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是選擇故事之七: 清點財富時,你把身體健康計算在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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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是選擇故事之七:

清點財富時,你把身體健康計算在內嗎?

一個智慧的人應該真正明白,健康是人生的最大幸運和福份!

 ——希波克拉底,西方醫學之父,古希臘哲學家460-377BC

無係之舟

     2004 年歲末,在社區的慈善捐款會上,我才算真正認識了鄰居莫妮卡,從平時的點頭之交成了要好的朋友。多年來,她一直用業餘時間為當地患白血病的兒童征集捐款。每到歲末年初,她一定會組織各類活動,其中之一是讓海灣這幾條街的人們變賣家中不用的東西,並且希望參加的人無論賣多少,要捐出至少把所得的20%給她所服務的基金會。她對我講,事實上,幾乎所有的人都捐了所有賣得的錢,她很感動並驚訝於大家的慷慨。搞活動時,這個小地方就象過節一樣歡樂,每座房子前都堆滿了東西,大到家具、小到孩子的舊玩具、書、衣服、餐具、櫥具……應有盡有。其實,除了看廣告來的遠一點的外區的人外,本區的人感到好像就是大家交換一些有用的東西一樣有趣。賣剩下的東西,莫妮卡會組織有關公司或其他慈善機構來拉走,清理,清潔,分給需要它們的人們——一個一舉多得的活動,每家借此清理了不用的東西給需要的人,又為慈善活動籌集了善款。

     在這次街賣前,我們自願幫忙的人一起喝咖啡吃點心。她和我居然同時發現,隻有我和她在那麽多糕點中隻選擇了羊角麵包,而且沒有再塗奶油或果醬。她興致勃勃地跑過來開玩笑地問我,我是從何時開始這樣吃她的法國早餐的?我愣了一下,不知怎麽回答,先笑了,接著說:“你問了一個超難的問題,可能是我第一次在歐洲見到這兩樣東西,憑東方人擅長的直覺,很自然就感到羊角麵包和咖啡放在一起味道會很棒。可惜的是,不是在你們法國發現這一點,而是在德國,我後來才知道,從原始的‘發明權’看,這是你們法國人的吃法。”說完我笑了。她很高興,對我說,我們既然有相同的味覺,就肯定有共同之處。我說,至少會有一部分。我們都笑了,旁邊的人也都笑了。和她的緣分,就像以前文章“衣食住行I:人生是交響樂,也是現代鄉村歌曲”中寫的老朋友喬治老人一樣,似乎也是從吃開始的。

     莫妮卡是法裔美國人。法國人遷居歐洲其他國家的人不多,到北美洲的人更少,就是有,他們一般也選擇加拿大的法語區,或舊時的法屬殖民地,因此我一直很好奇為何她選擇定居在美國西北角一個相對偏辟的小半島上。她仿佛能預讀我的心理,那天之後第一次約我喝咖啡時,就很高興地講了她自己到美國來的過程。在她看來,一切似乎很簡單,她和丈夫沃爾夫在美國蜜月旅行後愛上了這個小半島,就在這裏買了現在的房子,移民到這裏,在這裏建立了家庭。他們的一兒一女,用她自己的話說,是典型的美國孩子,都在大學之後就徹底放單飛了,但很懂事,常來電話,回家過聖誕節和感恩節,不吃那麽多快餐,自己給自己每天做一次飯。可以看出她對孩子很滿意。28 年前,她和德國工程師丈夫沃爾夫結婚後,一起到加拿大和美國西部旅行,他們買了一輛小型的房車,在加拿大哥倫比亞區、華盛頓、俄勒岡、加利福尼亞、科羅拉多、亞利桑那等地旅行了三個月。沃爾夫喜歡地質、工程,又是業餘攝影愛好者,莫妮卡是護士,很喜歡繪畫和攝影,對色彩和是選擇室內裝飾格外喜歡。在美國的西部,他們都找到了用她的話形容是自己的靈魂。她開玩笑地問我,你聽說過沒有,在歐洲,德國人和法國人是天生不和的,人們稱德國是歐洲的頭腦,說法國是歐洲的心髒,你看看大腦和心髒不和,太危險了!我和沃爾夫做朋友的時候,我的女朋友就認真警告過我,可我們倆真是幸運的例外!我們簡直是靈魂相會,沒有誰比他更適合我了!一個中年婦女還能這樣來形容丈夫,真是不容易,她性格寬和,心胸廣闊,是一個身心都很健康的人!

