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外婆在一起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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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留有一份孩童時代珍貴的記憶,我的記憶就是同外婆一起生活的日子。

外婆出生於20世紀初,從小生活在東海之濱,生活優裕,讀過私塾,深受傳統中國文化影響,能流利的背誦《大學》、《中庸》、《詩經》、《論語》、《孟子》等有關篇章,未受過新文化運動啟蒙思潮的影響。外婆纏過足,"三寸金蓮"的枷鎖把她緊緊栓在家庭小天地裏,跟著整個家庭的"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在時代的大潮中沉沉浮浮,沒有了自我。她一生從未為自己真正的活過,要麽被家庭親情所左右,要麽被社會的興衰交替所支配。那時的中國社會風雲際會,舊時代分崩離析並未帶來和平和安寧,外敵的入侵,破壞,殺戮更讓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每個人都被大時代的潮流裹挾著往前跑,像是滾滾洪流中的一粒碎石,身不由己四處漂泊,無處安生,直到這塊碎石擱淺於平坦的灘塗。外婆於1948年移居上海。

我出生的那年,外婆在上海已經生活了整整十年,在這段期間她經曆過多少人生變故,遇到過多少生離死別,我都是從與外婆朝夕相處中才逐漸的認識和了解。外公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政治係,國民黨高官,隨著蔣介石兵敗大陸,他也去了台灣,留下妻兒十餘人在上海。外婆沒走的原因有很多,形勢緊張,時間緊迫,家庭人口眾多,大舅舅病入膏肓等,這些看似都是原因,但又不全是,或許命該如此才是最好的解釋。大舅舅北京大學政治係畢業,參加過"一二·九"學生抗日救亡運動,後去日本留學,回國後,在抗日大後方工作,擔任國民黨陸軍炮兵學校政治教官,國防部史政局圖書館上校副館長,1948年底因肺結核晚期,辭去公職,在家養病。外婆並不忍心拋下病重的大舅舅和包括媽媽在內的5個正在求學的孩子遠走它鄉,命運之神就這樣把這麽大一家子人留在了大陸。1949年以後,家裏沒有了收入來源,外婆變賣家裏的貴重物品,出租多餘的房子以維持生計,甚至靠借貸勉強度日,直到孩子一個個外出求學,有了安定的工作,有了穩定的收入,外婆的生活境況才有了改觀。

我小的時候一直喜歡纏著外婆,喜歡聽她講故事,講過去我們家發生的事情,講我自己幼年的趣事。說到我的幼年,外婆總是含著微笑,低低的說:"有一天,我去醫院托兒所接你,你靜靜的坐在小板凳上,一聲不吭,當你見到外婆來了,頓時哭著站立了起來,這時我才發現你的褲子都已經濕透了,臭哄哄的。那天正下著大雨,我趕緊抱著你,護著你坐上28路公交車,一路小心翼翼,怕你淋雨,怕你著涼。回到家裏,外婆渾身上下沒有一處是幹的,真成了一隻‘落湯雞’"。說完後我們總是相視而笑,這是我小時候許多糗事的一樁,外婆經常把這事拿來數落我,她說的親切自然,我聽了有種甜絲絲的溫暖。外婆還講了許多童話故事給我聽,特別是《石門開》的童話連環小人書,外婆那帶著海門口音的:"石門開,石門開,勤勞好漢要進來。"的朗讀聲,聲聲入心,讓我永不忘懷。有時外婆會臉對著我,喃喃自語背些古詩"關關睢鳩,在河之州。窈窕素女,君子好求。""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我那時候年幼,根本不知道外婆在說些什麽,隻感覺外婆的聲音像是唱歌般的美妙動人。除了這些傳統的啓蒙教育之外,外婆還同我說了許多她家鄉的風情和趣事。當年她也是風風光光的出嫁,陪嫁有二千五百步田地(二百五十步為一畝),還有許許多多的陪嫁,吹吹打打,熱鬧非凡。後來大部分陪嫁都在抗日戰爭中丟個精光。說到日本鬼子,外婆顯得異常的義憤填膺。她說,日本人通常都占領大的鄉鎮,他們就往鄉下跑,有一天外婆聽到河麵上有機動船的馬達聲,便知道日本鬼子又來掃蕩了,便顧不得收拾細軟,帶著孩子馬上逃命。那次正逢端午節,日本鬼子把家裏的臘肉、雞、鴨、蛋等吃的東西都洗劫一空,留下了一個滿目瘡痍的記憶。但是細想一下,有什麽比保住命更重要呢?想到這些也就釋然了許多。

