問題：如果成為獨立的國家，隨之建立的國家行政管理職能和社會公共基礎設施，會使得整個西藏的管理成本高昂得無法承受（即便今天，中共也在為昂貴的“大一統”買單）。當時西藏各地宗政府的稅收，提供給寺院及僧侶集團使用的即占其年收入的50%-60%，如果國家管理成本提高，勢必影響喇嘛們的經濟利益，這顯然是喇嘛們不願看到的。

盡管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的最後一次流亡後，流亡者中的許多人對幾十年前錯過的機會感到後悔，但畢竟當時身處其間的喇嘛們肯定是沒有後悔的。1913年，在英國壓力下，中國、英國和西藏三方在印度舉行了關於西藏地位問題的西姆拉會議。該會議所產生的《西姆拉條約》，認定西藏名義上隸屬中國但有高度自治地位，因中國方麵拒絕簽字而未能生效。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在無可奈何中隻能接受此種結局，並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三十多年中，從未在此基礎上作過任何向前推進一步的努力。 西藏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的第一次機會和努力，就這樣虎頭蛇尾地結束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