     後來,我們的話題除了婦女通常的衣食住行,還有很多有關醫療、健康、營養。我們都是在成年後來到另一個國家,又都是來自古老的民族,很自然會帶著移民的“目光”,雖然友善,但也犀利。美國的醫療製度是我們談論最多和批評最多的,其次是美國的飲食工業化,這些都是最令人無奈的話題。我們隻是慶幸我們都是有醫療保險的人,也很自覺地盡量避免飲食“美國化”。她是護士,對此可能更有最直接的發言權,她喜歡美國在醫療技術上不保守,敢於接受新事物,而且有非常嚴格的程序,但也看到太多人有健康問題。她告訴我,這是她為什麽提早從護士工作上退下來,從事地區健康管理的原因,她希望人們能重視預防疾病,重視健康,少受痛苦。

     雖然莫妮卡是法國的現代醫學護理專業畢業,但也許因為她自己的天性,她對歐洲的草藥情有獨鍾,並很快就接受了我對她講的係統營養保養/ 療法概念,而且實踐得很認真、很有創意。她無論是在工作,還是在業餘時間,隻要有機會,就會告訴人們要把健康當成財富來清點,這是她成年以後的一貫做法。莫妮卡認為自己能對身體和健康有如此的領悟,一半是由於天生的悟性,一半是由於她的母親和外祖母。她的外祖母是一個鄉村醫生,而母親二戰中在英倫三島為反法西斯從事後方醫療服務,還在著名的諾曼底戰役中做過戰地護士。她說,她們都是把人的生命高高舉起的人,那是不同的歲月,特別是戰爭狀態。而我要做的是讓人們把自己的生命和健康高高舉起,放在心上,而不是隻把房屋、汽車看成財富,卻忘了最根本的財富——身體健康。每年,要檢查自己的身體,要看自己的變化,在吃上要有意識地做精細投資,而不能天天吃最便宜的生產線半成品,吃快餐。她還計劃用最直接的方式教人們做簡單但美味健康的家庭餐。她有一係列的想法和計劃,要把健康的方方麵麵一點一點地耐心告訴人們。她說,確實很難抵禦食品的商業化,因為商業化的食品是那麽迎合人性的弱點,求快,求方便,求舒適,但人們不知道,這導致的是緩慢的身體摧殘,設計這些食品的人是不吃這些食品的,甚至推銷這些食品的人一般也不會吃這些食品的。她說,她的目的就是要人們認識到這些事實,期待一部分人能醒來,總會有的,或早或遲。說到這些,她眼中也掠過一絲陰雲,淡淡的,但是明顯的。“和人性中的弱點較量,我們有多大的機會?”她是問我,更是問她自己,其實,是在鼓勵我,更是鼓勵她自己。我說,美國是個自由的社會,是更明顯的魚龍混雜,而且所有東西都基本是赤裸裸擺在一起,關鍵是每個人自己的眼光,我們啟發人們科學地珍惜健康,這是一條漫長的路,但總有越來越多的人會明白過來,或遲或早!

     雖然很多人都能像莫妮卡那樣,把“把健康當成財富來清點”的概念當成“聖經”來傳播,但能明確地把健康作為財富的最重要部分來清點的,還是少有的。

     林達就是這麽一個可愛的東南亞女士。她矮矮小小,勻勻稱稱,沒有一般中年東南亞婦女的那種蓬鬆和發福,也沒有一般東南亞婦女的濃妝習慣,而是結實得象個鐵蛋,很緊湊,讓我一下想到化學結構中的分子最佳排列,也即大自然的最小體積原理。和她熟悉後,有一次我們一起打羽毛球,中間休息時,我對她講了她給我的第一印象,她哈哈大笑了很久,然後說,看來你的確是學自然科學的,我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這樣來形容自己身體的,但是我喜歡你這種描述。我說,這是大自然恩賜的秩序,世間動植物都應這麽有序緊密排列,太快或太慢的堆積都要出問題。你看,工業生產線上養雞場的雞、人工養殖的魚等,為在短時間內達到商業化所需求的重量,就被不恰當地填鴨式喂食,那麽其體內細胞特定的代謝生產線必然是超負荷運轉,而不可能正確吸收和排列,最後出來的產品也是實質上的“半廢品”,人們長期食用這些“半廢品”食品。日積月累,結果可想而知。說到這裏,我猛然發覺,我又是職業病了,自己很投入,但可能會把一個沒有一點化學概念的人講糊塗。我說,對不起,我可能把你說糊塗了。她卻表示很高興,而且並非全是出於禮貌,而是真想了解自己的身體。她對我說,生命是上天對我的恩賜,是我的第一財富,我會愛惜和清點,就象管理我的賬戶,要讓它收支平衡,我知道得越多,就會把它們保護得越好。