我在外婆的撫養和嗬護下漸漸地成長,但男孩子都有好動的天性,我好像有用不完的體力,孩子好動上海人稱之為"老皮額",而"皮"的結果隻有二個,一個是被人欺負還有就是欺負弱者,被人欺負不僅自己受皮肉之苦,還會讓外婆平添一種傷痛,她希望心愛的外甥能平平安安,幸福快樂。欺負弱者也會讓她擔驚受怕,寢食不安。在我讀小學的時候,欺負同學的事情可謂是司空見慣,有一次,我看見女同學穿了一條嶄新的褲子,就故意使拌,把她摔了一大跤。同學的父母拿著破了洞的褲子找上門來,外婆忙著對人賠禮道歉,又允諾織補好以後完好奉還。處理完這事之後還不能告訴父母,怕我被母親責罰,一切都是由外婆默默的擺平。有些事可以瞞著父母,但有的事情是無論如何都瞞不下去的。有一回,我和弟弟想打乒乓球,就把家裏的吃飯桌和寫字台拚成一張球桌。家裏的飯桌緊靠著壁爐,要把飯桌搬開,先要把桌子抬高半尺,我和弟弟二人膽大力小,剛把飯桌抬了起來,台麵上的玻璃卻滑落在地板上,摔的粉碎,這一次母親可不會輕易饒過我們。母親下班回家先是責罵,罵完後自然進入下一道程序,就是動手責罰。這個時候,外婆攔在我們兄弟倆麵前,為我們求情。這次媽媽雖然手下留了情,但還是堅持處罰一下我們,恰好過幾天學校組織全校師生去西郊公園春遊,母親堅決不讓我們去。同學出遊的那一天,小夥伴們個個興高采烈,列隊從我家窗前浩浩蕩蕩地走過。我爬在窗台前,看著一個個熟悉的身影,暗暗的掉淚,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外婆看到我傷心難過的樣子走了過來,撫模著我的頭,輕聲地說道:"外婆現在就帶你去外灘玩。"外婆想補嚐一下我的缺憾,但她哪裏知道,我最喜歡的還是和小夥伴們在一起。

父母親工作非常的忙,家裏的日常生活都是由外婆照顧,早上買菜,安排我們兄弟倆的早餐、午餐,還要準備一家人的晚餐。從早忙到晚,我以為外婆有用不完的力氣,也沒有去幫她一下,說一些貼己關心的話,一切都覺得理所當然。外婆把家裏的生活安排的井然有序,外婆告訴我,她燒菜的手藝還是到了上海之後,才慢慢開始學的,她家原來的廚師長富師傅燒的一手的好菜,特別是他紅燒鯽魚,家裏的大人和孩子都喜愛吃。雖然外婆說她家的廚師好,但是我覺得外婆的燒菜的手藝是最好的。吃午飯的時候,她總是笑咪咪的看著我們先吃,我們吃了一大半她才開始動筷,她總是說,她小時候什麽山珍海味都吃過,還說了一長串的菜名,像這些菜名可以吃似的。她在最困難的時候總是想到生活中的快樂時光,這是她悟出的人生道理。

外婆一家到上海後從猶太人手中買下了我們住的房子,這棟樓房有三層,共有10多間房間。剛開始的時候,外婆把底層的若幹房間租給外公的學生,成了"錢兆記運輸行"寫字間。全家人都住在二樓和三樓。大舅舅過世後,舅媽帶著表姐去了香港。之後,二姨媽、三姨媽、小舅舅、媽媽都外出讀書和工作,家裏空置的房間有好幾間,外婆把房間有的租給別人,有的給鄉下來上海討生活的同鄉暫住,其實所謂的暫住就是變相的久住,久住變成了想要霸占外婆更多的房間,因為隨著政治高壓的來臨,外婆完全處於無產階級的對立的一麵,社會已經沒有是非之分,人性中的醜陋也開始粉墨登場,有些同鄉更是有恃無恐,外婆也隻能忍氣吞聲,媽媽見狀隻能搬回來與外婆同住。外婆是個家庭主婦,沒有生活收入,但姨媽都會定期寄些零用錢給外婆。每當外婆收到匯款後,我經常能見到這些人來我家向外婆借錢。他們平時總是趾高氣揚的,一副翻身作主的樣子。當要借錢的時候,則換上另外一副麵孔。進屋來先跟外婆聊聊天,套個近乎,說些外婆家過去的風光往事,誇獎一下外婆的子女如何有出息,如何的孝順,說到最後都是張口借錢,她們的聲音壓的底底的,眼神帶著求助的目光,借錢的數目往往都不大,五塊,十快的,因為再多外婆也沒有這個能力。當我懂事後我問外婆,這些人平時專門欺負人,你為什麽還要借錢給他們?外婆告訴我,如果不借給他們,情況可能會變得更加糟,至少他們現在會礙於麵子,不會有更進一步的冒犯舉動。外婆說,他們借錢還是會還的,掉一下頭寸沒有什麽大不了的事情。這個世界還是好人多,像我們家過去的傭人小翠,在上海落腳之後,專門在你媽媽放學回家的路上等她,把自己掙的10塊錢給你媽轉交給我,她也知道我們在上海的處境困難,也算是個知恩圖報的人。外婆總是這樣對待他人,把什麽事情都往好處想。