     我很感動於她的認真,也很驚訝她能說出這番哲理!其實,她看似一個鐵蛋,卻是一個淑女,舞蹈音樂繪畫都有所熏陶。林達來自印尼爪哇島的一個商人之家,是悉尼一所私立音樂學院1982 年的畢業生。她母親是從福建漂洋過海嫁給她父親的,父親家在當地是顯赫一族,母親成了大家族中的小媳婦。隨著父親的早逝,母親離開了這個家,用私房錢創業,含辛茹苦地養大她和兩個哥哥。母親又格外心疼最小的林達,希望把一切能給的都給她,培養她跳舞,繪畫,彈鋼琴,送她到悉尼讀音樂專業,總之,一個母親對女兒能做的都做得盡善盡美,最後,在一個隆重的天主教婚禮上,把林達親自交到了一個自認為最可靠、能給女兒一生幸福的女婿手裏,還為她置辦了一份豐厚的嫁妝,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這也許是一些東方家庭揮之不去的習慣,父母給了兒女所有他們能給予的,但偏偏不知道,也從不問兒女喜歡什麽,更沒有讓他們自己親自在社會中行走,去品嚐一下社會與家庭不同的滋味,因此,兒女一般要經曆一個誰也代替不了的全新的摸索和磨練過程。

     林達剛剛離開母親的羽翼不到兩年,在她事先根本沒有任何覺察的情況下,他的丈夫和她的女朋友一起“不翼而飛”,雖然那時她已27 歲,但仍然是個母親的乖乖小嬌女,這樣的突變當然是晴天霹靂!她無法接受這個打擊,絕食,自殘,她那時剛剛取得駕駛執照不久,還不很會開車,就成天昏頭昏腦地在繁忙的悉尼大橋上行駛,想在車禍中死去。最後,還是偉大的母親挽救了她。在越洋電話費是天價的1980 年代,電話的另一端傳來了堅定但又充滿母性的聲音:“那個男人不再愛你了,也許他根本就沒愛過你,是我看錯了人,我非常對不起你。但就算天下所有的人都有負於你,隻要你愛自己,一切都是有希望的,這條命是屬於你自己的,要不要是你的決定,但你要慎重,要對的起自己,對嗎?”林達從來沒有聽過母親這樣的話,但也因此冷靜了一點點,自己到底是不想離開這個世界的,隻有自己珍愛自己了。道理上的明白並不等於感情就平靜了,但人畢竟是有理性的動物,道理起了一定的鎮靜劑作用。她回到母親身邊安靜了半年後,又回到了自己家。她知道,她需要要慢慢地真正找回自我,找回生活。是的,最重要的是隻要明白找什麽,就一定能找到。她首先找到了一個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東西,那就是對自己生命的珍愛!

     她重新按自己的心願調整了家內的一切,讓自己有一個舒適、寬鬆的環境。鋼琴於她雖然不像對音樂家那般是靈魂的一部分,愛之深切,但她的基本功是專業的,加上從小到大在教會做鋼琴伴奏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她繼續以教鋼琴為業。她是一個認真負責、善良仔細的鋼琴老師,深受學生和家長的尊重和歡迎。她的學生中,很多人都通過了8 級考試。很多時候,她會以自己為例,勸告一些並不那麽愛鋼琴和天賦不那麽高的孩子的家長,順從孩子的愛好才是孩子心理健康的最好選擇。

     生活上,按母親的建議,她從基本功起學做飯,業餘讀了廚藝,努力少吃快餐和大排檔,參加一些俱樂部和教會活動,恢複了打球跳舞。她說,這是她對身心健康投資的一部分。正因為她有對自己健康財富的清點和管理意識,在我們認識後不久,她很快接受營養療法作為解決健康問題的先導,順利地解決了也許是由那場突變導致的甲狀腺功能紊亂的臨床醫療困惑,並學會了如何在更年期臨近時調理自己。用她的話講,就是隻要隨時調理健康中的問題,一切都能順利平緩地渡過。有了身體的健康,精神的健康就有了最好的基礎,林達的經曆是適用於每一個人的,我很相信哈佛大學的校訓之一:人的精神健康水準和生理健康的水準是成正比的。林達的身心健康的相互促進,她的健康財富觀念,都是健康話題上對人們的很好啟示。

     在我熟悉的朋友中,能明確清點自己的健康財富,對退休後的生活作了與一些老人不同安排的是一對美籍日裔老夫婦米茨和瓊。說起來,由於曆史的原因,說是偏見也好,作為二戰後長大的一代人,我對於日本人總感到隔閡。盡管我們有共同的美國朋友,我仍本能地和這對和我父母親同年的日本夫婦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保持了距離,沒有願望去交往,更沒有願望去做朋友。他們對我也有點日本人一般具有的矜持,但有時也像對他們的兒女一樣,會叫我去吃飯。後來,我逐步才知道,在那場在我看來也許可說是人類曆史上為數不多的正義戰勝邪惡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米茨是美國軍隊派往歐洲的日本士兵組成的軍團中的戰鬥英雄,獲得過銀質獎章,在歐洲的所有二戰勝利年慶中都是重要的貴賓。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美國在歐亞兩邊都相繼卷進了二戰,很多在美的日本僑民財產被沒收,米茨和瓊的父母都被關進了為他們特設的集中營。瓊回憶她1942 年上高中時,怕同學提到父母,不願到集中營去看父母,常常是走上那條路就哭而轉身。這麽多年過去了,她說到這段經曆,還會忍不住流眼淚,他們夫婦都是美日交戰的受害者。也許是經曆了戰爭的災難,政治的顛簸,他們對生命倍加愛惜。日本人特有的精細生活方式,讓他們把生活計劃得異常周到。米茨靠種花養花賣花為生,為很多中小型企業提供室內的鮮花裝飾,而瓊開的一間小小的日本風格的賀卡禮物商店,就像她本人一樣小巧、精致,布置得一絲不亂。這家小店鋪吸引了日本僑民,也吸引了不少1980年代以後逐漸對日本文化感興趣的美國人。他們告訴我,因為他們服務到家,生意一直是穩穩的。

     在一戰後出生的這一代人中,在健康問題上他們真算是開拓者,能有意識又慷慨地把凡有利於健康的要素都規劃在內。從65歲起,他們相繼賣掉了生意,房子換成了最小的,家具換成了最簡單的,僅僅保持了一個能活動的簡單院落,車子也換成了最小的,從而把每個月能靈活支配的開銷預算增加了$500(他們還仔細地把這個預算算到100歲,PS:他們也活過了100歲!),專門用於兩個人的有質量的營養保健品和其他健康需要。他們對營養素的篤信源自米茨55歲時候的一場罕見的被判了“死刑”的藥物過敏。當時,日本的一個醫生用調配的綜合草藥和營養素救了米茨。當他們最初對講我這個過程時,一方麵,我怕他們是把一時一事的成功當成了一個普遍真理,另一方麵,我又非常好奇地想知道,在那個年代,是什麽營養素能起到這種控製住嚴重的藥物反應的作用。他們沒有滿足我專業上的好奇心告訴我是哪些東西挽救了米茨,但我還是了解到,在米茨的那次生命危機後,瓊從社區大學及不少協會的講課中學了不少營養知識,而且從他們的整體生活來看,他們的這種篤信並非盲目的輕信,更沒有以偏蓋全。他們對身體的各方麵進行了學習,特別是在瓊對營養素作了專門學習後,他們開始不斷尋找一種更符合自身規律、更順勢的對付疾病和不適的方法。雖然米茨是戰鬥英雄,醫療費100% 由政府提供,但他們使用的營養素沒有納入醫療保險的範疇,是他們從工資中自己付的款,他們始終認為,比起金錢,自己的身體更重要,如果能用各種營養素保持健康,就不用藥物,身體是自己的財產,是在自己的財政計劃之內的,應有規劃地保護。

     把健康作為財富的一部分清點,像米茨夫婦用這種方法來清晰計算健康開銷的人的確見得不多,米茨夫婦還把這個“習慣”傳給了他們的六個孩子。讓他們把自然健康需求預算在日常開支內,而不能等待政府對象營養療法這類醫療的覺醒和製定有效的政策,更不能期待政府在短期內能象支付醫療保險一樣支付人們的防患於未然的健康需求。也許至少是由於年齡的智慧,米茨和瓊都很明白,政府處理問題的速度總是遠遠遲緩於有頭腦的民眾,更不用說遲緩於科學家的思維和科學的發展,隻有自己才能更好地保護自己。

     的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預算,也不是人人都有米茨夫婦這充裕的自由來安排保健,而值得深思的是他們對自己生命的愛護,就像以上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樣,在生活預算中都體現了對生命的價值的足夠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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