外婆為我們的日常生活費心費力,還要曆經無盡的痛苦和思念,在她身上肩負著不堪重負的擔子。除了思念音信不通的外公之外,舅舅的境遇也讓她茶飯不思,一切痛苦都源自於她最心愛的男人。1956年,小舅舅考入了北京大學中文係新聞專業,1957年與林昭一起被打成右派,受到留校察看處分。北大畢業後被分配去了寧夏教書,其實是變相的發配邊疆。20多年的邊塞生活,曆經九死一生。外婆心心念念都是舅舅的安危,與舅舅寫信成了她唯一的精神寄托。外婆眼睛不好,有青光眼,白內障。每當接到舅舅的來信,她都力求盡早回信。冬天的上海特別的陰冷。外婆穿著深色的中式棉襖和棉褲,戴著黑色的絨線帽,生著凍瘡的右手緊握著筆,伏在桌上很吃力地寫信。她寫信的時候,我就坐在桌旁看。外婆寫的信字跡工整,每寫一個字都很認真。寫完了信之後,她的雙眼都泛著淡淡的淚光,眼眶裏也布著紅紅的血絲。有一次看到外婆收到舅舅寄來一大包裹,裏麵有一大袋寧夏產的枸杞子和一封家信。外婆看完信後告訴我:這東西吃了可以治療眼病,你舅舅要我天天吃。以後,我看到外婆煮飯,會等米飯快要熟的時候,拿一個精致的小碗,放一小把紅紅的枸杞子在碗裏,然後把小碗放在米飯上悶上一會兒。吃的時候,外婆總是要在我嘴裏喂上幾顆,喃喃地:"舅舅寄來的東西你也要吃,長大眼睛好好的,像你爸爸一樣做個出色的外科醫生。"看著她慈目善眉的麵容,咀嚼甜絲絲的枸杞,我的心同外婆一樣很開心。寄信的時候,我陪著外婆去提藍橋的郵局,總是爭著要把信投入郵筒,好像在這封信裏有我的一份努力,有我的一份祝福。外婆書寫的信和舅舅來信的字跡都是整整齊齊,從不了草,他們把寫信當作是一件神聖的事情來完成,因為字裏行間都沁著他們母子的心血和淚水。我當時看不懂信的內容,隻知道一張信紙會引人傷心,讓人掉淚。

文革中外婆的處境越來越凶險,憂傷經常掛滿外婆的臉上,有時候,她也會流露出一些喜悅的心情。特別是我們家和小姨家聚在一起,二個女兒,還有我們下一代圍著她,那是她難得的暢開心扉,開心快樂的時光,有時外婆還爭著下廚給我們大家做她拿手的香酥鴨,這是她最喜歡做的菜肴。每年的逢年過節,居委會都要組織慰問軍人家屬,二姨媽是現役軍人,醫學專家。居委會敲鑼打鼓地上門,送上關懷,送上贈品,外婆看著一大群人總是埋滿了笑容,這是她最揚眉吐氣的時候,像是在向左右鄰居展示自己光風的一麵,也像是告訴居委會來的人,她並不是一個可以隨心拿捏的人物。因為她晚上還要去街道上舉辦的學習班,接受思想改造。白天是革命軍人家屬,晩上是反革命家屬,世界上沒有比這更荒唐的事情。

有一次,外婆晚上很晚才回家,家裏人都早已睡下了。外婆躺在我旁邊長呼短歎,嗚嗚的抽泣著,雖然她強忍著盡力控製住自己,但夜闌人靜的時候,我還是被驚醒了。我問外婆怎麽了,她一把抱住我,眼淚滾入了我的臉龐,我伸出小手去擦她的眼睛,可是外婆的淚水像掘了堤似的。外婆告訴我,她晩上回來的時候,頭昏腦脹,兩眼昏黑,一不留神,腳下給一塊鐵板拌了一下,重重的摔在地上,她在路邊坐了好久,才一步步艱難的走回了家。外婆說胸口很痛,我把手從她臉上移開,趕緊撫摸外婆胸口,盡力想辦法緩解她所遭受的痛苦,深更半夜的,我們祖孫倆揉了哭,哭了又揉,度過了一個漫漫長夜。從此以後,每天晚上都由我陪著外婆去學習班。當時海門街道辦事處位於臨潼路長陽路的拐角處,外婆在裏麵接受改造,我站在屋外等她。長陽路是一條連貫東西的大路,路的二邊人行道上種著間隔有致的行道樹。夜霧漸濃,長陽路上來往車輛也稀少,昏暗的路燈有氣無力般的照在馬路上,人行道緊靠馬路一側有一長串斑駁的樹影,另外半邊則在濃濃的樹蔭下顯得漆黑一片,難怪外婆回家會在這裏給拌倒。街道辦事處對麵正對著提籃橋監獄的大門,二名站崗的兵士一動不動的站立著,他們的存在讓我感到少許的安心,但又多了份異樣的恐懼。夜深人靜,外婆這才拖著沉重的身子走出門外,她的臉上掛滿了憂鬱。在路上,我的小手緊緊的拽著外婆,生怕她有什麽閃失。我們祖孫倆就這樣默默地回家,什麽話都沒說,外婆說的我根本不懂,我也不會像女孩那樣說些關心貼己的話,讓外婆寬寬心。外婆裹著小腳走的很慢,我能做她一根"拐杖",心裏很是高興,因為我確信有我在外婆就不會再輕易摔倒。長時期的學習班並未讓外婆的境遇有所改善,居委會決定要把她遣送去陝西農村,一個體弱多病的老人去了大西北無疑是死路一條。媽媽急的沒辦法隻能打電報給二姨媽,二姨媽馬上從北京趕來上海,經過幾番交涉,總算有驚無險,平安過關。

七十年代,外婆的境遇有了很大的改善,舅舅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1976年又帶著舅媽回滬探親,外婆整整有二十個年頭沒有見到心愛的兒子。舅舅舅媽的假期雖然短暫,卻讓外婆如沐春風般的快樂,逢人就會絮絮叨叨的說個不停,她積鬱太久,或許說出來是最好的應對方式。沒過多久,二姨媽把外婆接到北京,住在釣魚台的部隊大院,門口有衛兵把守,大院裏的人見到她總客客氣氣,尊敬有加,那裏是另一番不同的天地。外婆回來後常對我這樣描述在北京的生活。八十年代,舅舅一家離開寧夏調回了南方報社工作,外婆也搬去同舅舅住在一起,不久我也出了國,我再也沒有能見到我最心愛的外婆。

龍應台在《大江大海》一書中寫道:"我,以身為‘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龍應台把她自己定位在內戰撕殺,骨肉殘殺的競爭之中。但是千千萬萬像我外婆那代中國女性,她們不懂政治,她們痛恨戰爭,她們並沒有選擇的權利,隻是出於人的本能盡力去逃生,盡力地保護自己孩子,但是結局往往令人心碎,多多少少的不幸的人都被無情填埋在曆史的溝壑之中。外婆的一生不但要曆經男權社會帶來的壓迫,也要麵對社會動蕩所強加在頭上種種磨難,生逢亂世,曆經滄桑,劫後餘生這些詞語都不能完整表達外婆的人生磨難。伊壁鳩魯哲學認為,身體無痛苦和靈魂無紛擾乃是快樂的前提。但在戰亂頻生,社會失序的年代裏,有多少人能做到身心無痛苦,靈魂無紛擾呢?又有多少人有快樂的人生呢?

半個多世紀前,與外婆在一起的往事還曆曆在目,而我對外婆的無盡思念"唯是春風秋月知"。

 

藍山清風 發表評論於
回複 '悉尼美景' 的評論 : 是的,我們都有一份對祖輩的至愛,深埋在心底。
悉尼美景 發表評論於
看此文時讓我淚奔想起了我至愛的外公外婆。外公的公司被公私合營了,逍遙的外公天天早上帶我去靜安公園,總是給我買上一束棉花糖。外婆的綠豆湯永遠是我心裏的美味。
hz82000 發表評論於
不容易
Skhmc 發表評論於
爸媽視我為路人,外婆待我如親生,永世感恩。。。
Norstar 發表評論於
感動。謝謝分享。
梔子花開2020 發表評論於
我也是外婆帶大的,外婆的話題總是能讓人觸摸到內心深處最柔軟的那一部分。
barberry 發表評論於
外孫,非外甥
陽響 發表評論於
好文!想念我的外婆了。我自己從小就是外婆帶大的,住外婆家的時間比住自己家的時間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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